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乡绅与县政——以《何宗逊日记》中的黟县为例

民初黟县乃至徽州的县政,依然是典型的双轨政治。它的特点,是绅权与政权的共治。鉴于双方力量的不平衡,这个共治是建立在绅权强势而政权弱势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央权威衰弱甚至缺位的乱世,保境安民,是乡绅责无旁贷的义务。在大局粗安情况下,绅权倾向于支持并配合政权。但政权一旦扩张渗透到乡绅的传统势力范围,绅权往往纠结地方各种力量进行抵制。乡绅与地方,更多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绅权对于地方多有保护,也因此获得地方的支持。     

试论绅权

明清时期,绅土在国家、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但主宰着广大民众的社会生活,担负着连络官民、排难解纷、劝善举业、移风易俗等多种社会职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地方政局,并构成“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早在40年代,吴晗、费孝通等人曾围绕绅权与皇权的关系探讨了绅权的社会特质,本文则试图转换一个视角,从绅权的生成及其社会构成来进一步认识这一问题。一、绅权的生成基于“多元的结构”,中国传统社会形成所谓二元社会控制体系①,即国家一方面依靠职业官僚集团来维持全国大一统政权的正常运作,另一方面又通过凌驾于基…     

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晚清广东州县催征钱粮探微——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记载为中心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一部350余万字的日记,其中有大量有关州县征收钱粮的内容,研究清代赋税的学者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部日记.从杜凤治的日记可知,晚清广东各州县普遍钱粮难征,州县官经常要带领大队人马下乡催征钱粮,平时则派官亲、委员、幕客、"家人"等设立若干粮站收粮,罗定州还存在殷丁参与征粮的制度.杜凤治在任职的所有州县,无不依靠族绅、局绅的协助催征钱粮.在催征过程中,州县官经常要使用包括枷号、杖责、羁押、封祠堂、烧屋等威胁和强迫手段.在杜凤治的日记中基本没有写花户"自封投柜"的事,也看不到图甲制在州县征粮过程中的作用,令人感到困惑.     

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

江南是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力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太平天国政府作为该区域的政治实体,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主要采取了“应变十策”,旨在完成由“打天下”向“坐天下”执政理念的转型。但因主客观条件限制,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但某些地区的太平天国地方当局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仍能于社会建设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过去认为太平天国“重立不重建”的政权建设惯性也仅是相对而言的。政府调控和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还是国家统治技术和社会战略的体现。太平天国的社会战略展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殊实态。我们发现太平天国的政治权力以较为积极的姿态向乡村社会渗透,不同于该时期绅权扩大的一般势态,占领区的绅权呈现被压缩的另面镜像。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清政府在重整社会秩序工作中有意识地继承江南绅权被压制的趋势,在更广范围内限制和约束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并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影响。这一视角还为我们客观理性地认知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提供了切入点,呈现了太平天国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     

浅谈古代祠堂建筑的现代功能

祠堂有多种用途,除了“崇宗祀祖”之用外,各房子孙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时,便利用祠堂作为活动场所。另外。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古代祠堂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近代社会中的绅士集团

近代社会常将“绅界”与官界、学界、商界并称,把它划分为最基本的社会集团。但何谓绅士?史学界尚无一致的看法,因此,探讨绅士的内涵和指属范围,使其成为严格的学术概念,很有必要。一绅士或士绅,亦称绅衿,是同一个社会存在对象的不同称谓。绅士与绅衿是经常交替使用的概念: 为官不接见绅衿,甚属偏见。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从文字本身看,绅、衿、士各有不同。绅指绅带,其引申义为“束绅之士”,即“(扌晋)绅之士者,(扌晋)笏而垂绅带也”。衿指青衿,是古代衣服的交领,后来成为“生员”的服     

浅论清代广东族田的经营和管理

清代广东各地,族田的经营方式主要是采取租佃办法。据献记载,通常有“投标”佃耕和“批耕”两种。所谓投标佃耕,就是把准备出租的族田土地综合各方面因素定出一个底价,在祠堂张贴,向准备承佃的人招标,求佃在规定的日期到祠堂投标,最后通过竞标,以出价最高获得佃耕权。如     

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

清末广东文献中“绅”、“商”以及“绅商”身份认同存在各种情况。商人捐纳虚衔 ,其士绅的身份并非随时会被认同。某个具体的“绅商”主要被认同为“绅”或“商” ,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清末广东“绅”与“商”对流、联合的情况已经很普遍 ,形成了人数颇多、影响颇大的亦绅亦商群体。但“绅”、“商”毕竟没有合流 ,保持界限、经常竞争是“绅”与“商”关系的主要方面 ,“绅”、“商”关系变化总的趋势是士绅地位下降和商人地位上升     

明代徽州宗族精英与祠堂制度的形成

明代徽州祠堂大规模地兴起,宗族精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徽州祠堂制度的形成是祠堂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过程,它突破了古典宗法制以及朱子《家礼》的束缚,包容和反映明代中期前后的社会分化和亲属关系的演变,从而吸引宗族精英主导祠堂建设,推动了明代徽州祠堂及宗族组织的兴起。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佛山传统祠堂文化景观变化以及地方认同的建构

祠堂曾经是佛山标志性的文化景观,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祠堂文化景观也发生了改变。在对佛山市区现存祠堂景观全面普查的基础上,选择位于城乡边缘带和城中村的典型社区进行深度访谈。研究表明,佛山传统祠堂文化景观在空间和功能上都发生明显变化。尽管其呈现出现代化、多元化的倾向,但通过集体记忆和怀旧空间的地方形塑,仍然强化了以祠堂为中心的地方认同感。而且,在快速城市化、全球化过程中,地方与认同的关系既受到外生文化渗透的影响,又有内生文化认同作用的增强。祠堂文化景观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地方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与之相应,地方认同也正在重新构建。     

