疫病社会史研究: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

说起中国的瘟疫史,恐怕就是具有相当历史修养的人,也会感到茫然.在传统的史学视野中,瘟疫这样似乎无关历史发展规律宏旨且本身又不具规律性的内容,不过为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至多也只是历史上一段段尚值得回味的插曲而已.     

菑疠与历史：秦汉大瘟疫与人的博弈

正2020年初,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由武汉蔓及全国各地,短期内确诊感染者达数万人,让原本的庚子春节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疫情促使我们从疾疫史的视野回视历史上人类与灾疫的关系。刘滴川的《大瘟疫:病毒、毁灭和帝国的抗争》(天地出版社,2019年3月)全方位展示了秦汉瘟疫文化故事和历史真相的另类文明史,揭示了瘟疫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与深刻意义。瘟疫离我们并不遥远。"瘟疫"不是代称或统称某类或某些疾病,而是泛指由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和病毒所引起的传染病,而且只有其造成一定范围内连续性的死亡病例,并引发     

《瘟疫与人》与威廉·麦克尼尔的全球史观

美国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是公认的全球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代表作《西方的兴起》中,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各文明、文化间的交流和相互作用,其另一部作品——《瘟疫与人》,则是从瘟疫、传染病的角度,探讨在人类历史上的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主要从《瘟疫与人》一书,揭示出对历史学界的启发,并探究在医学社会史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更全面、深入地理解麦克尼尔的全球史观。     

论抗战时期成都的防疫行政与地方实践

抗战时期,成都瘟疫频发,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给城市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在抗战的＂实际语境＂中,成都市政当局初步构建了一个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主的现代防疫行政,有效地防止了瘟疫的传播,稳定了大后方,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的渗透。同时,因历史局限,成都防疫行政的不健全,影响了防疫效果,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思考。     

瘟疫史研究的科学、区域与观念视角——以明末鼠疫为例

正人类历史一直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是自然变化的一部分,"自然性"是人类历史的特征之一。在这之中,作为自然环境影响人类历史的表现之一,瘟疫长期而巨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具体进程。与灾荒相比,瘟疫不仅同样对于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在古代时期,由于医疗技术不发达,医疗救助体系不健全,政府对于瘟疫的救治,远逊于对灾荒的救助,在很大程度上,民众只能仓皇、无助地面对着瘟疫。瘟疫史研究不仅是了解中国古代医疗技术的重要路径,而且对于揭示中国古代思想观     

川渝石窟摩崖题刻中的古代瘟疫资料辑考

川渝石窟唐宋时期的造像题记、经变题记、传记碑、诫誓碑等四类摩崖题刻中保存有一批与古代瘟疫有关的材料.这些材料涉及到瘟疫的流行过程、病亡尸身处理、寺院在瘟疫防治中的作用等若干方面,是佛教文化遗产中蕴藏的瘟疫史研究的宝贵资料.透过这些资料,不仅可以大致勾勒出川渝地区唐宋时期瘟疫与佛教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也为今天更好地防控流行病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历史借鉴.     

中国传统瘟疫叙事中的灾疫文化初探

瘟疫作为灾害的一种,向来与人类相伴而行,中国也不例外。①在长期应对瘟疫的历史中,中国社会不仅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留下了众多记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的日渐开展,这些记录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②不过,现有的研究大多将其作为反映瘟疫相关信息的史料而加以利用,还很少有研究从文本分析和知识生产的角度,利用这些记录来探究瘟疫叙事及其展现的灾疫文化。     

古代埃及瘟疫的传播和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古代埃及,瘟疫广泛存在且种类较多。尼罗河既是古代埃及人的主要水源也是其交通命脉,因此也成为瘟疫的主要传播途径。一方面,囿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古代埃及人往往把瘟疫的发生理解为神明的惩罚,因此通常通过向瘟疫之神献祭并念动咒语的方式来驱逐瘟疫对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埃及人也能理性地面对瘟疫的发生,并积极运用医学知识治疗瘟疫,采取措施有效地阻止瘟疫的蔓延。瘟疫的传播不仅对古代埃及社会产生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埃及与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同时,瘟疫的传播也是埃及与古代近东地区密切交往的结果。     

西方学者视野中的黑死病

近年来,由于受到瘟疫流行的影响,国内学界开始注重对历史上发生的瘟疫进行探讨,为历史研究寻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在探讨西欧发生的瘟疫时,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1348年发生的黑死病以及继后的几次黑死病上。①以黑死病作为瘟疫研究的对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历史上没有任何瘟疫像它那样对欧洲影响至深,引起人们那么多的猜测和争论。关于欧洲黑死病的探讨在国内学界刚刚起步,但是西方学界对黑死病一直在进行深入的研究。那场黑死病已经过去了600多年,关于它的论著至今仍不断出现,新的观点和争论也层出不穷。学者通过大量的研究和争…     

研究视角与史料--"查士丁尼瘟疫"研究

历史研究者的立场和观察问题的角度常常决定其对史料的选取、考证、解读和运用,进而影响其对历史问题作出的判断。6世纪拜占廷作家普罗柯比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史料长期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注意,相关研究的结论也大不相同。究其原因在于,过去人们大多以为“人力”胜于“天力”,关注的重点在当时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推行的内外政策上,而没有注意到这些史料记述的历史事件的重要性。目前,“查士丁尼瘟疫”作为地中海世界第一次“黑死病”的史实基本上无人质疑。但是,由于学者们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不同,这次瘟疫造成的严重后果似乎还没有引起史学界应有的注意。     

