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徒北山顶舒器辨疑

江苏省丹徒县谏壁至大港一带沿江,从50年代以来,多次出土带有南方特色的青铜器,烟墩山的宜侯矢簋,上有铭文百余字,曾引起考古界研究兴趣。近来在北山顶又出土了一批春秋晚期青铜器,其中钟、鼎、缶、矛上均有铭文,它对我国东南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对这批青铜器铭文的考证,先后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周晓陆、张敏先生的《北山四器铭考》(以上简称“铭考”),认为是吴王余昧墓,“尸祭”缶是吴器,盖上铭文是吴国四王的世系,矛是“余昧”矛,钟、鼎是属徐器。一是商志(?)、唐钰明先生的《江苏丹徒背山顶春秋墓出土钟鼎铭文释证》(以下简称“释证”),主要考证该墓     

北山顶四器铭释考存疑

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以及该墓出土的春秋铜器铭文在《东南文化》1988年第3、4合期上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对这些铭文的研究考释成果也陆续面世.近来笔者读到了三篇有关这一课题的论文,即:周晓陆、张敏两君所著《北山四器铭考》(以下简称周文),商志(?)、唐钰明先生著《江苏丹徒背山顶春秋墓出土钟鼎铭文释证》(以下简称商文)及曹锦炎先生著《(?)(六阝)编钟铭文释议》(以下简称曹文).这三篇文字虽然在对铭文的释考上有分歧,但都有独到的见地.笔者读后受到很大启发,引起了对该课题的研究兴趣.本文拟将笔者通过研究得到的一些极不成熟的想法,及学习上述三篇成果后产生的一些久思不得其解的疑窦就教于学界同好.     

北山四器铭考

丹徒县北山顶春秋墓中,出土带铭青铜器一十五件,其中《尸祭缸盖》一件,《余昧矛》一件,《(辶堇)(六阝)钟》一套十二件,《甚六鼎》一件,计铭文四篇,故名北山四器,读考如下:一、尸祭缶盖墓道内出土.缶已失,出土时虽盖在另一缶上,然与缶口并不吻合,显然系后配.盖上立三环钮,中为漩涡纹,周有铭文三圈,由内向外环读:     

栾书缶质疑

栾书缶是传世铜器,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栾书缶最早见于著录是1941年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一书,其时名为(?)兄缶,并云双剑够藏有照片。1957年,双剑誃刊印《商周金文录遗》,发表了铭文照片。1958年,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正式定名为栾书缶,对该器的大小、形状、铭文作了详细描述,并考定铭中栾书是晋国的执政者。记:"栾书一称栾武子,一称栾伯,以鲁成公二年(前589年)。将下军,从郤克败齐于鞌,四年将中军,十六年败楚于鄢陵,几于射杀楚共王,十八年(前573年)卒。执政几十四年。"又引区照文的考     

哀成叔鼎的铭文与年代

1966年,洛阳发掘的一座东周墓葬出土一套青铜礼器(详本期简报),其中一件有铭文的铜鼎,圆鼓腹,圜底,蹄足,附耳,有盖,与洛阳中州路东周第四期(战国早期)墓葬的第2717号墓出土铜鼎形制一致。兹就铜鼎的铭文及年代作一讨论。一铭文试释鼎腹内壁有铭文八行,前五行每行六字,后三行字数略有增加,第六行重文三字,计五十七字。铭文如下: 正月庚午,嘉曰: "余(?)(郑)邦之产,少去母父,乍(作)铸飤器黄(?)(镬)。君既安,     

王子午鼎年代考

一九七九年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二号墓内出土七件铜器,均有相同铭文。《文物》一九八○年十期发赵世纲、刘笑春同志文章(下称赵文),对铭文有很好的考释,只是没有明确铜器的铸作年代。本文据以做一点补充,续貂而已。铜器铭文,前有“王子午择其吉金”自作彝鼎,后有“令尹子庚”的慷慨文词,称此器为“王子午鼎”极是。赵文引《左传·襄公十二年》杜注:“子庚,庄王子,午也.”确认王于午即令尹子庚.又据《左襄十五》“楚公子午为令尹”,《左襄二十一》“夏,楚子庚卒,断定王子午鼎铸于襄公十五年至襄公二十一     

“司(?)母”考——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探讨之七

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中,铭“司(兔丂)母”者二十六器,计有方壶、圆斝、圆尊各一对,觚十一件、爵九件,铭文均为正书(图一,1、2、7)。另外,有大方尊二件,器底亦铭“司(兔丂)母”,但在“(兔丂)”旁多一“癸”字,铭文为反书(图一,6)。此二件方尊与前面二十六器当是一人之物,故妇好墓共有“司(兔丂)母”之器二十八件。在妇好墓不同铭文的铜器组中,“司(兔丂)母”组仅次于“妇好”组,足见此组铜器之重要.     