鲁西南地区祠堂建筑保护利用研究

祠堂建筑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利用好祠堂文物建筑,同时研究好、阐释好祠堂蕴含的故事和历史文化、家国情怀,对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大有裨益。针对鲁西南地区菏泽市和济宁市的祠堂文物建筑做了详细介绍,着重对菏泽市祠堂建筑的保护利用现状、经验和前景加以研究和总结,以期为进一步加强鲁西南地区和其他区域祠堂建筑保护和利用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浅析清末芜湖育婴堂之“征信”

芜湖育婴堂作为晚清慈善事业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弃婴的死亡率,是晚清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在其运营过程中,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大力推崇和支持,以及芜湖仕绅、商人的鼎力协助,他们出让地权、捐款捐物,那么该育婴堂为何能得到各方的资金支持和物资援助呢?除了当地官员、仕绅将其当作一件善举,发扬乐善好施精神以外,育婴堂本身是否也做了诸多工作来维持堂内外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呢?本文即以安徽博物院院藏《芜湖育婴堂征信录》内所载之资料,从订规章制度、造四柱清册和立誓言三个方面,分析芜湖育婴堂是如何"征信",从而获得更多支持与资助的。     

历史与文化的互动（上）——赣南客家家族制度的个案研究

在中国大陆学看来,家族是自宋明以来在中国民间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制度体系,认为宋以后的近代家族制度的主要特点是提倡敬宗收族,人们实际用来敬宗收族的办法,一是建祠堂,二是置族田。祠堂用以敬宗,族田用以收族。祠堂从精神上,族田从物质上团聚宗族,形成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达到收族的目的。而且认为所有     

湖南近代绅士的计量分析

史学界在谈及湖南近代绅士状况时,对湖南近代绅士的数量或言之笼统,或不准确。本根据光绪十一年刊《湖南通志》等原始资料对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的人数进行了认真地考订,并据此对近代湖南绅权发展的基本概况作一简要分析。     

汉代墓地祠堂研究

两汉时期,墓地祭祀普遍.《论衡·四讳》记有:"古礼庙祭,今俗墓祀.……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汉书·朱邑传》亦载:"起冢立祠,岁时祠祭."帝王陵墓建有陵(祠)庙,另有寝殿、便殿等设施,其他等级墓葬则修建祠堂以供祭祀,渐成风气,"广种松柏,庐舍祠堂"(《潜夫论·浮侈》)、"中者祠堂屏阁"(《盐铁论·散不论》)、"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汉书·龚胜传》).祠堂还有享堂、食堂、斋祠等名称,随着推广普及,其作用也得到延伸,蔡邕在《郡掾吏张玄祠堂碑》中即言:"先考积善之余庆,阴德之阳报,乃于是立祠堂,假碑勒铭,式明令德,以示乎后."[1]关于汉墓地祠堂,已有较多研究成果,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汉墓地祠堂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烈士的正名——四川保路运动侯宝斋案、胡驭垓案考论

四川保路运动中侯宝斋案、胡驭垓案的处理,牵涉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辛亥革命后,烈士的正名与凶手的惩办主要是通过行政、司法而非政治的程序,发挥决定作用的是地方势力的博弈,交织其间的是社会观念的角力。侯宝斋案的审理表现为地域间官绅的较量：侯宝斋在清末长期担任新津公事,并为哥老会首领,保路运动中庇护县绅而不触动地方权力格局,案发后,哥老会、县绅积极为他正名、惩凶;邛州的凶手却得到本地团练首人、绅士和地方官的袒护。胡驭垓案的审理表现为不同家族利益集团、不同政治立场和政治派别的平衡：胡驭垓出身威远势单力薄的趋新家族,率荣县民军返乡反正,引起县绅对革命的恐慌而被杀害;在威远官绅恢复日常秩序的氛围中,在县绅的集体抗辩下,案件以息讼告终。烈士正名、凶手无罪并行不悖的结果与民初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密切相关。     

“绅商”词义考析

从 1 9世纪中叶起 ,“绅商”一词已经流行于各种公私文献。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即分指绅与商的例证较多 ,而单指性的例证较少且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疑问。所以 ,“绅商”一词基本上是分指“绅”与“商” ,并未融合成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在考析历史文献时 ,应注意“绅”与其他阶层 (官、商、学、军等 )组合时的不同语境 ;对“绅”分行业分地区的比较研究也应引起更多重视。     

明清以来苏闽宗族祠堂比较研究

明清以降,中国境内宗族组织获得了巨大发展,与宗族组织的发展相适应,民间社会倾力建设祠堂的积极性高涨。明清时期的官府尤其是清政府对祠堂建设采取鼓励和劝导政策,将之视为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我们从江苏、福建两地祠堂的地域比较中看到:两地宗族祠堂建设中存在诸如众力协作、推崇科第人才等共性,同时也存在兴建主体上的某些差异,譬如,江苏宗族祠堂建设中的主角是士绅,而福建宗族祠堂建设中则活跃着更多商人的身影。延续到当下社会,福建宗族祠堂建设融入了海外华人力量,于是呈现出雄伟壮观的态势,而在江苏则较难见到宗祠的踪迹。     

江苏徐州东沿村出土东汉祠堂画像石浅析

徐州汉王东沿村两处墓葬出土画像石基本为汉代祠堂画像石的再利用,以祠堂左、右壁居多,另有后壁及顶板石。相关石材可配置9座单间平顶石祠堂,规模不大,以南向为主,少量北向。两处发现的祠堂画像石体现出相应的发展变化,反映出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墓外祠堂的推广普及和墓祭的发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