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与国子监

被称作两大"国庙"之一的北京孔庙走在孔庙前那条国子监街,就像来到另一个北京。那条街又叫成贤街,既短暂又漫长,就像成为贤人的过程。街道两侧的槐树,清越如古人,默默地注视着你。告别了二环路的喧嚣,迎面而来的是别处少有的肃穆与安静。是啊,看见那座"文官到此下轿,武将到此下马"的石碑,再粗鲁的人,也会下意识地把脚步放轻。这里确实是另一个北京,孔子的北京。应该算北京最有文化含量的地方吧。     

吴承恩与南京国子监

吴承恩（约１５００～约１５８２）,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人,幼年家境贫寒,多次应试不第,中壮年时因写作长篇小说《西游记》而名垂青史,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后人对其多次求取功名不成,只得在南京国子监作个挂名的老太学生这段故事却极少提及...     

唐代国子监大成考

国子监“大成”一职创设于唐代,是朝廷从明经及第者中选取的聪明卓然者,让他们入国子监进修,以便减少守选年限的一批特殊官员。本文力图从唐代国子监大成的选择标准、设置背景,设置时间、以及员额变化等方面进行探讨,由于在大成性质的划定上,本文与其他学者存在分歧,因此另辟一段对此进行了细致分析。对此官职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唐代科举制度、教育政策以及官员守选制度的演变情况。     

费孝通四进静思园

<正>1999年至2004年费孝通先后四次走进静思园。静思园是农民企业家陈金根致富后建造起来的私家园林,占地一百余亩,是迄今为止江南最大的私家园林,这对于毕生"志在     

陈赓四进南昌城

一1926年9月,陈赓接到党中央的通知,秘密离开广州,经上海到苏联去学习保卫工作,到1927年2月重新回到上海时,在广州誓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已经顺利地打到了长江流域。陈赓到了上海,周恩来等人领导下的上海前两次起义,他没有参加上,却为第三次     

四进位述原

人类只要形成社会,就与生产分工及产品分配结下不解之缘,就离不开量与数。原始时期,人们靠渔猎生活,淳朴为俗,简易为化。单纯的生产力,单纯的劳动收获,只靠简单的计数方式,即可满足实际的需要。数是一种非常抽象的概念,尤其当需计算的数目稍多时,极易造成混乱。为了计数的准确与方便,人们在实践中自然会借助一些器物。数的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人类社会之初,数不可能全备,连同其进位法也必然是随着生产与分配的进化而逐步发展完善的。汉字的“数”有两读:一为上声shǔ,系行为动词,是计数的行为和过程;一为去声shù系名词,     

宋代国子监刻书考论

宋代国子监既是中央教育机构,也是国家主要刻书机构,并兼有管理各地图书刻印之责。为满足其政治、思想统治,宋廷对国子监刻书之内容及其质量控制、机构设置及其管理、图书刻印发行出售等方面都订有颇为详备之制度,从而对当时各地州县官学大量印行图书,以及后世国子监刻书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京国子监街发掘简报

北京国子监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3月、8月和2007年8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分三次对国子监街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牌楼月台、礓磋、石条、散水和铺砖路面等遗迹,出土有琉璃瓦当、旗杆石等遗物,基本上弄清了国子监街原路面和牌楼的结构,为古代国子监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也为国子监街的复建提供了依据。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藏公试题名碑与元代国子监积分贡士制度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藏有元至正二十年(1360)和至正二十六年(1366)公试题名碑各一通,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元代教育类文物。两碑碑文都包含题名记和题名录两部分,题名录记录中选国子生信息,题名记则包含了元代国子监的考试制度、考选情况、对皇帝的称颂和对士子的勉励等内容。结合史料记载考证碑文可知,元代国子生需经过分斋学习、私试积分、公试考核等多道考选程序,最终合格者方可授官,这种考选模式被称作积分贡士制度。元代积分贡士制度源于宋代太学的三舍法,兼具教学、考核、选官等多重功能,在选拔和输送人才、巩固政权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明清时期国子监的教学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通公试题名碑是目前仅存的记载元代积分贡士制度的石刻文物,为研究元代官学教育模式和人才选拔制度提供了实物依据,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明朝南京国子监刻印书考略

自从五代后唐冯道首倡国子监刻书以来,历朝国子监都曾刻印过图书,而明朝并设南北两个国子监,皆有刻书,却是一个少有的现象,其中南京国子监存自己刻印图书同时,又以刷印、修补宋元等旧版印书为著名,现现出不同于其它国子监印书的特点。本文试从南京国子监的书板收藏来源、书板管理和刷印图书几方面做些初步探讨,以期对明朝南京国子监的整体刻印书面貌做个大致的概括。一、所藏书板来源公元1364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称吴王,第二年就在元集庆路儒学的旧址上建立了国子学,明朝建立后改为大明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鸡鸣山下另建新址,改名国子监。到永乐元年(1403年),北京亦设国子监,至此,明朝就同时有了南北     

