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长泰县学与地方社会文化的初步繁荣

长泰于周显德二年（955）建县,入宋后,长泰地方社会文化得到了初步发展,根据宋代长泰县令黄颖事迹,推测长泰庙学（文庙）始建时间当在元祐中（1089—1090）之前。庙学（文庙）建立之后,在黄颖、朱熹、方壬、陈淳、叶惟寅等理学家的教化推动下,长泰地方社会文化初步繁荣。     

朱熹:在辞官的道路上奔跑

正我曾有意无意间,对《宋史·朱熹传》中的"辞"字作过一番检索,一检索,吓一跳,朱熹传中的"辞"字竟达三十二个之多,其中除了仅有五个"辞"是文辞等他意之外,其余全部是朱熹辞官的表述,也就是说,朱熹一生至少有二十七次辞官经历,辞、力辞、又辞、再辞、辞不拜、以疾辞……这些字眼在传中几乎随处可见,简直是在做官的道路上不断辞官。那么,朱熹作为科举制度下的儒生,做官本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正道,他为什么要捐弃正道而屡屡辞官呢?     

林希元哲学思想初探

南宋以来,中国的文化中心开始由中原逐步南移。随着朱子学在宋明时期的盛行．福建产生了大批的朱子学继承人,如陈淳、真德秀、蔡清、李光地等人。又因朱熹在易学方面颇有建树．其后学在易学方面的成就也不可小觑。林希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新形势下青海地方社会治理现代化模式研究——以“一核三治”治理模式为例

近年来,青海省就地方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创新实践,取得了一批成功模式和典型经验。黄南州积极响应中央和省委要求,创新实践地方社会治理路径,形成了以基层党的建设为核心,法治、德治、自治相融合的"一核三治"地方治理黄南模式,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治理成效。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青海地方社会治理效能,需要不断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坚持依法治理,积极推进以德治理,持续增强自治自觉,不断提升科技智能化水平,继续保持追赶发展态势,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物质基础。     

论宋代图经向方志的转变——以图的变化为中心

宋代是图经向方志转变的过渡期,这种转变鲜明地体现在经"图"的变化上,即图数量的减少和图类型的变化。究其原因,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弱与地方官员、士绅势力的上升是这种文化表象的社会政治背景,而地方士人参与到地方志书的修撰乃是转变的催化剂。农田水利、书院等图表达了地方官员治理地方的需求,而风景、先贤等图则反映了地方士绅弘扬地方文化的愿望。     

论朱熹文道观与其哲学思想之关系

朱熹的文道观打破了之前文道观旧的思维模式,不再将文与道对立,而是将文与道合一,提出了"文道合一"的观点。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与他道学家"以文为工具"的身份相关,而且与他的哲学思想有关。本文从朱熹的哲学思想出发来探讨朱熹的文道观,发现朱熹的文道观与他的理气观、道器观、体用观联系密切。因此,从哲学角度来分析朱熹的文道观,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去探讨朱熹文道观与其哲学思想之渊源,从而更全面地把握朱熹文道观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     

朱熹乡村治理思想述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乡村社会,乡村治理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朱熹的乡村治理思想是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乡村治理问题的历史延续.在朱熹乡村治理思想中,既提倡孝敬、乡情、信睦、良善、仁厚等儒家的传统道德规范,又提倡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章制度,还提倡经济上的发展与救助.其乡村治理理念的实质是为中央集权服务,帮助维护封建统治的基层社会基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实现社会稳定、加强邻里团结、消弭和化解乡村矛盾、改进乡村治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国家起源之研究

国家起源之研究陈淳在史前学领域中,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与国家起源是三项重要的战略性研究课题,是世界考古学界共同关注的目标。到目前为止,除了人类起源以外,农业和国家起源被公认为是多元发生的。只要条件成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史前社会都会向农业社会和国家过渡。...     

华侨村官与侨乡社会治理资源的跨国动员——以福建省明溪县为例

论文以明溪县的华侨村官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华侨回国担任村官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和个人因素。认为中国农村选举制度的普及是该群体产生的社会制度性因素,地方政府的动员推动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个体对家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以及传统的"衣锦还乡"追求,则是华侨村官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在动力。华侨担任村官后,运用自己曾在国外务工经商的经历优势,对国内与国外的资源进行动员,在侨乡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华侨村官对侨乡的社会治理是中国乡村治理的一种特殊类型,对中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借鉴作用。不过,随着在侨乡成长的第一代移民的老去,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对家乡日益陌生,乡村回流人口必然随之减少,侨乡社会治理模式的未来走向还有待观察。     

论朱熹建构鬼神理论的必然性

朱熹是宋代一位具有科学思想的理学家,但科学思想却没有使他走向无神论道路,反而使他接受鬼神,并建构了鬼神理论。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断之为倒退落后,如果对朱熹"了解之同情",则能理解他建构鬼神理论之苦衷。四大因素迫使朱熹建构鬼神理论:一是现实中的"鬼神"现象必须得到解答;二是儒学典籍中的鬼神之事无法回避;三是必须应对佛道鬼神论的挑战;四是道统的合法性辩护。     

