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评价的研讨

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评价,大致经历:积极抗战、反共准备投降、反共投降与反共抗战交替变换、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峨眉山观战下山摘桃子几个阶段.评断前后不同,是出于政治需要,随着国共关系和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说影响巨大.现在抗战史学界出现了修正此说的趋势.史学研究必须从史实出发,不能以领导人物的论断为依据.     

桂系首脑身边的民革秘密党员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参加广西学生军,随同广西部队北上抗日。后来转到安徽工作,历任省动员委员会干事、总干事以及国民党省党部人事室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任省政府主席李品仙机要秘书期间,因对国民党当局反共、反人民政策不满,1947年7月潜赴香港参加民革。成为民革秘密党员之     

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对苏政策的调整及其与反共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斗争由失败走上胜利的历史转变时期。国民党政府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在对内对外政策上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不仅表现在变反苏反共为联苏合共上,更表现在联苏限共上。本文试就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对苏政策的调整及其与反共关系作一粗略的分析。     

长衡岳受降前夕之台前幕后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饱受灾难的中国人民沉浸在抗战伟大胜利巨大喜悦之际,新的时局大幕悄然开启——蒋介石发布"未灰亥令一亨"电令,紧急调兵遣欲垄断日军受降,企图独享抗战果实。本文引用民国档案及有关文献,叙述国民党政府在长衡岳地区受降前夕的部署、与日军接洽受降事宜过程、推行防共反共政策等有关方面的内幕,披露诸多历史细节。     

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前国民党抗战问题再探

目前史学界仍较普遍地认为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以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为标志,国民党由抗战初期比较积极的联共抗日转向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笔者认为,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确实由比较积极的联共转向了积极反共,但在抗战问题上国民党却没有转向消极抗日。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抗战胜利前夕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与项立岭同志商榷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力量一方。作为共同抗日的盟国,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关系曾获极大改善,罗斯福总统推行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受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欢迎。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在即,美国政府逐步推行反共反中国人民革命的对华政策,终于成为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那么,抗战胜利前夕,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转折点在哪里?     

触目惊心的山西“十二月事变”——阎锡山发动“事变”玩火自焚记

1999年是阎锡山发动山西“十二月事变”玩火自焚的60周年.当这一难忘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作为当年那次“事变”的幸存者,我不禁想起在抗日战争中,阎锡山倒行逆施发动那次“事变”的情景,想起“事变”爆发后,我所在的山西新军决死队指战员,为了坚持抗战到底,被迫奋起自卫反击和中共中央妥善处理“事变”的正确方针.倒行逆施发动“事变”1939年,正当我国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由防御转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蒋介石适应侵华日军“和平”诱降阴谋的需要,违背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意愿,颁布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反动文件,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接着,阎锡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山西“十二月事变”,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变为“联日反共”,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战功勋卓著的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强加以“叛军”、“反动组织”的罪名,调动他统帅的山西旧军,要“讨伐、消灭”.为此,阎于1939年11月1日,密     

抗战期间毛泽东为何指示出版《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

1939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蒋介石因恐惧和仇视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便将其政策重心转向消极抗战,加剧反共摩擦,并制造了一系列惨案,残杀我抗日军民。就在这国共关系较为紧张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却指示在国统区的进步书店——重庆生活书店出版了《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曾发表过一些主张抗战的言论,如：“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上抗战之责任。”“如果放弃尺寸土地…     

关于田汉同志手迹的一点说明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文艺界的许多著名人士,都荟萃在广西桂林。当时,我在桂林《大公报》作记者。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老前辈,田汉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四一年前后,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悍然向北上抗日的新四军进攻,造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妄图断送全国人民的抗战大业,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八路军、新四军。《七律》中的“今日危机同昔日,各抛心力起狂飙”两句诗,就是田汉同志对蒋介石反     

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

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进行并取得胜利的。国民党在抗战中对共产党采取的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在当时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剖析一下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根源和危害,不无观实意义。一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即确立“清党反共”政策,公开宣称要用“决绝手段”,“必以至大至久之恒心与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宁汉合     

