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曾想武力收回澳门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曾计划收复澳门,然而因种种原因,该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宋子文的报告1944年10月27日,蒋介石指令外交部研究收回澳门事项。11月4日,外交部长宋子文组织研讨澳门问题,向国府中央递     

1945:国民政府与收回澳门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抗战后期及战后初期,南京国民政府曾就收回澳门问题加以研究,广东地方当局并一度对葡占澳门采取封锁行动,民间也出现了要求收回澳门的呼声,一时间,关于澳门问题的中外交涉颇溅起了几朵浪花,但最终当时的中国未能收回澳门,这一过程令人扼腕,更耐人寻味。     

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

中苏复交之所以一再蹉跎,既有国民政府在形势判断和内外政策上的错误等主观原因,也有当时内外环境本身的困难尤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两重性等客观原因,同日本的破坏则并无多大关系。在对苏复交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始终对“复交”与“联苏”严加区别,而最终促使它决定无条件复交的根本原因,不在联苏制日,而在阻止苏联亲日疏华及承认“满洲国”。就整体而言,如同对苏联当局的举措不应全盘肯定一样,对中国当局所作的应对也不可一概否定;在批判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的顽固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它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所具有的积极性。     

20世纪40年代中国与琉球问题

开罗会议期间,由于蒋介石对美国有所顾虑而表示愿意与美国共管琉球,这成为日后解决琉球问题的基调。日本投降后,虽然国内主流舆论要求收回琉球,但托管琉球已经成为国民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在直接收回琉球无望的形势下,国民政府曾有过具体应对措施,寄希望于琉球革命同志会,外宣托管,内实收复,才是蒋介石在琉球问题上的真正策略。但是,由于缺少外交经验和大国实力,以及自身败退台湾等原因,对琉球的政策最终未能实现。     

傅秉常致伍朝枢函一组（1927年5月20日～5月31日）

本组史料为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傅秉常致外交部部长伍朝枢信函,共9件。内容涉及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外交部官制、人事及对“宁案”的处理等,有一定史料价值,特公布于后。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拟《澳门问题》

１９４３年,国民党政府当局在英美等国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之后,曾有收回澳门之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亦为此拟就本文,表达了这种意向,但因当时国力懦弱,加之其他众所周知的原因,收回港澳之议均成泡影。今天,当澳门回归祖国之际,重温此文,我们更可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强中国之真理。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澳门问题的和平解决

一、新中国没有忘记收回澳门主权1949年中国人民赶走了在华侵略势力,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独立的主权地位,庄严宣告: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谈判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收回澳门主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澳门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新中国完全有能力随时收回澳门。至于新政权为何没有立即收回澳门,是因为党中央衡量大局后作的决定。周恩来总理在综合衡量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后,对港澳订下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不急于收回港澳,保持两个中立的港口,防止美国的全面封锁,避免对苏联的过分依赖1。1950年6月,朝鲜战…     

马万祺:濠江精禽赤子心

澳门回归,举世瞩目.有一位耄耋老人功不可没.他15岁商海泛舟,22岁就来到澳门打拚,是半个世纪澳门沧桑的见证人;在“关闸事件”、“12·3惨案”等事关祖国尊严与澳门同胞权益的紧急关头,他与一代“华人澳督”毅然挺身而出斗顽敌;在澳门回归的重大问题上,他又长袖善舞、呕心沥血参与了全过程……他就是马万祺先生.     

蒋介石、史迪威矛盾中的宋子文

抗战期间,中美两国成了并肩作战的盟友。但由于历史、化、传统、价值观、制度和实力等方面的差异,中美之间的合作充满着摩擦与冲突。蒋介石、史迪威矛盾便是这些摩擦与冲突的反映。蒋史矛盾自初发到终结,历时两载半,最终以史迪威被召回国得以解决。宋子则以蒋介石驻美“私人代表”兼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双重身份,自始至终介入了这一矛盾的全过程。正是他,成功地同美国方面接洽,使史迪威很快被派赴中国;也是他,每当蒋史矛盾激化时,都旗帜鲜明地站到蒋介石一边,出谋划策,迫使美方让步,并最终促成史迪威离华,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

193 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上海银行公会一度公开主张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 ,实行宁粤之间的和解 ,并对诸如罢市这样的激进举措持消极态度。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 ,银行公会在敦促宁粤会议双方尽快息争御侮的同时 ,开始对南京当局的统治表示出相当的不满。在蒋介石下野后出现的停付公债库券本息风潮期间 ,上海银行公会发起了声势巨大的抵制运动 ,迫使孙科当局收回成议。 1 93 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后 ,形成蒋汪合作的格局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内债展本减息方案 ,上海银行公会基本上持合作的态度。此外 ,在支持淞沪抗战、维持上海金融市场乃至国内金融业的稳定 ,适时发起成立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等问题上 ,上海银行公会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国民政府外交部

国民政府外交部位于南京中山北路32号,现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所在地。 国民政府外交部成立于1927年5月。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外交部隶属于行政院。其主要职能是办理国际交涉,管理国外华侨及居留在中国外侨的一切事务,同时还管理驻外     

困中求变：1940年代国民政府围绕琉球问题的论争与实践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表示愿意与美国共管琉球,此一表态成为日后解决琉球问题的基调。日本投降后,国内舆论及国民政府围绕琉球问题展开讨论,虽然主流舆论要求收回琉球,但托管琉球已经成为国民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在直接收回琉球无望的情形下,国民政府曾有过具体的应对措施,寄希望于琉球革命同志会,并制定5点计划,而不是简单的不作为;外宣托管,内实收复,才是蒋介石在琉球问题上的真正策略。困中求变的琉球政策,终因国民政府的自身不保而未能实现。     

