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中观园池——浅论山西省新绛县绛守居园池的造园特点

初冬的第一场雪,把我带入了绛守居园池的怀抱。踏上园池门前长长的石板路,望着颇似平常的大门,隐约感觉到在其看似平常的背后的那份神秘来,这里是我小时候生长和学习的地方,从初中到高中,我有很多时间在这园池埋读书学习,此时,故地重游,孑然一人走在这青石板上,眼前的变化使得小时候的记忆模糊起来。     

腹土寄生物考古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实践

前言寄生物考古学是近30年来兴起的一门科技考古的分支学科,它以考古中发现的寄生虫遗存为研究对象,通过还原古代寄生虫感染的流行分布,结合其他考古信息,了解当时影响寄生虫感染的各种因素,如人群交流、迁徙、水资源、生业模式、社会阶层、自然环境、医药卫生等等,考察古人或与人相关     

云锦府发掘与新乡科技考古的探索

科技考古是利用现代科技分析古代遗存,取得丰富的潜在信息,再结合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历史的科学,属于考古学的分支学科。我国现在正处于城市基本建设的快速发展时期,各级考古单位发掘任务都很多,特别是市一级的基层考古单位,主要承担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工作,普遍存在时间紧、任务重、人员少的情况,科技考古方面往往无暇顾及。     

青铜器的保护与收藏方法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物门类之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青铜器都经过数千载的流传或经考古发掘出土,具有非凡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多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内,近年来由于文物收藏之风的兴起,有更多的私人收藏家藏有了青铜器。我们应当珍视这些文化遗存,并将古代青铜器能够更长久地保存和展示在世人面前,作为我们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做好青铜器的收藏和保护是一项重要而长远的工作。     

福建先秦窑炉的发现与研究

迄今为止,福建地区先秦时期遗址中共发现了约90座窑炉（图一、附表一）。这些窑炉结构不同,形态各异,经历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是研究先秦陶瓷窑业技术的重要资料。但由于这些窑炉资料散布在各个不同时期的遗址中,加上早年的考古发掘技术和认识水平相对落后,不太注重窑炉遗迹,往往把它们当作灰坑、烧坑遗迹来处理,     

论哈民遗址与哈民文化——“哈民遗址现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哈民遗址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南约15公里,南距通辽市区约40公里。总面积约17万余平方米。自2010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连续性考古发掘,现已累计揭露面积6600平方米,清理出数十座半地穴式房址、灰坑及少量的墓葬和部分围壕,出土了丰富的玉器、陶器、骨蚌器等珍贵遗物,为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我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及其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考古纪念类展览的策划与思考——以“回望抚琴台·纪念永陵考古发掘八十周年特展”为例

考古纪念类展览作为历史类展览中独特的分支,如何探索出一种适合自身的策展方式,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考古纪念类展览一般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文物为主体的展览,另一种是以叙事为主体的展览。以文物为主体的展览突出展示文物精品,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但文物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导致展览传播方式为散点式,逻辑性不强。而以叙事为主体的展览则具有很强的逻辑叙事性,通过事件和文物的配合佐证,使得整个展览呈现紧密的连续性。文章以“回望抚琴台·纪念永陵考古发掘八十周年特展”为例,系统阐述如何在考古纪念展中做好叙事策划和展品观赏之间的平衡关系。     

2013年日本的殷、周、春秋史研究

<正>2013年12月驹泽大学举行了以"中华文明的成立与变化"为主题的日本中国考古学大会。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的研究者,向大会通报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最新考古发掘情况,并就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传播等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对究竟何谓"中华文明"的起源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会议详细介绍有待今后发表。以下将对2013年的研究状况以时代先后分别予以介绍。旧石器时代。加藤真二《从考古学看生活于中国的旧人向新人的演变》(西秋良     

唐陵大遗址考古的思路与方法——2007～2008年度中国田野考古一等奖获奖项目介绍

<正>陕西唐陵大遗址保护项目的考古工作荣获2007～2008年度全国田野考古一等奖。这是国家文物局和考古学界对我们工作成绩的肯定与鼓励,也是我院田野考古工作者开拓创新、辛勤工作的结果。以下将唐陵考古工作中的思路、方法、措施以及得失作以介绍,以期得到考古界同仁的指教。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

