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的毒品政策与蒙疆烟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由向中国输入鸦片逐步发展到在中国占领区大量种植鸦片,1936年前后蒙疆地区被强迫大面积种植罂粟。1939年到1945年,日军和伪政权通过调整鸦片政策,实行清查制、“大鸦片政策”,致使蒙疆地区鸦片烟毒极度泛滥。日本侵略者利用毒品这把双刃剑,在把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大烟鬼”、亡国奴的过程中,不断膨胀着长期占领中国、奴役中华民族的狂妄野心。一方面制造着荼毒生灵的罪恶渊薮,一方面满足着侵略者掠夺占领的强盗欲望。日伪在蒙疆推行的毒品政策,是蒙疆烟毒的祸根,是日军在精神上侵华、彻底灭亡中华民族“国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颁布的主要禁烟法令评析

鸦片吸食方式的转变,使鸦片逐渐由药品变为毒品性的奢侈品,鸦片吸食者越来越多,鸦片烟毒泛滥越来越广,最终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为遏制鸦片走私,消除毒品危害,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颁布了诸多禁烟法令。禁烟法令经历了从疏漏到严密的转变,特别是嘉庆、道光时期,立法之严密,达到了前所为所的程度。但禁烟法令的成效却不是很明显,鸦片烟毒依然在中国猖獗泛滥。     

抗战时期日军对山西的毒化侵略

实行鸦片政策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一项基本国策,而非其军政机关在华的偶发性事件。日军侵入山西之后,除准许公开贩卖和吸食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外,还强迫沦陷区人民大量种植鸦片,广大人民身心所遭受烟毒之折磨绝不亚于战争的直接侵害,其社会危害程度和对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亦绝不亚于战争的直接破坏。显然,鸦片是日本进行政治、经济与军事侵略的重要工具。     

简评《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

毒品问题在近代中国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险恶手段之一.<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是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宏斌教授继<禁毒史鉴>、<近代中国价值尺度与鸦片问题>之后,研究近代中国毒品问题的又一力作,于2005年9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蒋介石禁烟内幕

民国初年,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国内政局日趋动乱,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开始形成。诸多军阀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无不将鸦片视为其军饷的主要来源,“于是包庇贩运,抽收烟税,明目张胆行之,甚而至于强迫人民种烟”。因而清末曾一度禁绝的鸦片流毒又重新泛滥。据国联调查报告,１９２４年中国鸦片产量已达１．５万吨,７倍于世界其他各国总和。中国鸦片毒品重新泛滥,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维护政府的形象,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挂起禁烟拒毒的招牌,以缓和国内外舆论的攻击,而实际上蒋介石…     

日本鸦片侵华政策述论

继英国之后,日本推行鸦片侵华政策。由日本政府操纵的鸦片专卖和它纵容的毒品走私,导致中国境内烟毒长期泛滥。在推销鸦片等毒品的过程中,日本还从中国获得了充裕的鸦片税收。本文拟对日本推行的鸦片侵华政策问题加以探讨。     

从文献资料看近代云南的毒品与反毒品斗争

近代以来,云南一直是鸦片泛滥的重灾区。据史料记载,清季道光年间,云南“广种罂粟,熬烟者日多,贩烟者日繁,吸烟者遂日众,是此等浇风,惟该省为甚”。①人民国后,由于政府在鸦片问题上时禁时弛,导致鸦片始终未能根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云南已成为毒品与反毒品斗争的前沿阵地。     

鼓楼医院书信:后大屠杀时期的南京

威尔逊(Robert O.Wilson,中文名韦如柏)是金陵大学附属医院(即南京鼓楼医院)美籍外科医生。南京大屠杀期间,他留在医院,救治了许多遭受日军暴行的难民。在此期间,他以日记的形式致信家人,记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及金陵大学附属医院对难民的救治情形。威尔逊1938年3月6日的日记(节录)曾发表于美国《读者文摘》1938年10月号上,《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收录了该日记的部分内容,而未全文收录。海伦·丹尼尔斯(Helen·Daniels)是金陵大学附属医院美籍院长霍顿·丹尼尔斯(J·Horton·Daniels,中文名谈和敦)的夫人。她于1938年11月回到南京后,经常以日记的形式致信家人,其中1938年11月4日、11月9日和11月15日三天的日记,记述了她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及亲身感受。信中还揭露了南京大屠杀后日军仍对平民施暴,以及南京城内鸦片毒品泛滥、市民生活困苦等社会现状,同时对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师魏特琳在南京开办实验学校救助难民表示高度赞赏。上述信件收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伯克(Burke)图书馆特藏室霍顿·丹尼尔斯与海伦·丹尼尔斯的私人档案中。     

沦陷时期天津烟毒问题探析

天津沦陷期间日本侵略者有计划地推行鸦片毒化活动,通过操纵伪天津禁烟分局、土药业分会等机构,颁布一系列禁毒法规,统制鸦片的生产、贩售、吸食各环节,放纵对毒品的走私制贩,结果使天津地区烟毒愈加泛滥,成为远东闻名的"海洛因制造中心地"。该时期天津烟毒问题颇具代表性,由此尽可呈现日本毒化罪行与中国受害之惨烈情形,深刻揭示日本侵华战争之罪责。     

抗日根据地禁毒立法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对中国肆行毒化政策,造成沦陷区毒品严重泛滥,也致使抗日根据地毒品问题日趋严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政府,为了粉碎日军的毒化阴谋,肃清根据地内的毒品犯罪,相继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禁毒法规。这些禁毒法规比较完整、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禁毒政策,内容涉及禁种、禁贩、禁售、禁吸等方面。抗日根据地禁毒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禁毒政策在根据地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根据地内的各种毒品犯罪活动;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健康水平,从人力物力上支援了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