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情况的重婚

重婚是多个婚姻的冲突。如何认定特殊情况下的重婚,对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正常的婚姻家庭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重婚应当具备以下几个要件:婚姻的多重性、主体的同一性、时间的一致性和效力的冲突性。其中,所考察的"婚姻"是否成立有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跨越国界的历史认识——顾若鹏《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读后

正战后盟国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审判,其中包括设立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的审判,以及盟国在亚太地区设立的法庭对乙丙级战犯的审判。除此以外,还包括与上述审判不在同一法理体系和框架的日本战犯审判,如苏联主导的伯力审判和1949年后新中国政府主导的沈阳和太原审判。(1)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由于涉及战争责任的确定和国际正义的实现等"大义名分"问题,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中日两国"历史纠葛"的源头。相对而言,学界对各盟国主导的乙丙级战犯审判的关注,远不如对甲级战犯的国际审判。此外,相对于中日两国学界,西方学界对战后     

论中国古代的审判怪状“审出多门”

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制度在运行中,司法审判权不能划一行使呈现出"审出多门"的怪状。文章将中国古代"审出多门"表现具体总结为会审机关的审判、监察机关的审判、军事司法机关的审判、特权机关的审判及皇权的审判,并结合"审出多门"的影响,反思当今我国司法需要走出"审出多门"的历史巢臼,汇入"审出一门"的时代潮流。借古鉴今,这对促进当今的司法制度改革,加快现代法治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三题——研究意义、新书简评、史料出版

本文讨论了有关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三个议题。一是研究意义。认为亚太地区BC级审判为不公正审判的意识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本文以战后国民政府审判取证的严格要求及日军侵华时对待中日两方宽严之间极不公正的事例,证明日本社会对BC级审判的认识完全是偏见。二是评价顾若鹏《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认为该书的最主要贡献是将"日本战争罪行"和"中国审判"置于时、空、内涵都非常广阔的领域进行考察,而且博采与日本和中国相关的政治、法律、军事、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广度上和深度上拓展了对日本战争罪行和中国审判的认识。三是简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认为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近公布的《集成》与其他各个机构所藏相关档案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审判领导机构的专门档案,从完整性和唯一性上,可以说填补了国民政府审判档案的空白。     

正义与邪恶的交锋——亲历东京审判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二战中的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进行国际大审判,史称"东京审判"。高文彬先生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法庭翻译官,于1946年赴东京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是我国唯一健在的东京审判全程亲历者。本文作者曾多次采访高文彬先生,根据其回忆的东京审判的诸多历史细节形成此文。     

面孔

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涉嫌重婚犯罪被双开最近,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严重违纪案件。经查,邱晓华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邱晓华开除党籍处分;经监察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决定给邱晓华行政开除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意义及其影响

正马锡五与"刘巧儿告状"抗日战争时期,马锡五是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分庭庭长,是非常有名的资深法官,他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种审判方式是在庆阳成熟并得到推广的。这个审判方式就是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调解为主,就地解决,实际上是司法为民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马锡五的审判方式引起人们注目的是他审判的"刘巧儿告状"一案,"刘巧儿告状"是党领导下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经典判例,也是边区妇女翻身得解放,自主选择婚姻的一个典型。长期以来,"刘巧儿告状"不仅仅具有司法示范意义,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刘巧儿"的原型封芝琴建国后曾受到党和     

民初惩罚女性性犯罪的法律问题

民国初年,国家对女性性犯罪的惩罚较前有所减轻。大理院通过一系列的解释例,对女性的通奸、重婚等性犯罪行为进行了相应的界定,强化女性性犯罪的告诉权;强调"无告诉权不理"、"律无处罚正文,即不为罪"等办案原则,对女性的性犯罪案件进行相应的宽宥处理。但在法律解释及司法实践中,北洋政府却也加强了对女性性犯罪的严格控制。     

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

改革开放初期,我有幸参加了两场共和国大审判。1980年,我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981年初,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宣判后,我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回到上海休息几天,到医院里看望生病多时的老伴,然后于3月到衡山饭店报到,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参与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我在2006年出版的《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这本书中,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过程已经作了一个全面的口述;而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情况,至今却鲜为人知。作为一名亲自参与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全过程的法官,觉得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一次回忆,那就先从庭审的情况说起吧。     

官员私生活不是自己的

在中国古代,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备受重视：＂重婚＂是重罪,律文严禁＂二奶＂转正,＂家外有家＂或被摘去乌纱帽。 ＂重婚＂是重罪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出于规范封建伦理,维持统治秩序和教化百姓的考虑,历代朝廷都出台对官员生活作风进行约束限制的规章制度。那么,古代官员能娶两个甚至三四个老婆吗？答案是否定的。     

审判独立的60年纷争

"审判独立"又称"司法独立",它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普世价值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如何对待审判独立以及执政党如何领导司法工作,始终是一个严肃而又十分敏感的话题。下面,按照时间的顺序,把若干不同的提法、做法和相关的纷争,作简要的梳理。(一)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我国的法制建设从1954年步入正轨。1954     

