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经学历史悠久,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末废科举为止历经两千多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又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今文经古文经交相辉映,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曰:"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在随后的历朝历代,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不论其如何被表述,理论基础始终是汉代经学。     

略论汉代经学的发展阶段与内在理数

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于核心地位,汉代则是经学发展的极盛时期。在汉代,经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而汉代经学出现上述阶段性特征的原因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性需求,儒家社会理想与学术理想的矛盾以及儒经的语言文字特点等。今、古文经最后合流,也是由其自身的内在理数决定的。     

汉代今古文经之争与声训在经学史上的影响

汉代今古文经之争是经学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此过程中,声训作为一种重要的训诂手段开始出现,并且在经学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汉代人的所谓声训尤其是今文经家之声训,其意往往并不仅仅在于对文字音义关系的探求,也是为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以阐发经文之微言大义为要务,是他们用来阐述其哲学观点政治学说及价值取向的手段。因此声训的出现对经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略谈雷依群教授《西汉长安经学研究》的学术成就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解读儒家经典及其思想的经学便成为汉代最显赫的学问。经过古今学人的潜心探索,汉代经学研究蔚为大观,多有硕果问世。近年来,随着新史学的崛起,人们对区域社会和文化的关注不断升温,日趋活跃的区域研究为汉代经学课题的拓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在这种研究潮流的推动下,雷依群教授新著《西汉长安经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问世,开启了两汉经学研究的新局面。     

简论经与经学的意义

经典承载着古人的生存与生活智慧,蕴含着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价值诉求。经之为经的意义即在于教人立身行事。而经之成为"学"是汉代以后的事。因为经学的产生,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得以传承不绝。     

简论两汉经学的发展演变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经学发展的繁盛时期。关于汉代经学的讨论史学界相关著述繁多,前辈学者不断将经学研究推向深入。但是两汉历史跨度四百余年,两汉今古文经经历了产生、发展、斗争、融合的不同阶段。传统的历史时代的分期已经不能满足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研究。本文简要分析了汉代经学发展演变的五个历史阶段。逐阶段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发展,演变进行论述。以期揭示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帮助人们了解汉代经学演变斗争的过程和本质。     

读孙筱著《两汉经学与社会》

近几年来 ,对汉代经学的研究似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接连出版了几部内容和题目相同或相近的专著。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 ,就是孙筱新近推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研究项目成果———《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 0 2年 1 0月版 )。孙筱曾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林甘泉研究员和李祖德研究员 ,早在攻读研究生时就对汉代极力倡导的“孝”和“孝道”作过缜密的研究 ,并在《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有关论文。此后十余年间 ,他始终关注这一课题 ,并把研究范围从“孝”和“孝道”扩大到两汉经学 ,在潜心思考和反复修改后 ,终于完成了这部…     

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

章太炎的经学立场经历了从“援今入古、以古统今”到“专宗古文”的演变,而《馗书》的修订正是其经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期。孔子为“良史”说的宣示,从孔子、左丘明、司马谈及迁父子到刘歆之学一脉相承的“历史之学”的新谱系的建构,“六艺皆史”论的发轫,意味着章太炎独立的新古文经学的奠基。其前后变迁呈现出“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的清晰轨迹。这与章氏跨越“纪孔、保皇二关”的政治反思、“民族主义”的学理建构、“中国通史”的编撰所体现出来的“经学的史学化”的努力等因素息息相关。     

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

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高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后来的经学、文学、史学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直到清末余波未尽。经今古文学争论的实质何在？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历史上说法不同，唯清末廖平在他的经学六变中谈论的最多，影响最广，以至...     

