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在华基督教的两种传教政策

十九世纪在华基督教的两种传教政策王立新传教政策与方法是研究传教史时必须着重考察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传教政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纵观１９世纪,绝大多数传教士采取“直接布道”方式,即宣讲教义、巡回布道和散发宗教印刷品。这种方式既是《圣经》中主...     

乾纲独断：康熙朝天主教传教政策的制定——以内务府佐理外事为中心

康熙帝在位期间，以其敏锐与果敢，强势引导清廷天主教传教政策的更张。制度变革背后，内务府的角色不容轻忽。某种程度上，内务府及其属员参与协理外事，是传教士作为“域外工匠”出入造办处带来的结果。以造办处监造为中心的内务府属员，协助皇帝同传教士之间建立起相对直接的互动与接触，由他们构成的情报网络，成为康熙帝高效获取、理解西洋消息，进而制定、推行传教政策的重要倚仗。总体上，自康熙朝前期禁止传教政策的贯彻，至康熙三十一年自由传教政策制定，再到康熙四十五年领票传教制施行，清廷的传教士统御制度存在明显的“内廷化”倾向。     

瑞典传教士在中国（1847—1949）

自19世纪后半叶起,瑞典各教会纷纷派出传教土来华传教。他们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中国,时间长达100多年。他们在中国传教时,正值中国政治文化生活发生剧变的时期,因而目睹和领略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国,出于传教的需要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对中国进行了一些研究,留下了大量介绍研究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问题的著述,这些著述有助于瑞典人了解中国。应该承认,瑞典传教土在华的这些活动是中瑞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篇章,而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却未能涉及。     

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在京活动述评(1716—1859)

18至19世纪上半期的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是一个特殊群体。它集传教、留学与汉学研究、翻译、搜集情报于一身。最初俄罗斯传教团主要是满足在京阿尔巴津人的宗教信仰要求;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传教团被指派培养留学生,为俄国培养满、汉语人材;随着中俄交往的增多和各种摩擦的产生,传教团被赋予研究中国和探听情报的任务。传教团的这些活动既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近代以后俄国侵呑中国大片领土做了必要的知识准备。     

试析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国苦难会选择湘西作为其主要传教地点的原因

二十世纪20年代起,美国苦难会进入中国传教,其传教的主要地点是地处湖南偏远西部地区的湘西。这样的选择并非偶然,而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天主教会的号召、传教的实际需要共同决定的。这一时期,中国的内地传教权全面向西方国家开放,而美国国内则进入了海外传教运动的高潮。美国苦难会在此形势下,响应教皇的号召,接受了传教的使命。天主教传教重心的向乡村转移、西班牙奥斯定会的经济窘迫使得美国苦难会选择了湘西地区作为其传教的主要地点。     

李佳白与尚贤堂--清末民初在华传教士活动个案研究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早期在山东传教,维新时期创办针对上层社会传教的机构“尚贤堂”。从晚清至民国初年,李佳白通过尚贤堂联络中外人士、举办文化活动、宣传和平主张和实行各教联合,曾受到广泛关注。尚贤堂的创立和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反映了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华传教士活动的新变化、新特点以及传教士的活动逐渐淡出中国历史舞台的过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咸丰朝的限教政策

活跃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西方传教士,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特殊势力。他们的活动,对整个中国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传教与反传教的斗争,特别是清政府对来华传教士的政策问题,当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谋题。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在华传教述论

近代以降,以净土真宗为首的日本佛教各宗派随日本对外扩张入华,在中国各地开教建寺、传道授徒、拓展文教社会事业,获得广泛的发展。然这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不仅在传教对象、传教方式、传教组织方面与基督教、天主教等不同,且其教义的“人世”性质也因自身的民族、地域特色而与中国佛教相异,本质则是支持日本政府对外扩张的国策而敌视中国。故其在华发展,随着日本在华的军事失败迅速趋于瓦解。１９４５年后,苦心经营了近８０年的日本在华传教事业已不复存在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教取得成功的原因——以利玛窦的传教为例