繁花似锦:明陈淳写意花卉长卷研究

<正>陈淳是“吴门画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在中国花鸟画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他的花卉长卷,开创了写意花鸟画的新风格。本文介绍陈淳的生平、师承关系及其绘画风格的转变,从笔墨技巧、构图章法、亦题亦画等方面介绍陈氏花卉长卷的艺术特征,分析其“写生之道意在情适”的绘画观念,并通过沈阳故宫博物院珍藏他的4幅花卉长卷,进一步剖析陈淳“观物之生”“墨戏漫兴”的创作理念,以更深入地理解他的艺术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     

人民法庭参与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治理的功能定位及路径

"枫桥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指导下,不断延展出新时代的法治内涵和功能.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在基层运行的最小单位,在参与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人民法庭参与基层治理仍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和阻碍,如司法谦抑与社会治理主动性存在冲突、社会治理资源...     

南京博物院推出“青藤白阳——徐渭、陈淳书画艺术特展”

<正>2017年8月29日,由南京博物院主办,天津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协办的"青藤白阳——徐渭、陈淳书画艺术特展"在南京博物院拉开帷幕。此次特展,精挑细选了73件(套)书画精品,全面展示"青藤白阳"书画艺术的完整面貌与发展源流。展览分为"活水来"、"浩汤汤"、"天际流"三部分:"活水来"揭示了陈淳、徐渭书画艺术是有"活水"滋养的结果,即受到吴门画派、明代院体、     

明代岩镇汪氏宗族与地方社会互动论略

明代徽州岩镇汪氏科甲蝉联,仕宦如林,商业发达,贾才辈出。汪氏宗族凭借科甲入仕所得的政治、文化资源和商贾所得的财力资源,积极投身地方社会建设。汪氏宗族除了积极参与除道梁溠、修塔建祠、济饥赈贫等地方公益事业外,还通过会社等地方组织参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治理,强化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彰显名门望族的身份。     

地方建构视角下的青田侨乡——幸村之民居景观研究

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之后,许多华侨不惜代价把大量的精力与金钱投放在家乡的祖屋上,新建的房子或中或西,形成了侨乡的独特文化景观。论文聚焦浙江青田侨乡幸村的民居景观,以历史与地方建构的视角对侨居景观的社会变迁历程及新建侨居社会博弈的具体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索了民居景观与侨乡地方建构的具体社会过程。研究发现,言说与竞争、他者想象、"构想的空间"及"生活的空间"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侨乡的地方建构,把握与利用这些因素对完善侨乡治理与侨乡地方建设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地方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4月25日,《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与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地方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广东肇庆召开。研讨会以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作为切入点,拓展地方史研究的视野,将以地方社会为主体的地方史研究与以王朝政府为主体的边疆史研究相结合,探究王朝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此次会议共有20余位学者参与讨论,其重点集中于岭南和西南边疆,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孤独在路上

昨天晚上看微博,小戎又跑到了青海湖边。他拍了一组照片,让朋友们看看他镜头下的青海风景有何不同。算起来,仅在今年,小戎已经独自到异乡行走3次了。几年前,我刚认识小戎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在路上"的生活。那时,他骑着自行车在国内不同的地方跑,行踪不定,     

朱熹在崇安的罪恶活动调查

孔孟的忠实信徒朱熹(1130—1200),是宋朝反动理学的集大成者。七百多年来,一切没落腐朽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借助于他的唯心主义理学,从中寻求"治国平天下"的灵丹妙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搞复辟,开历史倒车,也拜倒在朱熹的脚下,叫嚷"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把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朱熹史学观三题

朱熹提出了以史证理、以理阐史的史学观。一方面 ,他把史学研究作为穷理的一种途径 ,认为史学的价值在于通过对具体史实的了解来把握天理 ;另一方面 ,他又强调史学要以天理为权衡尺度 ,必须要在熟读经书、把握义理之后 ,才能治史。朱熹把史学纳入了理学的轨道。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非常重视史学的社会价值 ,强调治史为当世之用 ,其史学观表现出明显的经世致用的倾向。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有清一代,生员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民人,他们在收状、问讯等环节享有一定优待,但对其呈词则有加盖儒学戳记之类的诸多要求。律例明确限定了生员的呈告资格及告呈范围,并利用"五生互结"、州县官监督、教官举报等方式约束生员的活动,但制度上的规定与档案所反映的社会实际多有悖离。生员除了因"切己"之事而涉案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亲朋友邻、家族、基层等"不干己"的案件之中。生员涉案的动机虽有谋取私利的情况,但也有维护邻里、家族等小范围秩序的一面。特别是清末办团练、设公局以来,生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州县官在地方治理中的压力。州县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及生员涉案动机等因素,做出合乎情理的审断。生员诉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基层社会中官、绅、民之间的交流与博弈,也折射出清末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及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