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克石地区汉族移民及移民社会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地区已形成了森林地区汉族移民社会,汉族移民已占到牙克石地区总人口的90%以上,他们大多是五六十年代从东三省、山东、河北等地移居到此,为牙克石森林地区开发建设做出了贡献,也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牙克石市(1983年10月由喜桂图旗改设)坐落在呼伦贝尔地区中部,市域沿大兴安岭主脉南北分布,是呼伦贝尔林业四旗之一。牙克石市林地面积225.7万公顷,占全市面积81.1%,也是全国重点林区之一。一、牙克石地区汉族移民的来源与分布(一)牙克石地区汉族移民的来源     

民国时期新疆汉族移民探析

民国时期迁入新疆的汉族移民约30万人,主要分布在北疆地区;就移民类型而言,主要有屯田和经商形式的经济型移民、党派成员和由于主政者偏好形成的政治型移民以及军事型移民三大类型.民国时期的新疆汉族移民呈现出与以往历代移民不同的特点,对于加速新疆社会发展、促进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及新疆多元文化的构建、改变新疆人口的分布态势、巩固边疆稳定均起了重要作用.     

友爱村白马移民考

友爱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北面的城乡结合部。地处东经108°18’,北纬22°40’,海拔76．7米。东面是友爱路、南面是明秀西路、西面是西乡塘路,北面是市郊区人民政府驻地和秀厢村。1996年全村面积0．4平方公里,耕地43亩,847人。友爱村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洪洞大槐树移民考

人口不断的迁移、流动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大趋势。“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疆域,就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历史。”(1)从远古至今,中国的移民史渊远流长,历史上的移民可分为官方移民和自然移民两种形式。自然移民乃是为逃避天灾战祸而导致的黎民百姓乃至社会各阶层自发的迁徙。历史上大规模的自然移民有东汉末年到西晋永嘉年间的晋民南渡,安史之乱到隋朝初期的唐民南奔,北宋灭亡以后,士大夫及广大百姓随宋朝宗室纷纷南迁,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移民。官方移民乃是历代政府基于军事、政治、经济诸原因,有组织…     

贵州锑币考

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有一枚中华民国廿年贵州省造的“当十锑币”,编号为79.2.12343,(见左附图)据该馆所制资料卡介绍:[此币直径二厘米,重五克。锑铸圆形,正面对文“锑币当十”,边缘为“中华民国廿年贵州省造”,背面为国民党党徽。]资料卡还注明:[此币为1931年黔铸辅币,曾流通一时。]此币色泽较一般银、镍辅币暗淡,少光泽,铸造的工艺水平也较粗糙。CHESTER L.KRAUSE & CLIFFORD MISHLER所编四版《世界硬币》(STANDARDCATALOG OF WORLD COINS)第272页刊载中国贵州项下(?)井429亦列有“锑币当十”图片,     

贵州佛教三考

佛教传入贵州已逾千年,历代僧人游方、行化于全省乡野村镇,宏法、传教于官商士民之中,或行“经忏”,或倡“棒喝”,建寺庙,育僧才,咏吟山水,摩崖刻石,甚至于作入尘之举,消弥边患,化导“愚民”,在继承和宏扬中原佛教的同时,又创造出了丰富的贵州佛教文化。其作为贵州文化之一部分,不仅在贵州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对贵州的开辟、发展起过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在贵州社会发展史上亦占有着重要地位。然迄今为止,各有关贵州的史志,对贵州佛教的传入,发展、演变诸事往往述而不详,其间更有若干须考正、补白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意欲从诸多文献中钩沉一二,以拾遗补缺,供修史者察考。一佛教何时传入贵州?考诸家史志,皆无明确记载,惟《太平广记》卷一百十二引唐牛肃之《记闻》有所提及,其云:“唐牛腾,字思远,唐朝散大夫郏城令,弃官从好,精心释教,从其     

道教传入贵州考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产生于东汉顺、桓之际,大兴于唐、宋之时。是在道家哲学思想和秦汉神仙方术、谶纬神学基础上形成的。道教何时传入贵州境内,由于史料匮缺,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笔者在编写《贵州省宗教志·道教篇》的过程中,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对部分地区进行了实地踏勘,现撰写此文,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探寻,以就教于各位方家。唐代道教是否已流传于今贵州境内,尚无史料可考。根据现有资料,最早有宫观记载的是嘉靖《思南府志》,该书寺观中载:“三清观,在印江西四里,宋乾德(963—968)间建”。民国《印江县志·地理志》“废思邛等处长官司”条下称。“《通志》     

贵州古代远航考

贵州内河有水运活动记载的,开始于战国,当时贵州大部为夜郎。夜郎北与巴、蜀两国为邻。巴蜀领土也包括今黔北部分地区。巴、蜀以北为秦国。今黔东一带,则属于楚国的黔中地。列国中秦、楚较强。两国的对外扩张,对贵州东部及北部河流水运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公元前三一八年,秦先后灭蜀和巴。此后几次东向伐楚,都利用水运优势。特别是公元前三○八年秦将司马错率师向楚进攻,共出动了巴蜀民众十万人,米粮六百万斛,载以巨舟万     

贵州彝族文物考

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旧称倮倮文)。现存彝文文物,最早见于明代的石刻。过去中外考古学家和研究彝文的学者,认为云南禄劝县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刻的彝、汉两种文字的《镜字崖》和贵州大定县(今大方县)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安氏土司彝、汉对照的《新修千岁衢碑记》石碑(图一),是现存     

