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1910年西北行记——《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史料价值

2007、2008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中、澳学者共同整理的澳火利亚悉尼米歇尔图书馆莫理循文库的部分资料,即莫理循著、中国青年史学家、翻译家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窦坤博十翻译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莫理循文／图、窦坤博士和澳大利业国立大学《东业历史》学术期刊资深编辑海伦女士整理翻译的《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两书记述的是1910年莫理循的西北行（《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还包括莫理循1894年的西南行）,但前者主要是文字记述,     

莫理循与王府井大街

中国与澳大利亚,一个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古国,一个是只有二百年历史的年轻国家。然而,两国间的交往却由来已久。其中,乔治·莫理循(1862-1920)是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开拓者之一,人们称他是“最了解中国的澳洲人”。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被称为“莫理循大街”。时至今日,西方的汉学界仍有不少人沿用这一名称。莫理循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20岁时曾独自一人由北向南步行穿越澳洲大陆。在遍游世界各地之后,莫理循于1893年底来到中国。第二年初,他从上海沿长江而上,经过中国的西南地区,跨…     

莫理循致蔡廷干佚函一封

我馆所藏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中有一封莫理循1915年3月13日致蔡廷干密函译件,内容为提议禁止中国新闻界抨击“二十一条”。袁世凯阅后批示封交内务部饬京师警察厅办理。这封信在澳大利亚学者骆惠敏所编《莫理循书信集》一书中未予收入,现抄录如下。     

莫理循与袁世凯

莫理循(G·E·Morrison)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自1897年2月起作为《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辛亥革命后作为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在中国活动了约二十年光景。这二十年中,正值甲午战后中国政治社会进入空前动荡和急遽变化的时期,列强对华的侵略活动,它们在中国和远东的角逐,也迅速加剧。活跃于中国政治中心的莫理循,是一个富有政治头脑,忠于英帝国主义利益,又善于刺取情报,活动能力很强,以致被他的上司誉为“具有最佳英国殖民者的特征”的人。     

行进中的“新农村建设”思想及其时代特色

<正>"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20世纪之初当清末"新政"开始时,一个外国记者莫理循就真心地为之喝彩:"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沈嘉蔚编撰,窦坤等译:《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对于今天的世界和世人而言,那已经是很遥远的历史记忆了。     

论莫理循在推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莫理循自始至终为中国参战不遗余力地奔走呐喊.莫氏通过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向西方列强传递有关中国参战的各种信息、游说日本政界高层人物等多种途径,对中国参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历史证明参战对中国利大于弊,莫氏的这一行为应该得到肯定.     

百元债券一百十年纪——兼与张小杰先生再商榷

正2006年是孙中山先生印行百元面值的中国革命政府债券一百周年,笔者曾在《中国钱币》上发表《百元债券百年纪》一文以志纪念,同时对张小杰先生在《中华革命军第一票》一文中的观点进行了商榷。十年来,笔者对该百元债券的研究一直在继续,曾先后撰写了《也谈中华革命军"第一票"》、《从莫理循旧藏英法文百元债券墨书加盖票谈起》、《孙中山先生发行的中国革命政府债券及其加盖票新考》、《一张盖有同盟会印章的英法文"中国革命政府债券"——兼谈     

清末边疆新政的另类视角——以外籍人士眼中的新疆新政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清末外籍人士鲍戈亚夫连斯基、布鲁斯、马达汉、日野强、莫理循等人在新疆任职或游历时,留存了一批著作、游记、考察报告书和图片集,可弥补现行史料之不足。这些身处历史现场的观察者,记录了数位新疆要员对中央新政决策的态度、不同时段的新政进展情况及实际成效,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清末新疆新政的原生态面相,与后世研究者建构的新疆新政图景颇有不同。作为观察者,他们对新疆新政各有态度,相较初期鲍戈亚夫连斯基、布鲁斯的保守态度,马达汉、日野强及莫理循等人对日俄战后新疆地方当局推行新政都寄予厚望。     

一座私人的亚洲图书馆——“莫理循文库”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32岁的英属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吉隆市出生的莫理循(Morrison,George Ernost)从澳大利亚来到他视为神秘国度的中国上海.次年受聘担任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此后他花了近3年时间去了缅甸仰光、泰国曼谷,又顺道去了中国云南昆明;接着又长途跋涉到了东北三省,进行了长时间的旅行采访和各类资料的搜集.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起他便常驻北京,从此一住就是15年,这期间他不遗余力地搜集西文资料、图书,累计各类书籍2.4万余册,110种刊物和报表,1000多种各类地图、画册和原始照片.由于莫氏20年之良苦用心,搜集了中国为主包括东南亚诸国浩繁的欧文古今图书文献,终于建立了彪炳史册     