晋西事变前夕剑抜弩张的秋林

晋西事变,也称十二月事变,发生于1939年12月,距今60年了。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时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绥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几乎动用了他全部晋绥军（旧军）进攻山西新军,镇压与新军一体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援下奋起反抗。中共中央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妥善处理了这次事变,打击了山西反共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阴谋,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巩固了山西的抗战局面,并争取到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维护了中共与晋阎的统一战线关系。这一年的6月,我从晋西北来到绥靖公署政治…     

起义投诚百万“国军“的归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数百万国民党军在全国各地燃起战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对其予以迎头痛击,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分崩离析。在此期间,有百万国民党军官兵认清形势,战地起义,投向光明。这庞大的原不义之师投诚起义后的命运、去向如何?请看《起义投诚百万“国军”的归宿》一文。     

抗日战争中的桂系

桂系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广西地方实力派,是在北伐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地方军阀集团。他们同国民党中央有矛盾,九一八事变后,桂系从国民党阵营中分裂出来,积极主张抗日,支持全国的救亡运动,并派军队开赴前线,抗击日寇,表现出进步的一面。但是,桂系毕竟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地方实力派,他们同进步势力也有矛盾,因此在抗战中表现出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本文试就桂系在整个抗战中的表现,分三个阶段进行论述。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桂系     

李立三困境中救助冼星海

“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１９０５年出生于广东省番禺县,１９３８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１９３９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４０年,正当抗日战争艰苦时期,为了激励广大人民英勇抗战,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延安与八路军》的纪实影片,导演袁牧之特别点名要冼星海为该片配制音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１９４０年５月被秘密派往苏联。 冼星海到苏联不久,１９４１年 ６月 ２２日苏德战争爆发,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没有办法为战争效力,他便想回国”。但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露出了反共反…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三青团

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是由蒋介石国民党一手组织起来的御用青年组织,在抗战时期,它与国民党一样具有两面性,既有爱国抗日的一面,也有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抗战初期,为了挽救祖国危亡,全国及广东各地青年爱国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和发展,至1939年广东省青年组织及各县市分支单位组织共256个。特别是中共领导的在北方有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在广东有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在全国、在广东省各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影响也越来越大。     

蒋、桂求和真象与湖北人民和平运动

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悍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共内战.从发动内战的那一天起,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蒋介石集团推行其反人民的内战政策,注定了他们必然失败的命运.蒋军在战场上节节失败,特别是1948年内军事形势的变化,加速了其独裁统治的总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看到形势发展对它不利,试图用一条“妙计”来解救它的对华政策的危机:即是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发展桂系力量,     

蒋介石五次飞临太原始末

山西乃华北重镇。统治山西近40年的阎锡山,除在反共卖国方面和蒋介石有着共同利益并配合默契外,一向与蒋明争暗斗,貌合神离,矛盾重重,关系非常微妙。因此,蒋之每次来并与阎会晤,深受世人瞩目。经查,蒋曾于抗战前的1934     

论孔祥熙抗战前的财政金融改革

孔祥熙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主要成员,在追随蒋介石推行反共反人民政策,发动祸国殃民的反革命内战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反动的。但是,作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作为资产阶级理财家,他在财政金融方面所做的大刀阔斧改革和所取得的成就,是应当给予恰如其分肯定的。本文仅就已掌握的史料,对他在抗战前进行的财政金融改革,给予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国内外专家和读者。     

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

抗战文艺是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国民党当局当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在全面公正地评价抗战文艺的同时,就不能不对国民党抗战期间的文艺政策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纵观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文艺政策,从总体上来说,是顽固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消极抗日,积极防共反共,摧残进步文化事业的政策,但在抗战不同的阶段还是有所变化的。根据其不同阶段的特点,国民党抗战时期文艺政策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南京“两报”一场笔战始末

南京，解放前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媒体林立，政治倾向各异，报际关系十分复杂。1946年至1947年其中两家报纸之间有一场持续两年的笔战，曾引起各界的注目，尤在新闻界影响较大。这两家报纸是：（南京人报），1937年创刊，七七事变后旋即停刊，抗战胜利后复刊，由老报人张友写任总经理，郑时学任总编辑，是一张受我党影响的进步报纸；（救国日报），1932年创刊，抗战时期停刊，抗战胜利后复刊，老板又兼任总编辑的名叫龚德柏，此人原为国民党陆军总部少将参议，自称“反共专家”，外号“龚大炮”。该报接受国民党政府津贴，以“拥落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