论西汉时的"子学没落,儒学独尊"问题

诸子思想的没落,并非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致。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并非是罢黜诸子百家全部。汉代独尊的是“六艺”经学而不是儒学思想。“经学”的崇尚．不只是在教育的仕进制度上取代了诸子思想的地位,在学术思想文化发展上更是诸子思想消沉的主因。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     

汉代经学论难考述

两汉时期的经学论难十分盛行,尤其是在东汉光武、明帝、章帝三朝风气最盛。这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皇帝对此的重视和推动,另一方面,汉代实行的＂设科射策＂无疑也是经学论难盛行的重要原因。经学论难对汉代经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体现在经说的繁复、家派的分立与通学的出现三个方面。     

经与史：宋代《左传》学研究的二重路径

从学术史来看,经与史是宋代《左传》学研究最重要的二重路径。在宋代经学疑经思潮背景下,学者们对《左传》作者的身份及形成时代提出了怀疑;对杜注为代表的解《左传》之“例”,特别是其中的“从赴告”说之牵强提出批评;对《左传》中不符合义理之处进行批评与改造。经学上的怀疑与批评降低了《左传》的经学地位,从而使其史学特性受到重视,一些学者把《左传》当作史书来看待,肯定其作为编年体的典范对宋代编年体史书编纂产生的重要影响;对《左传》进行史学改编,促进了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重视《左传》蕴含的史料价值,据此对春秋历史发展大势以及制度沿革作出考察。宋代经学上对《左传》学旧说的怀疑与批评,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伴随着《左传》经学地位的“降格”,其史学价值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掘。     

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

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对经学史、经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他批评汉代经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不惜造伪,在推崇宋代疑经辨伪的同时也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顾颉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学史的演变,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其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中的种种流弊与缺失,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     

《九经要义》考略

《九经要义》是魏了翁的重要经学著作。本文对其撰著时间及体例内容进行考辨,《九经要义》撰于魏了翁谪居靖州前期,著者对九经注疏删繁举要,加以次序,在删减去取之间彰显其独特的经学见解和思想。     

经学与汉代的选官制度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刘汉皇朝选官制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察举、征辟、博士弟子课试及茂才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其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或出于儒家经典,或本于经学之旨,体现了对儒家经学的特别重视和对治经儒者的特殊关照。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使刘汉皇朝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用人标准,拓宽选官范围,扩大统治基础,从而造就了一个名士云集、人才辈出的政治局面。这既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又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还有利于经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同时,以儒家经学为指导思想的汉代选官制度的推出,标志着我国文官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后来科举取士的基础     

评张涛著《经学与汉代社会》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张涛教授的学术专著———《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 2 0 0 1年 12月版 ) ,是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综观全书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优长。其一 ,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 ,多视角、多层次、全方位展示了汉代经学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两汉时期 ,经学定于一尊 ,备受崇尚 ,且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密切联系 ,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内容和主要线索。因此 ,后人往往以经学概括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特色 ,把经学看作是汉代的时代思潮及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有鉴于此 ,《…     

汉以前的“春秋决狱”研究简

学界一般认为,“春秋决狱”开始于汉代,董仲舒是始作俑者.本文在深入研究后,提出这一现象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对此作了细致论证.在此基础上,文章指出董仲舒并不是“春秋决狱”的第一人.     

汉代经学与文学中的音乐之美

音乐是汉代文化的重要构成,汉代经学与文学对此均有讨论与表现,二者传递的审美理想并不相同。经学视阈下的音乐之美：以德为本质与归趋;表达欢乐平和之情。汉代文学中的音乐之关,表现为：重视娱耳目乐心意之用;情感悲凄,曲调婉转、急促;乐器以丝竹类为主。     

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

从先秦经秦汉到曹魏,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阶段。随着令的编集和完善,律由原可不断增减的开放性体系,变成大致固定和封闭的体系。《魏律》是秦汉法典体系演变成果的集中体现;此后的《晋律》直至《唐律》,不过是对《魏律》的继承和修补。《法经》是一部法学著作,而不是一部法典;盗、贼、囚、捕、杂、具,是法学意义上的分类。所谓“汉律九章”,是在《法经》分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类,同时也是泛指汉律篇章之多,而非实指汉律只有九个篇章。从律、令的制定和文本演变的过程,以及律令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令”是对“律”的补充、修正和说明。这是汉代律、令关系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