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与我国的对策研究

台湾问题是当前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美日插手中国台湾问题,主要是出于两国战略利益和遏制中国的考虑。但事实上,这不利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有损于自己的利益。在中美日三角关系框架下,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应采取的对策包括提高综合国力,发展中美、中日关系,坚持睦邻友好外交等。     

时事

中国坚决反对美日干预台海日美两国2月19日在华盛顿举行由外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所谓"2+2"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其中美日首次在共同声明中具体提到台海问题,并将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列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之一。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了严重关切。     

美国尼克松政府与日中邦交正常化(1969—1972)

尼克松政府推进美中关系缓和的同时,也在积极调整美国对日政策和美日关系。尼克松政府事前对基辛格访华严格保守秘密,并不意味着淡化美日安保体制的地位和疏远日本。在1971年7月中旬至1972年9月初,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协商对华政策。在夏威夷会议上,美日两国政府首脑最终确定了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基调。即在继续维持美日安保体制的前提下,按照《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模式,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日本政府始终按照日美两国协商确定的基调处理日美安保体制和台湾问题,并谋求按照《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模式处理《中日联合声明》的文本。对于美日两国政府坚守的那些底线问题,中国政府有意采取了回避的策略     

党史上的一月

1923年1月1日 我国第一个县农会——广东海丰县农会成立。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笔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2006年12月,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和两国外交部间达成的实施框架,中日两国各10位学者组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就中日历史问题进行研究。2009年12月,委员会宣布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结束,并公布了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由中日两国学者就共同确定的题目而分别撰写的论文构成。人们一般认为: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但什么是历史问题?历史认识的分歧点在哪里?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否可以解决?如何寻找解决历史认识分歧的方法?许多问题需要历史研究者予以回答。而此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则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次尝试,或者说迈出了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第一步。本刊拟分两期约请各界学者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及其研究报告以笔谈的形式发表意见。     

《日苏北京条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对《日苏北京条约》的形成史及其历史地位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本文试就讨论中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即苏俄对日政策的形成和变化、苏俄利用美日矛盾、评价《日苏北京条约》的方法论,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中、日、美三国关系与东亚的安全保障

随着苏联的解体、美苏冷战体制的终结,影响东亚国际关系和安全保障问题的主要因素是中、日、美三国关系。当然,其他因素,如中俄关系、日俄关系等等,也会对东亚的国际关系和安全保障问题产生影响。但是,中、日、美、三国关系的改善和稳定,对东亚的国际关系和安全保障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着重研究中、日、美三国关系,是研究当前东亚国际安全保障问题的关键。     

何应钦为受降代表内幕

为了尽快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首脑汇集于距德国首都柏林仅30英里的波茨坦城,共商德国投降后的若干问题,以及对日战争问题。会议期间,美、英会同中国对日本发表了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国空军向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使20万人丧生;9日零时,苏联对日宣战,一举打败关东军;     

孙中山的中日盟约问题辨析

孙中山的中日盟约问题辨析俞辛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中的一大悬案是１９１５年的中日盟约问题。这一问题涉及三份文献的真伪：该年２月５日孙中山和陈其美与日本的民间人士犬信太郎和山田纯三郎签署的《中日盟约》（以下简称《盟约》）及同年３月１４日孙中山致日本外...     

日内瓦会议的重要转折点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与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有关国家的代表云集瑞士,举行关于这两场战争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于6月15日破裂,致使朝鲜继续处于南北对峙、不战不和的局面。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也非常艰难。但是,5月7日越南人民军取得莫边府战役胜利,以及6月18日法国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上台,使会议出现了转机。不过,由于越南代表范文同坚持“14至15度线方案”,谈判一度处于僵持。     

中日政治经贸关系现状论析

一、中日政治关系曲折发展 纵观中日交往的历史,交织着友好的往来和恶意的战争。1972年,我国与日本建交,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我国放弃战争赔偿和日本对我国提供经济援助奠定了两国政治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开始了中日最高领导层的互访。中日关系发展进人高潮。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成功访问日本和日本天皇夫妇成功访华,曾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新高潮。但好景不长,此后不久,中日因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的政治摩擦频繁发生。     