国际联欢社

国际联欢社社址坐落在南京中山北路259号(原671号),现为南京饭店。国际联欢社,隶属于国民政府外交部,是一个以各国驻华外交使团成员为主,并有中国外交界人士参加的旨在联络国际人士感情的团体。它成立于1929年,最初活动场所设在三牌楼将军庙。后来由于参加人数增多,原址不敷使用,该社社员、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兼总领事裴克(Peck)倡议另择新址重建一处活动场所。为此,他除了向社员筹集资金和向外国商人募捐外,又请求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与合资兴建。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为了控制国际联欢社的财产权和兼管权,遂指派外交部以“不使国库…     

居澳葡人“双重效忠”说平议

澳门议事会接受中葡二元化领导,更多地倾向接受中国政府的领导,长期奉行双重效忠原则的观点有违历史事实。澳门议事会是未经中国官方同意、擅自在租赁于中国的土地上组织的政府,它与唐宋时期的蕃坊从形式到实质都有区别;它并非“自发”建立,而是适应了葡萄牙政府扩大在华权益的需要。明清政府在澳门享有主权并掌握着治权,但这种“享有”和“掌握”一直遭到澳葡当局的侵蚀;他们始终致力于侵夺中国的主权,组建军队、为葡萄牙国王征税等,这些都无法表明澳门议事会奉行的是“双重效忠”的原则,实际效忠的是葡萄牙政府     

民国时期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斗争与中国政府的态度

从明代开始,葡萄牙就以租居者的身份在中国澳门半岛南部一带居住贸易。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强占澳门,并同清政府签订《和好通商条约》,攫取了澳门的永居权和管理权。此后,葡萄牙不断违反条约规定,侵占澳门原租居地以外的中国领土,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收回澳门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开始为收回澳门而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民国时期,收回澳门的斗争更加深入,出现了几次全国性的高潮。在斗争中,人民表现出收回澳门的坚强决心和勇往直前的精神。政府虽然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收回澳门,但首先关心的是如何维持其统治,而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尽管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中也有人积极主张收回澳门,但决策者总以时机尚未成熟把它搁置起来。人民收回澳门的愿望没有实现     

蒋介石与战前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

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问题,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蒋介石对货币发行、币制改革等重大财经问题的基本态度,揭示了他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的深层矛盾。四省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量曾受到多方面限制,蒋介石通过推动成立中国农民银行,使其运营范围和纸币发行规模不断扩大。1935年法币改革期间,蒋介石、孔祥熙、徐继庄围绕该行是否有资格发行法币等问题反复博弈。此后,蒋介石出于军政需要,不仅同意农行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而且一再允许该行增发纸币。然而,为顺利筹组"中央准备银行"以破解财政困局,蒋介石最终决定悉数收回中国农民银行的发行准备金,而国民政府权力架构的调整则是促使蒋介石与该行关系发生改变的关键。     

论18世纪中叶澳门城市功能的转型

16世纪中叶以降 ,澳门成为东亚极重要和繁盛的国际商贸港。但好景有限 ,从 17世纪中叶开始 ,由于葡萄牙国势的低落和新起殖民国家的挑战 ,澳门进入了漫长的衰落期 ,这种局面更由于葡萄牙有关当局实行排斥其他西人进入澳门的自闭政策而愈发严峻 ,到18世纪中叶 ,澳门经济已呈难乎为继的窘况。在清政府闭关政策的反作用下 ,葡澳当局采行外人入澳合法化的措置 ,由此带来澳门城市功能由葡萄牙贸易港向所有来华西人居留消费地的转型 ,澳门社会经济赖此得以复振 ,进而奠定“东方蒙特卡洛”的城市雏形。     

英国与战时中国西北假道运输之交涉

滇缅路中断后,为打通新的国际运输通道,国民政府从1942年年初起尝试开辟假道苏联中亚的西北运输通道,并与苏联、英国和美国这三个相关国家分别进行了交涉。相较于苏、美的冷漠、消极,英国政府在假道运输一事上表现最为积极。其不但在协调确定运输线路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还在假道运输线路途经的英属印度以及英治伊朗均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此外,英国外交当局亦积极协调苏、美两国政府,为推动苏、美落实假道运输方案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英国之所以对此假道运输计划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主要原因除了作为盟国应尽义务之外,也有通过对华释放善意,借机寻求改善当时日渐紧张的对华关系的考虑。然而,限于自身实力以及对美、苏两国的影响力,英国政府的努力并未获得应有的效果。国民政府打通西北陆路国际交通线的计划最终夭折。     

中国国民政府与琉球问题

20世纪40年代,中国国民政府曾一度面临解决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的有利时机。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内部分歧重重,以及二战后最高当局忙于内战,没有能够在该问题上达成任何政府共识,最终丧失了解决琉球问题的法理权。而且,伴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加剧以及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后败退台湾,琉球问题被美国所操纵而成为美、日冲绳问题,从而给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留下深深的历史遗憾。     

1947—1948年有关九龙城事件的中英交涉史料

1947年底至1948年初,由于香港当局单方面强行拆迁尚有争议的九龙城中国民房,致使该城中国居民与港方警察发生较大冲突,结果中国居民多人受伤,两名居民代表竞遭逮捕,这就是曾一度引起轩然大波的“九龙城事件”。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外交部曾就此事与英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然终无结果。本组史料选自当时中国外交部与驻英大使馆之间关于九龙城事件对英交涉来往电文,从中可以了解此事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