1930年代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的审判——以《红色中华》的案件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苏区反革命罪的立法及司法,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层面处理反革命问题的首次实践。反革命罪的审判具有四个明显特征:(1)司法审判中的反革命罪构成要件前期以"政治判断"为主,后期以"法律规定"为主,具有相对确定性;(2)在量刑方面,实行革命重刑主义与特定情形减轻处罚相结合原则;(3)在审判方面,实行一级审判制与二级审判制相结合、依法裁判与重视群众意见相结合以及裁判委员会指导、主审制与陪审员制结合原则;(4)在诉讼权利方面,嫌疑人有一定限度的辩护权和上诉权。苏区反革命罪的司法原则对共产党主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刑事司法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王文正亲历审判“四人帮”

1980年12月13日上午9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审判。正当国内外的焦点一致对准这场审判的时候,第一审判庭首次开庭就出师不利,引发众多争议……在随后的审判中,无论是对彭德怀冤案提起公诉、还是对江青犯罪量刑的反复斟酌,以江华、王文正为代表的执法者们,坚守着法律的公正与正义,使这场具有时代意义的共和国大审判取得圆满成功。     

反思我国事实婚重叠的处理方法及相应对策

我国《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在94年的《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中对重婚罪做了明确规定,但其条文中的"有配偶"根据我国对于事实婚效力的相关规定,可以认为将事实婚者排除在"有配偶"之外,这在司法实践当中易引起争议,不利于保护一夫一妻制度的神圣性。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试论环境纠纷审判机制的完善

文章从妥善解决环境资源纠纷的角度出发,提出在我国推行将环境刑事案件、环境民事案件和环境行政案件归口到同一个审判庭审理的"三审合一"集中审判运行机制。设置环境资源审判庭,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实践,是人民法院保障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应当从司法机关的审判职责范围、审判队伍建设、审判层级设置三个方面加以完善,最终使司法机关在环境司法实践中,积极构建司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和谐互动的关系。     

东京大审判中的吴江籍人士倪征

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又想到了直接参与二次大战日本甲级战犯审判的吴江籍人士倪征。2002年上半年,我开始酝酿写三集广播连续剧《东京大审判》,通过关系,我找到他在吴江松陵的侄女,从而要到了倪征家里的电话,由此开始在电话里跟他"神聊"。首先我觉得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一拆两,就是个"日"字和"奥"字,可以简单涵盖他一生重大法事审判。"日"字,参与对日战犯的审     

东京审判对于重光葵的审理

重光葵作为日本职业外交官,活跃于大正与昭和时代,先后出任日本驻华公使、驻苏大使、驻英大使、外务大臣和大东亚大臣。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重光葵以甲级战犯嫌疑人身份受审。在重光葵的个人辩护环节,其美籍辩护律师弗内斯以欧美外交人员和新闻业者的证词为重光葵说项,聚焦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日交涉、"一·二八"淞沪停战谈判、1940—1941年日英密谈等多个事件中重光葵所起的作用,强调重光葵是"和平"外交原则的实践者,进行无罪辩护。在东京审判中,众多战胜国人员为甲级战犯嫌疑人提供辩护证词的案例并不多见,这是重光葵成为甲级战犯中获刑最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对重光葵的审判体现了东京审判的程序合法性,同时也反映了东京审判的局限性。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与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是国际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旨在使下级罪行系"执行上级命令"的辩护理由失效。二战以前,人们对于该原则合法性的认知并不一致,但在战后的战犯审判中,该原则与其余追究战争罪责逻辑链的原则一同被深植于国际刑法。相比于审判对象主要为高职级战犯的东京审判,该原则对于审判对象主要为下级军官和宪兵的国民政府审判意义更大。从援用《刑法》到援用《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的运用,这在使战犯的相关辩护失效,进而顺利完成定罪的同时,还将该原则由理论推向实践,使之真正具备了国际刑法上的意义。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国民政府还依据罪行轻重程度与命令的违法性酌情考量战犯的减刑问题,这是对战犯权益的维护,同时表明日本社会关于BC级战犯是上级长官"替罪羊"的说法缺乏根据。     

直视不可见:中国与西欧地狱审判中的两种“可视性政体”

基于"可视性政体"概念,本文将对帝制中国和欧洲基督教两种政体进行比较,同时回溯上古中国对死后世界和古希腊对罪恶审判想象的起源,以及救赎宗教和仪式对它们的深化。此时起,两种"可视性政体"即很不相同。末日审判和狂欢使得中国与欧洲相区别开来,在中国,既有对死者的审判和救赎,也强调驱鬼、保护世人。此外,与欧洲权力和财富可见的场景相比,中国皇帝有不可见的特点。但二者的地狱审判和死亡仪式,都是呈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场合,在此人们讲述有关美德与救赎的说教性故事,并可直视帝国的审判及其反应。     

我所知道的贺龙之死

1980年7月15日,我被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调到北京秦城监狱,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四人帮"的预审工作。同年9月29日,被任命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之一。因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贺龙元帅致死的有关情况有所了解,现略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