在明末清初中西交往中,天主教耶稣会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带着传播上帝福音的宗旨来到历史悠久的中国,鉴于社会现实,采取了和平的"文化传教"策略,将西方先进文化大量介绍来中国的同时,又极力迎合了中国士人的心态和融合了中西的文化,在传教过程中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其中以利玛窦的传教作为典型。     

中西融通 耶儒相合——论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及其在西方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继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后步入第二次高潮,在此次中西会通的过程中,西方耶稣会士的媒介作用不可忽视。在为数众多的会士之中,利玛窦身体力行,以适应中国文化的委婉传教策略为天主教传教中国奠定了基础。利氏传教策略为中西文化更好地互通、互惠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并直接影响了西方思想界。本文试从耶稣会士利玛窦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利玛窦本人与明末儒士的交往来分析利氏传教策略以及西方思想与孔儒文化的渗透与交流。     

艾儒略和他的《西学凡》

艾儒略和他的《西学凡》顾宁１６１０年，在著名的利玛窦逝世的同一年，另一位意大利那稣会士艾儒略（Ｐ．ＧｉｕｌｉｏＡｌｅｎｉ）历经艰难，抵达澳门。由于暂时无法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他与同行的本国传教土毕方济留在澳门，学习中文并教授数学。１６１３年，艾儒略寻得...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李喜所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１９８１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漫说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曾两度接受过域外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而且都与宗教密切相关。一次是从汉魏到隋唐时期伴随着佛教传来的印度和西亚文化；它成功地输入中国并扎下了根，逐渐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第二次是明末清初伴随着天主教传来的欧洲文化，这一次，域外文化始终停留在浮光掠影的阶段，未能被中国文化所受容，尽管耶稣会传教士们做了最大可能的尝试，但事实证明，他们的传教活动仍然失败了。除了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文化略有一些影响之外，后一次域外文化的冲击无论就规模或影响力都无法与第一次相比。重温一下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如何处…     

清民时期外国医生对广州医药卫生的影响

广州是我国对外开放最早的商埠之一。又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素有海上丝绸之路美称。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艺术的交往,特别是清朝时期西方宗教传入中国甚为活跃,来华传教是西方诸国的热点。他们懂得要把宗教传入中国最好办法就是用医药的方法辅助传教。从此,来华传教的英美各国教会纷纷派遣传教医师来华,甚至不是医师出身的著名传     

评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的中国研究

花之安是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1864—1899年,他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达35年之久。他以“文字传教”为工作重点,一方面用中文写作了若干宗教宣传品和介绍西方文化的读物;另一方面,他也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把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和他自己的认识介绍到西方社会。然而花之安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为传教服务的。由于宗教偏见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花之安的中国观带有显著的帝国主义倾向,是西方列强征服中国的文化辅助工具。     

利玛窦与中国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大西域山人,意大利人。明末来中国的天主教会传教士。他在葡萄牙国王的支持下,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奉派来中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在北京病故,享年五十八岁。 利玛窦到中国来的目的是传教,但也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他和中国士大夫广泛交游,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献,使他对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有一定认识和了解。他以信函形式把他在中国的感受告诉他的欧洲朋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写了一部有关他在中国活动的记录,向欧洲介绍中国。从客观上看,他的活动已不限于传教,他所起的作用也不止于传教。     

晚清寓华新教教士与近代教育

鸦片战后,中国门户洞开,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隆隆炮声,凭借不平等条约,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为了给传教活动铺平道路,大都重视兴办各类学校,其中新教教士的办学活动尤为突出。本文仅就新教教士在中国办教育的动机、活动类型及其社会影响略作探讨。     

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述论——以巴黎外方传教会中文档案为中心展开

福安是明清时期中国天主教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教案频发之地，而清乾隆十一年爆发的福安教案在中国传教史上极具影响力。它不仅是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第一次流血的教案，而且还促成了嘉道时期清政府在立法中订立了对西洋人治罪的律令专条。这对中国天主教的正常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以往对此事件研究者虽多，但由於资料、档案屡屡披露发现，故以往成果多有偏颇。本文竭力综合各类中西原始档案，深挖全案的过程、原因及影响，以图超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