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后东盟与印度关系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 ,东盟实施了“大国平衡”战略 ,印度政府推行“东向政策” ,双边关系开始转变 ,在经历了 2 0世纪 90年代恢复接触、增进对话与合作阶段之后 ,2 0 0 0年以来东盟与印度关系进入到深化合作、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格局发生剧变 ,双方都有追求经济、安全利益的共同需要     

战后欧洲联合中“联邦主义”思潮的初步考察

在战后欧洲联合进程中,一直存在“欧洲联邦主义”(Eurofederalism,以下简称“联邦主义”)和“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两种主张。20世纪80年代,一位曾在欧共体委员会任职的英国人写道：“联邦主义和政府间主义,超国家主义和不同民族国家间的合作：关于欧洲的两种概念……从共同体建立的初期起就在彼此竞争。”它们涉及到欧洲联合要达到什么     

“第七次革命”:政府机构改革进展态势及问题

从建国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的机构改革有六次 ,加上现在正在进行的一共七次。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从 1 998年开始 ,舆论称之为“第七次革命”。总起来看 ,以前的六次行政机构改革尽管力度各不相同 ,裁员、缩编和机构撤并情况不大一样 ,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 ,即那些改革不是旨在通过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来达到调整行政机构整体功能和职能的过程 ,而仅仅停留在对机构和人员数量的简单减少上 ,人们称之为“机械式”改革。因为没有改革政府运行机制和职能 ,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和“越精简越膨胀”的逆向恶性循环现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处理工业废渣问题研究

上海城市工业固体遗弃物,即“废渣”污染,暴发于20世纪60年代初。其直接原因是工业“大跃进”导致产值、产量激增,数千万吨废渣从厂区堆积至马路,严重破坏市容的整洁和安全,促成了全市性的清理“生产垃圾”行动和上海市环境卫生局的成立。废渣的固态特征和成分特性,如冶炼渣、粉煤灰、煤渣等,使其具有综合利用的可能,并取得初步成功。但毒性废渣和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却始终难解。直至改革开放后,上海对废渣的“扩大利用、高效利用、清洁利用”才取得显著成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局面是“有治理,难作为”,可称这一时期为“前治理”阶段。     

中国第三产业体制改革的动力与路径(1978~2000年)

中国第三产业体制改革的动力、路径与基于效率提升、快速增长、跨越赶超的工业改革不一样,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三产业体制改革的动力源于就业压力,主要措施为放宽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从事第三产业的限制;8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动力转换为增长压力,即通过第三产业改革带动国民经济更快发展;进入90年代,改革动力变为财政压力,财政收入占比的持续降低,使原由政府包办的第三产业开始进入市场。改革动力的变化使各阶段改革的重点与措施存在显著差异,这也是必须对第三产业改革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原因。     

多种“范式”并存有益于史学的繁荣

历史研究中的新“范式”正在成为史学界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问题似由“现代化研究”而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回归,中国史学界兴起了对世界和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比之把“现代化”主要视为社会进化“目标”的西方早期研究,     

里根政府的管制改革初探

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出现了一场管制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在里根执政时期达到了高潮。此次管制改革又称“放松管制”,旨在放宽或取消部分涉及政策管制的规章条例,改革管制方式,加强管制监督,进一步完善管制体系,从而保障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那么,里根政府为何进行管制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改革有何特点?本将对此作初步探讨。     

评《撒切尔政府私有化政策研究》

私有化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世界性的保守主义浪潮,并延续至今,几乎席卷整个世界。英国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政策是这一浪潮的“领头羊”,其涉及范围广,成果显著,在发达国家中具有典型意义,被称为“西方私有化的最大试验场”。我国对英国私有化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     

试论二战前美国城市公共交通的兴衰

二战前,美国城市公共交通大体经历了兴起、繁荣和衰落三个阶段。1830～1890年为“马拉街车”时代,是公共交通起步阶段,同一时期,通勤铁路等公共交通方式也发展起来;1890～1920年为“有轨电车”时代,是公共交通的繁荣阶段,有轨电车成为这一时期城市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由于公交行业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以有轨电车为代表的公共交通开始衰落,美国逐步进入“汽车时代”。     