中国传统疫病应对成效探略

<正>在科技昌明、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横扫全球,顿令世界一片慌乱,不仅给整个世界的生命财产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害,而且也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如此严重的疫情,自然会引起人们对历史上瘟疫的关注,而现代科技和医学并未能如人们原本冀望的那样比较快速地在抗击疫情中取得全面性的胜利,则又往往会促使人们将目光投向历史上的疫病应对,希望能从中发现对付瘟疫的灵感。故自疫情发生以来,各种报刊刊发了大量关于探究历史上瘟疫及其应对,以及历     

从考古学观察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

读到先知书店策划的一篇美文《瘟疫:人类的敌人,历史的推手》,文中认为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有三个方面:地理环境、新技术、思想观念。从考古学角度是否也可以观察到这三个方面呢?第一是“地理环境”。布罗代尔在《文明史》中说“讨论历史,就是讨论空间、土地、气候、动植物等地理环境是如何被人们所利用”。     

东三省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1920～1921)述论

<正>有史以来瘟疫便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梦魇般挥之不去。"当疫病在战时或平时成为决定历史关键因子时,"[1]人类社会历史往往被西方学者描绘成一部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无论如何,瘟疫曾深刻地     

社群主义与公共健康伦理——评喻文德博士《公共健康伦理研究》

正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人类历史上最早有详细记载的传染性疾病是发生在公元前430年古希腊的一场瘟疫。那场瘟疫从亚洲传来,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害死了雅典三分之一的人口,其中包括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此后的黑死病、天花病、麻风病等同样让人闻风丧胆,带来的灾难令人不堪回首。至今传染性疾病仍在全球死亡病因中的居于首位。2003年的SARS危机引起了     

从地方志看四川应对疫灾的机制

历史上的瘟疫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本文涉及的历史时期（280～1949年），由于自然灾害频仍，人口迁移，医疗卫生事业匠乏，四川瘟疫呈现出越来越频繁的态势。本文依据四川大学馆藏187种方志及相关史料，综合考察历史时期四川瘟疫的特点，探讨各界做出的种种对策，认为总体而言四川没有摆脱传统防疫体制的藩篱。     

徐畅《战争·灾荒·瘟疫——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地区历史管窥》简评

近读徐畅所著《战争·灾荒·瘟疫——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地区历史管窥》①(以下简称"《战争·灾荒·瘟疫》"),窃以为是一部难得的佳作.目前,抗日战争研究,不论是国家支持,还是史学界的关注程度,都是空前的,亦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向总体研究深、专题研究细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在一些方面也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如史料方面民众的"失声"、研究方法上比较分析的"缺乏",都应该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战争·灾荒·瘟疫》一书运用新史观、新视角和新材料,不仅突出民众的认知与声音,还以比较方式阐述问题,将关注重点放在既往学界忽视、论述不够的问题上,在整体勾勒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历史的同时,更加细致地探讨了当地战争、灾荒与瘟疫下民众的生态.     

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发生的大规模瘟疫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随战争的结束而渐趋平息。它是清代江南地区爆发的波及范围仅次于嘉道之际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致使数百万人罹难。瘟疫的种类包括霍乱、疟疾、痢疾、天花、类霍乱,并可能存在伤寒和百日咳等。战争是这次瘟疫大规模爆发流行最关键的原因,同时,瘟疫也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     

史书动态

正《佛在敦煌》内容简介《佛在敦煌》为段文杰先生关于敦煌佛教艺术的学术随笔集,典雅文存第七号作品。内容关于敦煌壁画和雕塑艺术的发展历史。在梳理艺术发展历史的同时,对佛教发展的历史也一并梳理。书中选配的32幅段文杰先生敦煌壁画的临本,向我们展示,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也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     

试论罗马帝国时期的瘟疫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

历史上曾爆发过多次大瘟疫,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马帝国时期,文献记载了五次瘟疫,大批的人死去,社会上产生空前的恐怖和慌乱。与此同时,上帝治病的神力、教徒救治病患的行为和基督教义给人们以安慰和希望。于是,刚刚诞生的基督教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进而成为一种世界性力量。     

论1889-1892年瘟疫大流行与伊朗社会抗议运动

1889—1892年伊朗恺加王朝统治后期暴发了一次全国性的传染病疫情。这次疫情表现出输入型与本土型多种烈性疫病相互交替、叠加暴发的特点,造成了极高的感染率和病亡率。此次疫情全国性大流行是伊朗对外商贸及人员往来密切、恺加王朝治疫举措成效不显著、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及其生存环境恶劣、对瘟疫缺乏科学认知等多重因素的结果。疫情期间伊朗国内还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这并非是历史的巧合,伊朗民族主义者将殖民者和宗教少数派污名为瘟疫传播者,进而为其发动抗议运动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在抗议运动中不仅神职人员和世俗知识分子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得到空前提高,而且伊朗社会也形成了反对恺加王朝和外国殖民势力的民族觉醒氛围,从而为1906年宪政革命的爆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