食货派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具有自己的特色,具体表现如下:接近唯物史观,却不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观;从探寻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到新经学的研究旨趣;重视史料但不忽视理论的治史主张;倡导分工合作的治史路径等。他们的史学思想对推动社会史论战之后学风的转变起了一定作用,在四十年代中后期也一度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抗战爆发以后,食货派未能从史学发展中去理解和把握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没有对唯物史观认真总结,致使其史学思想黯然失色。     

古代埃及国家起源过程中的“他者”形象与国家职能建构

对于古代埃及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涉及多种理论的介入,^②但是,以考古证据为基础的对国家起源实际历史进程的描述在埃及学领域成果更为丰富。随着考古和文字资料的积累,近年来对于前王朝时期以及早王朝初期埃及对域外的认知问题尤其受到关注。整体而言,相关认知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涅伽达文化ⅡB—ⅢA时期、零王朝时期(涅伽达ⅢB—ⅢC1早期)^③和早王朝初期。     

“考古五粮液”成就对酒文化研究及汉代酒史考察的启示

“考古五粮液”经过19个月的辛苦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收获,为酒史与酒文化研究的学术推进提供了新的条件。“考古五粮液”的成就不仅对宜宾酒业史的认识提供了全新的信息,多学科综合考察所获工作成绩对于类似遗存的考古方式提供了启示。对于汉代酒业考古以及酒史与酒文化的研究,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

In ancient China,there were well-developed battle-axes and a strict institution of their use,which became a clear reflection of her originality among the world civilizations of antiquity.These weapons not only played the role of morphologically deriving the character Wang 王,but also deeply went into the ritual of political life.Systematic researches on related archaeological data from prehistoric times,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and later historical age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m with literal records ...     

当“石器研究”成为一门专业：王幼平著《石器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方法初探辩介

石器研究已经成为史前考古巾相当专门的领域,西方学术界许多最具影响的入门指南一直未能在中国得到重视。近年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中常有一些有关石器研究基本概念的争论,一方面显示出学界对于石器研究规范化的热情,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旧石器研究在基础方法论方面还亟待加强。王幼平著《石器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方法初探》是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介绍石器研究基本方法的著作,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4年4月25日,《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与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地方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广东肇庆召开。研讨会以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作为切入点,拓展地方史研究的视野,将以地方社会为主体的地方史研究与以王朝政府为主体的边疆史研究相结合,探究王朝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此次会议共有20余位学者参与讨论,其重点集中于岭南和西南边疆,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古代城市“以中为尊”整体空间特征源流综述——基于唐代以前城市考古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中国古代城市以中为尊、左右对称、错落有序的空间格局特征是其传统文化内涵的关键因素之一,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治理需求。本文通过文明探源、考古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成果客观看待《考工记》等文献记载,追溯其思想源流和实践落地的实际情形。针对传统城市空间营造“以中为尊”的规划思想落实在城市规划的实践情况,梳理了中原地区为主的既往城市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唐代以前聚落考古、城市考古的研究成果,提出三个几何特征和组合关系作为合理的判定要素,将几何判定标准与既有考古实证材料进行比对,阐述居中规划思想的源流及其对唐代以前城市空间格局规划营造的影响和演进总体过程,以推动北京中轴线的价值内涵比较研究,深化对传统城市轴线与传统古建筑群营造特征的认识。     

体质人类学与古代社会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资料的不断丰富、考古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的融合程度大大加深。体质人类学已不再单纯研究古今人类的体质特征及其起源、演变规律,而是开始转向研究古代社会、阐释社会复杂化进程。考古发掘的人骨资料是体质人类学     

李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记李家村遗址发现55周年

正1958年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1959年春即组建汉水考古队,对陕南汉江上游的汉中和安康两个专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7处[1],其中李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的标本很为特殊。1960年和1961年即对李家村遗址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达1135平方米,出土了一批以泥质内黑外红陶圈足碗、夹砂灰白陶三足罐和泥质黑陶平底钵为特征的类型品[2],引起考古界的注目。1961年底,     

史料、方法、理论——谈马新中文源流“华人研究”主体的建立

从史学的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史料、方法、理论三个层面对马新中文源流“华人学”主体性建构可能性的探讨,得出结论,由于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的严重不足和匮乏,马新“华人学”的未来,只有在史料的发掘和解读的基础上,方能进一步发展自身的方法和理论。     

“正当的历史观”: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与民族主义

张光直曾指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坚持使用第一手科学取得的经验材料、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以可定量的有形的东西为基础、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考古资料作解释、不把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