他们影响了张謇

<正>张謇（1853—1926）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头顶有诸多光环：清末状元、立宪派领袖、民国“产婆”和民初政府重要成员等。同时,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他兴办一系列实业和事业,创造了十多个耀眼全国的第一,把家乡南通打造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如果把张謇富有传奇的一生“复盘”,不难发现,其身后有这样一群人,在张謇人生的起点、节点和拐点处,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只有一个老婆的皇帝

<正>说起中国的皇帝,人们总会联想到皇帝的老婆多。而在中国的几百位皇帝中,还真有只娶了一个老婆的皇帝,他就是明孝宗——朱祐樘。《中国皇帝全书》第2694页记载:"张皇后,都督同知张峦的女儿,成化二十三年     

给林彪拍照的特别经历

张友林是著名的军事摄影家,在他半个多世纪的摄影生涯中,先后给十大元帅和数百名高级将领拍照,其中一百多幅照片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张友林也曾多次给林彪拍照。     

给林彪拍照的特别经历

张友林是著名的军事摄影家,在他半个多世纪的摄影生涯中,先后给十大元帅和数百名高级将领拍照,其中一百多幅照片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张友林也曾多次给林彪拍照。     

张謇慈善事业的社会意义与时代价值

<正>张謇作为杰出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他一生致力于实业、教育和慈善事业,开辟出多条他人未走之路。张謇兴实业有起落,然办教育、行慈善影响巨大。他将慈善事业看作是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理想之重要补充,“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时,惟赖慈善”。^[1]张謇用其毕生精力倾心慈善事业,是慈善事业的忠实践行者。中国历史上行善之事、之人、之论,可追溯者众多,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兼具慈善理念、慈善留存、慈善影响于一身者,张謇当属第一人。本文重点就张謇慈善护佑事业、慈善救助事业、慈善公益事业的社会意义与时代价值作实践与理论上的探讨。     

论1843年卫斯理循道案联合教会的建立

1843年建立的卫斯理循道宗联合教会是从美国循道宗教派中分离出来的废奴社团。循道宗教会内部的废奴主义者因激烈的反奴隶制言辞和行动被官方教会所排斥,官方教会经常阻止他们的活动或禁止其公开出版著作,迫使教会内的废奴主义者从作为内战前美国新教的第一大教派美国循道宗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立的教会。本文从卫斯理循道宗联合教会分离的原因、过程和影响三方面来分析。卫斯理循道宗联合教会的建立是美国循道宗内废奴主义者抗议循道宗主教制教会与美国奴隶制体系和解的产物。该社团也树立了一面美国循道宗坚定的反奴隶制旗帜。     

珍藏在法国的中国影像档案

<正>在法国上塞纳省有一座非常独特的花园,园中有法国园、英国园、日本园等各具特色的分园,在这里能够看到不同地域的风情,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这座花园内建有一座阿尔伯特·肯恩博物馆,此馆珍藏了全球50多个国家7万多张黑白或彩色照片和时长约120小时的电影短片,这些影像档案拍摄的时间在1909年至1934年之间。馆中涉及中国的影像档案有1800张黑白或彩色照片,     

《周易·节卦》中的安全思想

为了解决当前各种安全问题,以《周易·节卦》为蓝本,通过甘节之吉、甘节之道、甘节之方,突出循时而动,循道而节,将合道之节落实为具体的礼数制度,以此为当前中国社会各项"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思路,同时也为人类永恒的"安全"话题提供有益的资源。     

相互了解无止境──中法文化交流史片段

相互了解无止境──中法文化交流史片段张芝联法国了解中国要比中国了解法国早得多。早在１３世纪中叶,法王圣路易就向蒙古派遣过两个使团。前一个使团由圣马罗（ＳａｉｎｔＭａｌｏ）的方济各会修士安德烈·隆如莫（ＡｎｄｒｅＬｏｎｇｊｕｍｅａｕ）率领,后一个以弗朗...     

唐长安城坊宅第正误一则

<正> 《唐两京城坊考》卷三修政坊,“按文安县主墓志作循政里,循、修双声,古通用。”所以徐松置文安县主宅于修政坊。今核《文安县主墓志》文安县主实“卒于长安颁政里之第”,徐松误颁为循,当是未见原碑,传本有讹。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初版时间及定名原因考

金毓黻先生精熟于东北史、辽宋金史、中国史学史,乃20世纪卓有成就的史家之一,所著《中国史学史》一书颇为学界所推重,后世学人对此书的撰述过程、史学价值、学术思想等问题,已多有论述。①然而,关于此书的初版时间、署名变化及最终定名之由来等问题,则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笔者认为,《中国史学史》一书的初版时间应为1941年,而非1944年;《中国史学史》在最终定名之前,有《史学考》、《史学考略》、《史学史稿》等名,而最终定名为《中国史学史》,则是"循西人之通称"的缘故使然。下文将略陈刍荛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