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时刻”: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裁决与威尔逊的认同危机

一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威尔逊主义充满悖论。威尔逊试图通过"民族自决原则"来解决列强与殖民地的矛盾冲突问题,同时又不得不依靠英、法、日、意等列强的支持来实现他的国际联盟计划。由此导致威尔逊主义与列强的利益形成冲突与合作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表现在山东问题的处置上,就是威尔逊无法在民族自决的道德原则与列强奉行的强权政治原则之间求得平衡。为了实现国际联盟,威尔逊必须在"道德"与"政治"之间作出艰难的抉择。结果,威尔逊的内心世界陷入分裂状态,并造成极度痛苦的自我认同危机。在山东问题的处置上,威尔逊为了国联计划的实现而放弃对中国的道义承诺,这对威尔逊而言是一个"受难时刻"的抉择。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初探

本文主要研究了犹太复国主义产生的历程,揭示了她出现在历史舞台的的必然性。"犹太问题"是个古老的国际性问题,尤其在欧洲更是如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对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和世界犹太人地位的提升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历程能够为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当代犹太民族问题,为研究中东的巴以冲突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撑。     

20世纪初美国扩张主义者的“文明身份”意识与仲裁观

20世纪初,扩张主义和仲裁主义这两种在美国同时流行的国际秩序观,既存在冲突,也有相容的一面。相应地,扩张主义者内部对仲裁的看法与反应也呈现出一些共性与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文明"身份意识的影响与塑造。就差别而言,鼓吹"文明冲突"的阿尔弗雷德·马汉坚决反对仲裁,对"线性文明"进步持乐观看法的西奥多·罗斯福则有保留地支持仲裁,主张"文明国家"联合的李曼·阿波特甚至还大力宣传仲裁。但从总体上说,他们的"文明"身份意识都是封闭的、自我陶醉的和带着强烈优越感的,致使他们形成了对不同文化和发展程度的国家间关系的歪曲认识,从而也都无法真正前后一贯地支持和推动仲裁。     

幼儿园家长工作的那些事儿

正有人曾说:"忽略了一个家长,就等于放弃了一个孩子的教育。"家园共育是幼儿健康成长的基础,但是由于家长和教师之间的思考角度、教育观念不一样,常常会引发一些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出现很多棘手的问题。带班近20年,我接触到了各类家长,在与他们的交流中,能看出他们在家对孩子的教育态度。对于家长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只要把脉家长,对症下药,多一份理性,多一份智慧与谋略,家长工作的那些事儿就会变得轻松而富有成效。     

“皇权主义”和普加乔夫起义

“皇权主义”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学者从五十年代到目前为止,有关“皇权主义”的解释就达十余种之多。科学地说明这个问题,对中外农民斗争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引起我国学者讨论的“皇权主义”问题,最早源于1931年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的段话,五十年代出版的中译本将之译为:“在说到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     

“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少年中国学会

胡适、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关于实验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方法和社 会改造道路的争论,也可说是"少年中国学会"内原有的社会主义与由会外输入的实验主义之间的争论.胡适的实验主义宣传,对学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学会中原本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从事社会事业和社会活动的会员形成了所谓"问题与主义"派.而围绕着<少年中国>月刊文字方针而展开的"学理与主义"之争,并非人们所说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范式转换,而是学会自由研究与预备主义的表现与结果.在导致学会分化的共同主义之争中,胡适及学会内的"问题与主义"派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所知道的唐德刚

一唐德刚是肥西人,今年已经87岁了。唐德刚的上人是淮军一位水师将领,平定太平天国后,在家乡买田置产,修建了唐家圩子。唐德刚是在安庆上的中学,1936年升入省立安庆高中;1937年抗战爆发,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皖省震动,全省各公私立学校学生都自动散学回家了。唐德刚在安庆高中散     

唐德刚版《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始末

<正>2009年10月29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播出了唐德刚先生病逝的消息,算是证实了上午的传闻。想到应该和唐太太吴昭文女士通个电话,便将越洋电话打到唐先生美国的住所,无人接听。唐先生晚年,和大陆沟通不算多,而他的研究建树,又基本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我算是在大陆与晚年唐德刚有过交往的人之一,觉得有义务记录下一些片断,便于为研究唐德刚先生的朋友提供一些参考。     

略论冷战后美国的国际安全理论

冷战结束后,为维持"一超"霸权地位,美国的国际安全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理论上,"终结主义范式"理论、"文明冲突范式"理论和"霸权稳定范式"理论在美国政府的决策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理论鼓吹大国之间和"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已经结束,现在的冲突,是异质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文明冲突"。为了国际安全,需要改造异质文化,消除"暴政",推行"民主"。为此,美国可以"先发制人",对"威胁"其国际安全的国家或其他行为体进行军事打击,以"结束世界上的暴政"。这些理论导致了美国的对外干涉、战争和冲突。这充分证明,在冷战结束后,不仅非传统安全因素威胁着国际安全,美国霸权主义更威胁着国际安全,需要充分揭露和批判。     

加世纪阿拉伯人和伊朗人的思想冲突

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是20世纪存在较多摩擦的中东两大民族。思想上的冲突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产生纷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教派分属的差异、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朗民族主义的对立以及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斗争,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思想冲突的主要原因和表现。     