1959—1965年上海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研究CSSCI

“比学赶帮”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叶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工业化建设、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方法之一。在“老工业基地”上海,工业企业的“比学赶帮”运动开展较为深入,并历经了“二起二落”。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集中在1959年底至1961年秋,主要内容是因循苏联的劳动竞赛模式,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重启于1963年春,结束于1965年初,目标转变为“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比学赶帮”运动使上海工业企业产值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有了显著提升,推动了工业企业的发展进步。     

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

20世纪上半叶,由于西南边疆危机严重等原因,曾出现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的热潮。调查分为民国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学术团体的调查和个人的调查三类。过去有学者对民国时期学术团体与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做过介绍,但对民国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却没有人进行过研究,有关调查资料亦未得到合理的整理利用。本文收集相关档案史料,就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的背景、调查情况和成果做初步研究,分析调查的成绩与不足。     

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省区分治与权势平衡、二次北伐完成后关于省财权人事权和军事权的央地博弈与武力纷争、中原大战后集权与分治的微妙平衡三个阶段的演变。南京政府正常的省权制度变革无法有序展开,在体制内却只能依靠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这是最下策之下策,而且无法真正有效解决省权过大问题。直到全面抗战前夕,省制变革一直成为牵引中国时局演化与社会变动的中枢和焦点问题。     

协同政府：背景、内涵与特征

行政环境和行政生态的变化导致了协同政府模式的产生。协同政府主要强调政府系统内部和政府系统与外界系统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作为一种有效的政府治理模式,协同政府是具有强大公共事务治理能力的强政府,是能够提供优质高效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是具备现代信息技术的电子政府,是具有协同精神的合作政府。     

行政效率研究会与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

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效率研究会是以研究中国行政问题以及如何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为宗旨的政府机构 ,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既是它产生的主要背景 ,也得益于它的影响与推动。行政效率研究会的行政研究对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也促进了行政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抗战时期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

本文从“边疆教育”概念的提出、边疆教育政策的内容、边疆教育政策的施行等三个方面对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进了概要探讨。认为“边疆教育”从政策层面上言是在1935年提出的,由此引发了民国政府边疆教育政策的系列变化,并制定了特殊的政策,设置了特殊的管理机构,进而对边疆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中共十六大与八大的比较研究

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在指导思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都有重要建树,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六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52年后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大会。对八大和十六大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其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可以加深对十六大确立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组织路线的认识。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法制考察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的地方政府转型与制度改革。就专员的资格与任期、职权与辖区、组织与经费等方面考察,专员制的法制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然专员制度的法律设计与实际状况之间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偏离状态,但这种偏离没有影响到该制度的基本运作,因而专员制度的法制状态应是正常的或基本正常的。专员制度是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历史长河中发展演变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地方政府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过渡的重要一步。而且．专员制度的变革,也凸现了民国时期社会转型的历史画卷。     

Slipping through the cracks: museums and social inclusion in Australian cultural policy development 2007–2010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7–2010 in regard to its proposal to develop a new national cultural policy. Despite its stated commitment to the creation of opportunities for the re-articulation of existing publ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ones, the newly elected federal government’s social inclusion and productivity policies did not, at any stage, seek to draw a positive or causal association between museums and social change. This was despite the museum sector’s numerous attempts to communicate its value in precisely these terms to government. It was also despite the precedents for this policy initiative that existed internationally, particularly in the UK.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7–2010,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within which these occurred, and the reactions generated by the museum and collections sector in response to the events.     

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

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尽管学术界近来已开始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过对于其背后因素的考察还有待深入。实际上,在北京政府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各种社会舆论被全面动员起来,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着外交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域,从而形成了近代史上国民外交的黄金时期。于是,由于中央政府统治的虚弱,在其决策者进行外交运作时,就处处受到来自舆论界的影响,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历史特色,通过对当时舆论的考察,就会更深层次地探究北京政府外交的两难境地。笔者在考察时,主要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以上海舆论为核心,以《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为第一手资料。     

南京政府对康藏纠纷的定性及解决措施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将 1930年爆发的康藏纠纷定性为地方性冲突事件 ,反对英国插手干涉 ;把解决康藏纠纷与恢复对藏主权、巩固西部边陲结合起来 ,决定用和平方式谋求纠纷的迅速解决 ,甚至可以做出让步 ;但中央与西藏地方在解决纠纷的程序和方式等问题上分歧较大 ,致使纠纷的核心问题得不到解决 ;这场纠纷中断了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改善的进程 ,达赖和班禅的矛盾再次激化 ,康藏社会和经济发展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