清代新疆汉族移民民间信仰研究

清朝统一新疆以后,内地大量汉族移民进入新疆地区,有的是为了生计的自发性移民,有的是为了稳定边疆政府的倡导性移民,类型多样。随着大量汉族移民的流入,他们自身的多元信仰也随之来到新疆,开辟了新疆多元信仰的新局面,对新疆的发展和汉族移民产生了重要作用。     

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

在贵州安顺屯堡地区,人们大多以明初屯军后裔自居,始于徽州、随后移入贵州的正月十八抬汪公的古风犹存,对汪公的信仰远远超过了祖先崇拜的范畴,汪公成为屯堡的保护神。本文在对屯堡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从家族入手,追寻徽州汪氏家族一支与汪公入黔的关系,探讨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抬汪公仪式在屯堡移植和保存的意蕴,并以此作为探究文化与国家、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视角,说明明初大规模军事移民的国家行为,伴随着文化移植和文化认同的过程,国家观念通过文化传播深入民间社会,同时民间信仰起了社会整合作用。文化在国家和社会二者之间架起了沟通之桥,不仅参与了移民社会的建构,而且产生了一种令人震撼的力量,延续至今。     

贵州经世学堂名实考

作为贵州近代学堂之母,并在贵州教育史上享有重要位置的经世学堂,到底是有其实而无其名,还是有名有实？到底其名称是后人所加,还是当时便有？一句话,其名与实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过去并无争议和深究。近年来,由于熊宗仁同志在其论著中一再提出,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思考。熊宗仁同志在《贵州文史丛刊》1984年第2期发表了《严修视学黔中述评》一文,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严修视学贵州》的／J‘册子（198年6月第1版）。他这样写道：“通观（香馆使黔日记》（以下简称《媚》）”,“通查严修自著《严范孙先生自…     

贵州义和 团运动考

2000年是义和团运动一百年周年。一百多年前,在中华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以北方人民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场运动兴起于山东,高涨于北方,然后蔓延至全国。下面,本文就将对贵州义和团运动情况作一扼要介绍,并略作评述。 贵州偏处祖国西南一隅,义和团运动在贵州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综合考察贵州义和团运动情况,其中较为有影响的义和团运动有以下     

清代贵州巴香卫初考

明清卫、所设立与改裁,事关朝廷战略部署,对各地历史发展影响深远.朝廷在贵州先后设置过多少卫、所？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常识.不过常识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东西.如此说来,清初的贵州“巴香卫”,便是这样一个被我们忽视了多年的历史存在.本文力图从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两个方面,分析探索巴香卫在贵州历史上的真实存在以及卫治所在、设裁原因.     

贵州麻江高枧夏家史考

“树由根而发,水由源而流”,当紫禁城里传出贵州麻哈州人夏同袜高中状元之时,祝贺之余要思考的便是原因,固然夏状元本人是成就这一巅峰时刻的本因,然他身后的那个家族对他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历史沧桑变幻,关于夏状元以及他的那个家族已经变得愈加模糊,便是他的后世子孙对他亦是不甚清楚。纵有热心人士努力,但不成系统,本文试图为夏家600余年的历史理出一个脉络,希望抛砖引玉,以此为起点展开对夏状元及其家族的研究,作为600百年前来到贵州的汉族,这个家族的成长发展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贵州彝族土司沿革考

谈到贵州彝族土司制度,就必须从水西安氏说起。安氏之先,可上溯到公元前十四世纪末期,从旄牛徼外入居邛之卤的古夷人部族首领希慕遮（孟）。传三十一世而到笃幕（隆穆）。因避蜀洪水,迁居云南东川洛尼山,生六子,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部,称为彝族六祖。默部幕齐齐一支,传十七比而到俄索必额,攻占武支系的地盘而称雄．汉文史志称之为闷（一作问）畔君。其孙勿阿纳一支,先迁云南镇雄,再率部族进入今贵州的威、赫、毕、大等地,再渡鸭地河,而发展势力到都匀洞（今都匀城东十里九龙洞）一带。于东汉光武年间,建立了以今大方…     

贵州七百进士地域考

明清之际,贵州人才蜂起,以“万马如龙出贵州”之势,角逐于华夏的科举场上,创造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状元)一探花”的骄人成绩。可谓“俊杰之士,比于中州”。如今这些黔中才俊的大名仍镌刻在北京孔庙、国子监的碑柱上,常常吸引游人驻足谛视,勾起他们思古之幽情。     

贵州史志考辩二则

鄨水犍山定鄨县贵州史志对汉代“鄨县的定点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方志也曾引证《路史》“鄨为鳖令国,故牁牂郡有“鄨火。”也说:“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置。鄨故犍为地也。鄨有犍山。元光五年,郡移治     

近代察哈尔地区移民社会的汉族婚俗

婚俗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有不同的表现。近代察哈尔地区移民社会居民五方杂处,但其婚俗仍未超越传统"六礼"范畴,体现出婚俗强韧的传承性;同时,由于时值近代社会大变动期间,故其婚俗也有相应的时代性变化。从该地婚礼过程与形式可见,婚俗的形成不仅体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也是民众用来加强社会关系网络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