中日问题的层次解析——借鉴法德模式

作为世界上大国关系中最为复杂的中日关系问题,学者已经有诸多讨论,提出了各种建议和策略,而且随着中日两国的交往程度越来越深,很多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和合作。但是中日两国还有很多的矛盾需要克服。本文借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Waltz)的层次分析法,分别从国际体系、两国经济差距和人三个层次重点进行分析,同时借鉴和对比法德和解模式,系统地提出了中日两国面对的问题。     

中日海洋权益纠纷的考察与反思

中日海洋权益纠纷主要集中在东海地区,因此又被称为东海问题或东海争端,其中主要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和东海海域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的划界之争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有关问题。中日海洋权益纠纷与历史问题相牵扯,与经     

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钓鱼岛的归属问题

中日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一直以来是影响中日两国之间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钓鱼岛主权的归属问题直接关系到两国巨大的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利益。因此,钓鱼岛问题一直以来是两国政府间的敏感问题,特别是近日日本政府的购岛行为以及国人一系列的游行示威活动使得钓鱼岛问题更加突出。     

日本学界各流派的日美同盟论争

日美同盟之于日本国家安全与国家大战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在冷战后成为日本国是论争的核心。日美同盟的地位与作用、形式与结构、进程与前景的论争,仍是当前日美两国无法回避的课题。本文依据日本学者的日美同盟观与同盟前景的预测,在有限区分几个有代表性的学派或流派的基础上,对日本国内的同盟论争进行了整体性的归纳和梳理,力图通过日本国内的议论揭示出冷战后日美双边同盟面临的困境与问题,从而对日美同盟的维持与变革问题的思索提供一点有益的参考。     

迈向新世纪的中日经贸关系

中日两国自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十分迅猛。从1991年起,贸易额每年刷新历史最高记录。据日本海关统计,1997年日中贸易额达到7．6924万亿日元（约638亿美元）,是1972年的58倍。（I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前,将一个什么样的中日经贸关系带入ZI世纪,是中日双方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本文试对当前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对面向21世纪中日经贸关系的合作问题略陈己见。一、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贸易现状：进入90年代以后,中日两国…     

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以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为中心

迄今为止,关于战后中国对日讲和政策之研究,大多以1952年4月28日签订之《日华和约》为主要对象,而对于1945年至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研究则明显不足。部分学者主要将焦点集中于战争赔偿、战犯处理、战俘和日侨之遣送等问题。近年亦有学者关注战后日人留用等问题。但是,这些研究都不足以揭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笔者利用《蒋介石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以及国史馆等相关资料,考察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所制定的一系列对日讲和政策,揭示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从而加深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钓鱼岛主权中的历史事实

2012年9月,由于日本政府的"购岛国有化"行为,使得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为世人关注。本文从主权概念和中日等国的记载中来理清钓鱼岛的历史事实,说明钓鱼岛的归属属于中国,处理好该问题,也有利于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胜利果实。2012年9月后,钓鱼岛问题由于日本野田政府的"购岛"使之"国有化",导致中日未决的领土争端再起。先是4月16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与"所谓"的栗原家族达成购买钓鱼岛所有权;9月10日,日本政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移民问题与日美关系

移民问题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影响日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日美两国围绕移民问题产生的外交纠纷与日美在远东太平洋地区逐渐发生摩擦和争执的时间是吻合的。日俄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大国心态急剧膨胀,引发了美国人对国家利益与安全的担忧。美国借移民问题压制日本并最终通过了含有严重歧视日本人条款的《1924年移民法》,给日美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     

论德日两国二战后对谢罪问题的认识

德日两国在战后谢罪态度上的迥异表现主要体现在对战争性质和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上,在战犯的处罚问题上,在战争的赔偿问题上,在历史教育问题上。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国际社会给予德日两国的影响不完全一致,以及两者存在极大的个体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