明代国子监生历事制度述论

国子监生历事制度是明代创立的一项重要教育制度,对明代太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监生历事,作为一项实践教育制度,洪武年间以课堂教育为基础,到诸司接受实践教育,以增长从政本领,而不以之为出身的条件,监生出身也主要通过升堂积分来实现。永乐初代之以历事出身,并成为监生出身的唯一途径,历事制度开始与课堂教学脱离。景泰间,开纳粟入监及监生可放回依亲读书之先河,课堂教学已如虚设,此时肄业为轻,惟图早日历事出身。成化以后,监生历事可纳赀免历或雇人代历,历事又失去亲身历练的意义,结果是监生历事之前既未学到必要的文化知识,之后又没获得真正的从政经验,历事制度失去原先实践教育的内涵而变成纯粹的仕进之阶。     

明代国子监立簿稽查制度探析

<正>同唐宋时代相比,明代的国子监在办学形式上趋于简单化。一方面,从宋以来逐渐模糊的国子学与太学之间的界限,在明代被完全取消,过去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教育职责由作为具体教育机构的国子监独立承担;另一方面,算学、律学、书学等被排除在国子监之外。因此,在明代",国子监"与‘"太学"在指称的对象上完全一致,从而使国子监由唐宋时代的中央学校管理机构转化为比较单一的教育机构。     

《孔庙、国子监全图》考

《孔庙、国子监全图》是乾隆四十九年 (1784年 )国子监辟雍刚建成时绘制的孔庙、国子监全图 ,是研究孔庙、国子监历史的珍贵资料。     

在潮州读韩愈

有些城市,因为一个人而远近闻名;有些人,因为一个城市而流芳千古。韩愈和潮州却成就了彼此。岁在癸巳,正月立春,寒风砭骨。接住我一路风尘的是一条被潮州人称为"韩江"的河水。我俯下头,想亲吻这条近乎龙钟老态的河流,水中的寒意迅速迷漫我的全身。我在想,这分明就是一条"寒江",却为何又叫"韩江"?     

历代国子监刻书与监本概述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历代国子监均有书籍刊刻,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籍就称为监本。本文对历代国子监刻印书籍的情况与监本特征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韩愈的自荐意识

以文自荐的方式,既可展示才华,又不落俗套,深得文人喜爱。唐代文学大家、大文豪韩愈更把这种方式发挥到了极至。清人编辑的著名古文集《古文观止》,就选录了他的5篇自荐书,分别是《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与于襄阳书》、《与陈给事书》、《应科目时与人书》。光看这些书信的题目就能给人以急迫感。尤其一月之内三上宰相书,求助的频率不可谓不高。再看信中表白：一则说“上书后十九日不得复,内心惶恐而不敢逃避,     

读王建军著《元代国子监研究》

元代中央官学教育长期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最近 ,王建军教授《元代国子监研究》(澳亚周刊出版公司 2 0 0 3年 8月版 ,以下简称《研究》)的问世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给人带来许多新的认识和思考 ,令人十分高兴。燕京国子学即大蒙古国国子学的创办是作者首先论述的问题。从本质上讲 ,燕京国子学只是一所语言学校。开始 ,窝阔台将其交由全真道士负责而不是交由儒士们创办 ,显然与当时全真道势力的膨胀密切相关。然而 ,学校教育毕竟是儒士们的专长和传统。随着儒、道双方势力的消长变化 ,至宪宗蒙哥即位以后 ,燕京国子学地…     

国子监——最高学府里的招生买卖

买卖文凭之事,古今中外并不鲜见。比如,现在常见的大学招生指标,在古代便买卖兴隆。因为敛财快,这甚至成为朝廷弥补国库亏空的一种手段。     

《韩愈思想研究》

正打造学术精品服务教育事业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本书是一本集中研究韩愈思想的著作。作者刘真伦先生在对韩集文本充分解读的基础上,用十六章分别论述韩愈的成长背景、生平经历、宇宙论、人性论、心性论、国家治理学说及其政治、经济、教育、文学思想,最后归结于道统并总结韩学的历史地位及影响。全书脉络清晰,多维视角深度发掘韩文的思想义理,系统地梳理宋人对韩学的接受、传播、讨论、争辩过程,进而展现宋代韩学乃至宋学本身兴起、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进程,     

明代北京国子监《古文孝经》刻石考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有《古文孝经》刻石两方,为明代天启三年北京国子监官员共同刻立。本文首先对该刻石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民国旧拓与石刻艺术博物馆所制新拓的泐损情况做调查统计,并在此基础上,用旧拓本所录经文内容与现存多个《古文孝经》版本相较,推测刻石底本是一个与当时常见的古文本不甚相同,甚至是参照今文改易过部分文字的经本。此外,文中还梳理了两方刻石从北京国子监到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流转经过,并通过对注释内容及作者蔡毅中的考察,说明这两方刻石既体现了蔡毅中等晚明孝经学者的政教观点与政治诉求,也是晚明时期孝经学思潮兴盛的实物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