书讯

<正>良好社区规划: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加)吉尔·格兰特(Jill Grant)著,叶齐茂、倪晓晖译,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定价:52元。新城市主义倡导者的工作已经产生了优美的城市地区,它显示规划有可能创造出更具吸引力和更有意义的城市景观。新城市主义的倡导者已经为好的社区规划编制和推广了一个公式,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世界的关注。优美是好社区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优美是好社区的一个充分条件吗?作者吉尔·格兰特(Jill Grant)是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     

“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与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21世纪以来,一批在犹太复国主义与后犹太复国主义辩论中成长起来的以色列知识分子,围绕流散地历史与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工党时期的集体主义观念、以色列国家性质与未来走向、巴以冲突及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等话题,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以“修正”为核心的新史学话语,反映了当下期望与失望并存的以色列社会既要拥抱传统又必须面向未来的时代特征,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他们的出现,象征着以色列史学发展的时代转向与史学方法的调试更新,也代表了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主义解析

赫尔墨斯主义源于古埃及的透特崇拜与古希腊的赫尔墨斯崇拜的杂糅与融合,其教义包含了古埃及、古希腊、犹太教及诺斯替主义的因素。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出于时代的需要,对赫尔墨斯主义做出了独特的阐释。他们在理论上把赫尔墨斯主义塑造成了古代智慧的代表,认为其中包含着人类社会最为原初的智慧,纯洁宗教、证明基督教的真理以及赞同和实现"人的尊严"的因素。赫尔墨斯的这一形象是文艺复兴"复古运动"的延续和结果,更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人文主义者试图解决意大利面临的社会问题、重构基督教信仰而进行的一种积极和深刻的思考。此外,它还与当代学者的学术构建有着紧密的联系。     

威尔入藏“访问”与第三次康藏冲突的爆发

1930年驻锡金政治专员威尔入藏"访问",是英国政府扭转西藏内向政策、制造康藏冲突的重大举措。自1924年藏军总司令擦绒发动未遂政变后,西藏对英态度冷淡,康藏局势平静,英国政府派遣威尔入藏。在"访问"中,威尔努力执行了军火援助藏军分裂中国的政策,宣称要帮助对付"中国人的麻烦",引诱十三世达赖喇嘛实施"大西藏主义"。威尔离藏后,第三次康藏冲突爆发,英国政府乘机提出所谓"英藏协定",其实质与吞并布坦(即不丹)的1910年《英布条约》相同。威尔入藏"访问"和制造第三次康藏冲突,是英国政府在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分裂中国的重要一环,对其如何处理成为国民政府治理西藏的重要问题之一。     

潘光旦与胡适自由思想比较散论

潘光旦与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对自由问题都作过许多意蕴深刻、引人深思的论述。在自由的意义、自由与容忍、自由与民主、自由是不是天赋人权等问题上,他们有着比较相似的看法,但在如何看待个人主义,如何争取个人自由,以及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关系等方面又有着不小的差异。深入比较研究潘光旦和胡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和而不同,并立相容"的自由思想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复杂性。     

管理主义理论综述

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是行政学理论和实践中的一对矛盾。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将管理主义发挥到极致,从而引起了新一轮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之争。本文从管理主义的概念界定、对管理主义的批评以及后管理主义时代的理论选择三个方面进行综述,以期较为全面的认识和评价管理主义以及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之间的冲突。     

纵论历史风云,尤须史实确凿——关于《袁氏当国》的若干史实问题

唐德刚先生之<袁氏当国>一书,在叙述民国某些史事,如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临时约法>、民国第一届国会、<天坛宪草>等中,多有与史实相佐之处.笔者根据所见资料,提出自己的浅见,以就教于唐德刚先生及学界方家.     

进步主义、移民殖民主义与杰斐逊派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批判

"进步主义史学"产生自特纳对美国的移民殖民主义根源的"发现",因而带有深刻的种族主义特征.但其对"民主的"拓殖者的赞美也有着平民党运动的背景.特纳的著作为比尔德的著作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后者的著作旨在描述发生在西部拓殖者内部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对美国资本主义乃至扩张主义的研究和批判构成其著作的核心.进步主义运动试图扭转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过去几十年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也凸显了进步主义史学的其他消极面.不过,进步主义史学家为未来的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因为他们指明了早期美国历史侵略扩张等重要特征.     

“新历史学家”对以色列传统史学的挑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受西方影响的以色列历史学家通过对大量解密文献的研判与调查,率先对犹太复国主义提出种种质疑,从而引发了以色列社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思,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犹太复国主义",这些历史学家被称为"新历史学家"。他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对以色列国家合法性与官方历史阐释的修正、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重新解读、对以色列国家属性及其未来走向的质疑等方面,从而对以色列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新历史学家"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域,推进了学术自由,有益于促进国家的世俗化与民主化进程,但他们的批判性大于建设性,有些主张过于激进且不切实际,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以色列社会的动荡性。     

保守与激进——论马丁·路德与反抗暴君理论

马丁·路德是16世纪宗教改革中的关键性人物,在反抗暴君理论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反抗暴君问题上,他的立场经历了显著变化:最初,路德的"两个国度"划分导致了反抗世俗统治者问题的出现,但与此同时,他又反对民众反抗世俗统治者的行为,坚持消极反抗的立场。16世纪20年代末期,路德开始由保守转向激进,他先是赞同了立宪主义的反抗学说,而后又部分接纳了自然法的反抗理论。路德在反抗问题立场上的种种变化反映了其思想上保守与激进的冲突,体现了16世纪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封建体系与自然权利体系的交锋以及封建力量与绝对君权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