是缶字不是鬲字

《文物》1972年2期《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一文中报道出土的一件铜鬲,铭文“佳黄□□用吉金乍(?)”。原文(?)作隶作鬲,然细审(?)字与鬲字不合,应隶为缶。乃宝字之省。《说文》:“宝,珍也,从它玉贝,缶声。”金文中宝字缶即作(?),如康侯鼎、服尊、效父毁、师(?)(皀殳)等。容庚《金文编》陶字云:“(?)父盉假(?)为宝”。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妇好”、“孝己”关系考证——从妇好墓“司母辛”铭文谈起

一、引言在殷墟妇好墓的器物铭文中、署“司母辛”铭文的铜器一共五件。其中大方鼎一对(标本789、809),铭文“司母辛”均署于内壁中部(图一;1.2);四足觥一对(标本803、1163),铭文“司母辛”署于器底里中部,盖里后端亦署“司母辛”三字(图一:3、4);另有方形高圈足器一件(标本850),铭文“司母辛”署于口下内壁中部(图一:5)。以上五件铜器均庄严典重,可与“妇好”组的大、中型青铜器     

“弌日”解

2001年3月,湖北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发现一座春秋墓,在出土的随葬器物中,铜盘、(?)的铭文有历日“唯正月成辛亥”、“唯正月成已未”。有学者已将这两个历日跟传世春秋齐器国差(缶詹)铭“国差立事岁成丁亥”(《殷周金文集成》10361,以下简称“《集成》”)相联系。不久,又看到李学勤先生指出郧县铜器历日“正月”等同于“正”,即“夏正”的意思。     

青铜器

缶(fǒ u音否) 古代盛水或酒的器皿。圆腹,有盖,肩上有环耳,也有方形的。盛行于春秋战国。器身铭文称为缶的,有春秋中期的栾书缶和安徽寿县,湖北宜城出土的春秋晚期蔡侯缶。 (?)(líng灵) 古代盛酒或水的器皿,(?)的名称见于器身铭文。口微侈,束     

北魏尉迟定州墓墓主身份再考

<正>《文物》2011年第12期刊登了《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和《北魏尉迟定州墓石椁封门石铭文》(以下简称《铭文》)两篇文章,介绍了新近发现的一座时代为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457年)的墓葬,为大同地区北魏墓葬的分期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材料。但是,两文都根据石椁封门石上的铭文,将墓主定为尉迟定州,笔者认为这一结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6096发掘简报

大河口墓地位于山西省翼城县,是西周时期的霸国墓地。2007年9月至2016年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对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西周墓葬2200余座。其中M6096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底四周有熟土二层台,葬具为一棺一椁。墓主为男性,仰身直肢葬。随葬器物60余件(套),种类有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角器等。其中铜器包括礼器、兵器、车马器等,铜礼器鼎、盆铸有铭文。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及铜器铭文判断,M6096的年代为西周晚期,墓主身份属于霸国低级贵族。铜盆铭文记载了周王朝对南淮夷的征伐战争,对于研究西周晚期的政治、军事具有重要价值。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的年代与墓主

本文通过对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铜器的考察,判断其年代应在战国初年吴亡之后,墓中出土的九件铜鼎并非为一套列鼎,而是由箍口鼎、兽钮子母口鼎、三环钮子母口鼎等多套鼎制组合而成,是东周时期十分普遍的礼制变革现象。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应在三鼎规格,且主要使用鼎、簠、缶的基本礼器组合,同时从铜器铭文、其他随葬品和丧葬习俗的角度综合考虑,墓主人应为楚国番县贵族而非吴王夫人季子。     

彭射铜器铭文补释

《文物》2011年第3期报道了河南南阳春秋楚国彭射墓出土的一批有铭铜器,器主为彭子射,简报作了很好的释文[1]。读了之后,觉得2件尊缶     

新见吴王馀昧剑铭考证

本文讨论了苏州博物馆新入藏的74字吴王剑铭文,认为器主为吴王馀昧,剑铭所记事件都发生在吴王馀祭之世,同时也讨论了绍兴鲁迅路出土的吴王馀昧剑,指出两柄剑铭所记五次战争并无重合之处。本文认为,《春秋》经传所记载的吴王馀祭在位四年,吴王馀昧在位十七年,是正确的记载。同时,也根据过去学者的研究,再次反驳了《史记·吴世家》对这两位吴王在位时间的误记。最后指出,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研究工作中,应该注意裘锡圭先生的提醒,防止不恰当的趋同或立异。     

古息国考辨——河南古国史研究之四

近年来发现息国专铜器不少,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研究。《文物》1972年第三期刊载《湖北枝江百里洲发现青铜器》一文,所记枝江百里洲王家岗出土的春秋青铜器,其中有两件铜簋,形制完全相同,器和盖都有相同的铭文,其中同时出土还有一件铜(?),器底铭文是:“佳(唯)正月初古庚午,(?)公孙(?)(将)父自乍(作)盥(?)其眉     

河南南阳春秋楚彭射墓发掘简报

2008年6月,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一座春秋晚期楚墓(M38)进行了发掘。此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南北长7、东西宽5米。葬具一椁二棺,两棺并列于墓室北部。随葬器物有铜器、玉石器、皮甲等。其中铜器制作精美,种类有鼎、簠、盏、盘、匝、斗、浴缶等礼器,戈、戟、殳、镞等兵器以及车马器、工具等。墓中出土5鼎,均为盖鼎。从铜礼器和兵器上的铭文看,墓主彭射为楚国高级贵族。在该墓附近已经发现多座彭氏墓葬,此处应是彭氏家族墓地。     

《淮安东魏石刻造像考》质疑

《淮安东魏石刻造像考》质疑窦修林张适１９９３年,淮安市出土一块东魏石刻造像。次年《东南文化》第四期刊登了王锡民、陈锦惠《江苏淮安东魏石刻铭文造像碑》（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和张同标《淮安东魏石刻造像考》（以下简称《造像考》）两文。最近,笔者对其进行考...     

《新弨戈》释文

去年十月下旬,我在北京见到《蔡侯朱缶》、《新绍戈》两器照片和用铅笔磨擦出的这两器铭文,以及仲卿同志据之写成的《湖北襄阳专区发现的两件铜器》一文(见本期64页)。当时我曾向《文物》编辑部提出要求,将拓本带回广州摹写,并写一篇稿子,承蒙同意。回来以后,为事所牵,日久已将此事淡忘。最近始重理两摹本(图1、2),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