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清水江清白文书存在原因及评析

清水江"清白"文书是指清至民国贵州清水江地区少数民族记录其依照习惯及"村寨"法解决纠纷的文书材料;这些文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清时苗疆地区在中央政府之下,各少数民族村寨沿用习惯法自力解决纠纷,维护村寨安宁和谐的历史事实。然而在国家权力之下,习惯法何以为生?习惯法与国家法间的互动关系及作用如何?习惯法存在的原因即是对国家法的补充、限制和延续。     

清水江林业契约文书中“股”之形式及其特征

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林业生产契约中,有大量关于"股"的文书,可见"股"在当时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概念,这成为理解清水江流域林业生产的关键词之一。目前关于清水江"股"的研究文章,大多是从林地产权性质出发的,只有极少数涉及到"股"自身的结构特征。本文通过对清水江林业契约文书中"股"的考察,认为"股"在清水江林业生产中的最早出现,并非如有的研究者所认为那样,是伴随乾隆时期人工营林的佃山方式所至而产生,实际上早在乾隆之前的清水江林地买卖契中,就已经有"股"的出现。清水江林业契约中存在复杂的"股中股"或"多重股"的现象,反映出清水江林业生产中地权分配的多样性,这一特征或许就是清水江流域林业生产区别于徽州或闵北林业生产的地域性特征之一。     

《天柱文书》评介

<正>由贵州大学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一辑,作为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历经8年艰辛收集与整理,于2014年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影印出版。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是规模宏大。《天柱文书》第一辑共计22册,68卷,980万余字,收入清水江流域天柱县民间契约文书近7000件,并一改以往出版清水江文书以锦屏     

近代北京的山西会馆

山西素为煤铁之乡,棉花、花生、烟草等经济作物广泛种植。因此,历代山西人经商者甚多,为便于行商食宿和乡党聚会,商业会馆就在全国很多地方兴建起来。     

北京会馆研究的历史地理大数据——评《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

正"会馆"是同乡人在异乡、同业者在异乡或本地自发、自愿组织起来的一种有专门馆所依托的民间组织。地缘和业缘是该组织存在的社会基础。会馆可方便同乡人在异乡之间进行交往、交流,在面对困难和利益时,大家可以同心协力,合舟共济,共享利益,共谋发展。北京作为古都,历史上与地方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的联系,因此也是会馆密集之地。一部72万字的《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详尽的北京会馆历史资料。按照大数据的标准,本书提供的基本"字段"包括:会馆名称、会馆名称变更、会馆性质、建立年代、1960年代登记地址、现地址、存     

山陕会馆中的神祗崇拜——以社旗山陕会馆的关公崇拜为例

山陕会馆是山陕二省商人在客地集资设立的"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的同乡会馆。本文以关公崇拜来分析山陕会馆中的神祗崇拜现象,认为神祗崇拜对会馆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维系与保障的作用。     

马来西亚的王氏宗亲会馆

海外宗亲会馆是海外华人为了生存而成立的互助性质的民间社团机构,大致包括三个类型:①地缘性的,如“福建会馆”、“海南会馆”等。②业缘性的,如“出租车公会”、““建筑业公会”、“咖啡商公会”等。③血缘性的,如“王氏宗亲会馆”、“张氏宗亲会馆”等。新加坡有一个“汾阳会馆”,从字面上看是地缘性会馆,其实是血缘性的会馆,是郭氏宗亲的会馆,之所以命名“汾阳会馆”,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汾阳王”郭子仪。海外华人对会馆非常重视。从理论上说,海外人士认为“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太平”,人类文化之进展,国家社会之繁荣,有赖于族人之     

《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序

有清一代,北京前门外宣武区、崇区,会馆林立。会馆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业会馆,由工商业集资建造,作为聚会、议事、祀神、酬酢的场所;另一类是同乡会馆,由同省或同县人建立,作为同乡人联络情谊、借宿、集会、观剧、娱乐的地方。北京是国家的首都,政治、经济、     

“会馆”的由来

会馆出现在明末清初。清朝是会馆兴盛昌隆的时候,民国时期也曾经设立过一些会馆。北京目前保存完好的会馆也大多是清代和民国留存下来的。会馆的兴盛和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每逢京师举行会试"春闱",数以千计的举子涌     

论日本古代社会的村落首长——以石母田正的首长制学说为中心

战后日本著名古代史学者石母田正提出的首长制学说认为,在古代日本,郡是政治统一的共同体,因而将郡司级首长看作是地方共同体的代表,律令制下的郡司是将地方首长的统治制度化的产物。石母田正不承认村落级共同体及其首长的主体性,但日本史料中关于"村首"的记载证实了村落首长的存在,同时村落起源传说佐证了村落并非郡司级首长开发的"计划村落"。村落首长与村落成员的纳贡关系表明村落首长主导下的社会生产关系才是原生性的生产关系,村落首长也并未被排除在国家政权组织之外。郡司级首长的统治也是以村落首长的统治为前提,这种统治具有国家公共权力萌芽的性格。     

