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

江青与陈伯达是从延安开始认识的。那时,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江青涉及政治工作较少,她主要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所以,江、陈之间没有矛盾。据陈伯达说,江青曾两次向他表示想离开毛泽东,一次在延安,一次是解放初期在北京的西山。     

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师哲生前所撰《我所知道的陈伯达》一文,系首次发表。作者以长期在中共领袖身边工作的亲历亲见,记述了陈伯达在延安的表现,毛泽东对陈的态度及使用,以及建国初期陈随毛泽东访苏时的一些活动。通过具体事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陈伯达自私虚伪、投机取巧、争功盗名的面目,可谓入木三分。陈最后沦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亦是历史的必然。     

秦城内外的陈伯达

正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的"前三十年",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中关押了大量与高层政治斗争有关的人物,除了党政要员本身,他们的秘书也随之进入秦城,成为一类特别的住户,仅毛泽东和江青的秘书,就包括李锐、师哲、陈伯达、阎长贵等人。陈伯达无疑是其中最特别和复杂的一位。他是货真价实的"秘书族",为人也"灰溜溜的",自称"小老百姓",却又位列政治局常委,属于政治斗争的主角;他的政治面目一直游移不定,是     

陈伯达是如何进入和淡出毛泽东视野的(上)

正从1939年春天到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召开,陈伯达因与林彪集团串通一气,在会上发难,坚持设"国家主席"和贩卖"天才"论,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被隔离审查为止,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长达31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和帮助下,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古文知识和对现实政治的灵敏嗅觉,他撰写了一系列很有分量的政论文章,为他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和政治地位,他成了红极一时的中共"理论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正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决定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进行审判。下面一组图片,再现了这一次世纪大审判的庄严和神圣。     

傅崇碧“文革”轶事

“文革”初期,傅崇碧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林彪、江青对他采取拉拢策略,但傅崇碧却对林彪、江青的一些做法非常看不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采取各种形式,机智地与林、江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失时机地向毛主席检举江青一伙的劣迹。 有天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傅崇碧。 毛泽东对傅崇碧说:“我叫你来是想了解一下北京的情况,你要讲真话。” 傅崇碧说:“主席呀,现在陈毅的老婆也被他们抓去游街了,还挂着大枷。胡耀邦的腿跪烂了,王胡子(王震)的家也被砸了。还有的老干部坐‘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     

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

1970年8－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集团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制造了妄图分裂党的严重事态。毛泽东对陈伯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挫败了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如此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并不是偶然的。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与林彪在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内，围绕着“接班人”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军队领导权问题、国家主席问题、个人崇拜问题等等，产生了一系列分歧，矛盾日益激化。本文以九大筹备期间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以毛泽东和林彪对有关的重大事件的态度和处理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比较…     

“文化大革命”中肖华蒙难的来龙去脉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反党乱军、夺取军权阴谋的需要,把矛头指向全军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最高指挥部——总政治部及其领导层。1967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向肖力(即毛泽东和江青之女李讷——笔者注)等人发出了"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号令,由此总政治部各级领导干     

我们所知道的陈伯达与江青

参加者: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时间:2012年4月19日"文革"初期,江青对陈伯达还比较尊重,陈伯达也吹捧江青李宇锋(以下简称:李):保春老师、文耀老师,我们已经和很多工作人员谈过关于江青的事,你们作为陈伯达的秘书,也近距离地接触过江青,想听听你们谈谈你们所知道的陈伯达和江青的关系,以及你们个人对江青的印象。     

“文革”初期的“路线斗争”

一本《红楼梦》,产生了"红学"。文革浩劫,前后十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那么,是否应该设一门"文革学"呢?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别有用心地在全国范围内     

刚直不阿的阎红彦

1967年1月8日,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迫害致死。     

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口述者：王保春：1930年生,1946年6月参军,1947年3月入党,1951年到中宣部机要室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王文耀：1934年生,1951年到中宣部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参加者：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时间：2012年4月19日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李宇锋（以下简称李）：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呢？王文耀（以下简称耀）：陈1966年国庆节后出院,从这以后,他在中央文革小组说话就不怎么算数了。陈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隶属于中央的一个具体工作机构,怎么一下子权力弄得这么大呀!所以他当时就找人起草文件,说文革小组的有些事情必须请示主席和中央。     

九大前后的林彪

林彪从1967年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到1971年9月殒命于异国荒漠，短短几年，由一呼百应，到猝然去势，变故之快，落差之大，让人错愕不已。其间隐藏着什么内幕？毛泽东与林彪是怎样由亲密合作走向彻底决裂的？林彪与江青究竞是怎样的关系？     

“两案”审判的新闻报道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新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篡党篡国、祸国殃民的重大刑事案,在北京正义路1号特设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开庭之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两案“审判的台前幕后

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２０年前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林彪、江青集团是危害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大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狼狈为奸,相互勾结,凭借窃取的权力和地位,干了数不胜数、骇人听闻的坏事,对他们进行审判是全国人民的心愿。１９７９年８月,中央召开“两案”审理的第一次会议,明确指出林、江反革命集团犯的不是党的路线错误,而是触犯了《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按照法律,依法审判。成立由彭真主持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 对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国际上有各种看法,有…     

所谓整理江青“黑材料”始末

1968年3月24日晚,林彪在人民大会堂驻京军队师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宣布杨成武的“罪状”时说:“表面上他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就搞江青同志过去的……”林彪这句话才讲了一半,江青就像触了电似的,立即打断林彪的讲话,对着话筒大声说:“还要早呢,在去年春天就搞了!” 林彪顿时大吃一惊,思路被打乱,不知说什么好,于是顺着江青说的话,随意编造说:“噢,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 林彪讲的所谓搞江青的“黑材料”,究竟是怎么一回…     

毛泽东的“三大秘书”

1956年,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了毛泽东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江青为     

同恩来在“文革”中是怎样批极左的

林彪、陈伯达垮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个人了。周恩来仍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江腾蛟受审记

江腾蛟,身经百战,38岁时被授予少将军衔,系当时最年轻的将军。然而在文革中,时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的他,却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代号“歼七”。1980年12月江腾蛟受到法庭的审判,他承认了自己在文革中所犯下的为江青充当打手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家、参与林彪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等罪行。《江腾蛟受审记》—文对此进行了披露。     

黄炎培秘书尚丁是如何洗去“军统特务”嫌疑的

与王文正老人相识是为写《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一书。土义正当年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审判的全过程。采访中我还了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