图说汉口山陕会馆

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汉口的山陕会馆(又称西关帝庙)落成。其时,汉口"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四方商贾云集。山陕会馆由山西陕西两省商人集资修建,位于长堤街与大夹街间,毗邻药王庙,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里,这里是山陕两省旅汉、在汉人员的会所、办事处和活动中心。康熙年间修建的山陕会馆毁于咸丰四年(1854年)。《山陕会馆志》记载,"毁于咸丰甲寅,粤匪蹂躏武汉,大肆焚掠,合镇皆成劫灰,而会馆亦烬矣"。"粤匪"即     

契约文书所见清代清水江下游苗侗民族的社会生活

正作为苗侗民族主要聚居区的清水江流域,从司马迁时代到明代,一直处在朝廷及其士子文人的视野之外,顾祖禹在论及贵州形势利害时,仍然说:"贵州之地,自唐宋以来通于中国者,不过什之一二。元人始起而疆理之,然大抵同于羁縻异域,未能革其草昧之习也。"①即使更晚近的魏源,也仅知道清水江为"沅江上游,下通湖广,上达黔粤,生苗居其上,沿岸数百里皆其巢穴。"②由此不难理解明清时代士大夫关于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的社会生活描述,多少有些失真的色彩,所谓"人以剽悍为上,苗以劫夺为生"③,"蠢苗蜂聚,性剽悍,甚攻斗,劫杀无日无之"④,"虽通汉语,不遵文教,刻木为券,剁木     

秘鲁华人会馆

秘鲁的华人会馆大约有二十多个,分布在全国各地,总会馆叫'通惠总局"。华人会馆是慈善机构,六十岁以上的老华侨可以免费住入会馆。设在利马唐人街中心的     

论明清时期的民间规约与社会秩序

明清时期,作为规范社会、经济、文化与教育等领域秩序,维护某一特定地域或组织人群权益的民间规约发展到鼎盛时期,举凡村规民约、宗族规约、会馆、公所暨行业类规约、寺庙宫观等宗教设施管理类规约,以及日常生活类规约,可谓是应有尽有,呈现出内容丰富、类型繁多、形式多样等特征。在"遵国法"即不违反国家法律的条件下,各类民间规约与国家法律一道,彼此渗透,互相配合,良性互动,共同发挥了维护明清时期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功能,成为国家法律不可或缺的必要补充和自然延伸。     

粤声津度——天津广东会馆的前世今生

正2017年12月下旬,我和几位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赴天津、北京开展"从广东出发的文化人"专题调研。天津广东会馆是此行实地考察的第一站。这座拥有百余年历史的会馆,它的深邃古老和风云故事,它那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百年不绝的铿锵之声,令人久久不忘。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天津广东会馆,位于天津旧城鼓楼南,由时任天津海关     

宁商元宁公所钩沉

<正>明清时期,苏州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全国各地商贾云集。商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组织起各自的行会机构。于是,会馆和公所应运而生。会馆产生的时间先于公所,多创设于明代万历和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会馆最初以同一地区的旅苏商人集结为多,不分行业,兼有"联乡语、叙乡情"作用。后来,也逐步成为商人     

苏州安徽会馆

在历史上,安徽会馆数量众多,散落在全国各地,甚至是海外。像北京,除了安徽会馆外,还有歙县会馆、泾县会馆、宣城会馆,等等。另外,济南、南京、苏州、扬州、上海、武汉、广州等地也有安徽的会馆。虽然这些会馆名称不一,但都是安徽人聚集的地方,是安徽儿女踏破铁鞋、纵横四海时的     

明清易代与国家制度下的地方运作——论清初云南的黑、白、琅井盐课提举司

盐课提举司在制度层面虽是直隶于省的政区,但其并非像普通府及直隶州一样具备相当独立的行政和司法权力,更多是作为一个有较强经济职能的行政"特区"镶嵌于普通府、州、县之内。从明至清初盐课提举司制度在云南建立并逐步完备,期间发生了一些围绕提举司与其辖境所在府、州、县的行政归属与职权划分的纠纷。通过考察这些事件,有助于理解在明清易代时国家制度下地方如何进行实际运作与管理。     

山西会馆

明末,张家口"贾多山右(指山西)人",已是晋商活动的"市易边城"。山西商人在张家口经商时期,曾设多家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末清初,盛行于清代。会馆     

西宁山陕会馆及其建筑特征

正西宁山陕会馆建筑是青海省西宁地区颇具影响的一处中式建筑,其建筑布局精心设计,各殿堂寓意讲究,追求古建筑高规格、大规模的文化心理由内而发。山陕会馆这种建筑特征,反映了清代至民国时期社会的变革和河湟地区商业贸易的崛起,深刻表达了新兴商人阶层要求相应社会地位的愿望。历史沿革与建筑布局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由山陕商人集资在青海省西宁古城的东门外(今"义乌商城"地址)创建了"山陕会馆"。并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