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天坛宪法草案》的制定及夭折

在民国初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这两部约法之间,还有一部由国会正式制定但被袁世凯强行推翻的国家宪法草案,这就是《天坛宪法草案》。1913年4月,中华民国第一届两院制民选国会正式组成。随后它就要制定正式宪法以取代《临时约法》。宪法的制定程序是:先由国会参众两院各选出     

北洋军阀的统治始于何时

有些教材、专著认为北洋军阀的统治始于1912年,即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时。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尽贴切,原因:(一)当时革命党尚控制着南方数省的十几万军队,阻止袁世凯的军事势力向南扩张;(二)革命党仍统辖、影响着南方七八个省区,并利用国会、《临时约法》向袁世凯进行有力斗争。所以,从军事上、政治上说,袁世凯的统治还未最终确立。革命党控制的军队在武昌起义后,迅速扩至十几万人,对袁世凯的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为此,崇尚军事实力的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极力阻挠黄兴出任陆军总长,而让其亲信段祺瑞充任;他还     

5月May

<正>11914年5月《中华民国约法》颁布。袁世凯提出增修临时约法,增加总统权力内容。约法会议根据袁世凯的意见,通过《中华民国约法》,即所谓"新约法"。袁世凯创立中华帝国后,被废弃。21994年5月中国银行正式发行港币,当日起在香港流通。钞票面值分别为20元、50元、100元、500元及1000元。中国银行也成为1895年以来第四家可以在香港发钞的银行。     

袁世凯就任秘闻

1913年,通过制造“宋案”与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以为政敌已除,开始破坏《临时约法》,逼选总统,靠着梁上诒手下“公民团”的流氓手法,于10月6日第一届国会正式当选大总统。于是,确定10月10日10时10分举行就职大典。为示正统,大典放在清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仪式之隆重,程序之讲究,极一时之盛。本来,这是一场应该大鸣大放咸与知照的大典,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典礼过程极不称意,袁世凯严令不得张扬外传,这才有“秘闻”一说。     

民初内阁制与宋教仁的政治理念

民国元年《临时约法》设立的内阁制 (国务员制 )既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进行防范的需要 ,同时也是当时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临时约法》的草案设计者宋教仁一贯的政治理念的体现。长期以来 ,史学界关于民初内阁制旨在防范袁世凯专权的观点已成定论 ,惟对内阁制亦是宋教仁一贯追求和践行的关于国家体制的政治构想这一点上尚欠明确。① 本文在此 ,希冀对民初内阁制与宋教仁的政治理念的关系作一比较明晰地描述和分析 ,并揭示和梳理与防范袁氏专权问题的离合关联 ,以求人们能够更深刻全面地认识民初纷繁复杂的政治发展的历史。…     

读史札记二则

一 是谁首倡和促成提前撤销军务院 1916年护国战争中,西南独立各省于5月8日成立军务院,指挥全国军事,与袁世凯政权相对峙。在成立宣言中曾宣称,俟正式国务院依法(指民元《临时约法》)成立,并经由国会(指旧国会)同意后,军务院始行裁撤。但实际上军务院之裁撤,违     

孙中山“还位”辨正

史学界在论及１９１２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时,几乎众口一词说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然而历史事实表明,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始终都是选定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来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的权宜之计,事实上是替尚未来归的袁世凯行使主持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所任始终是一有临时总统之名、无临时总统之实的“虚位待袁”的总统,系临时承乏。后来孙中山的卸任交印实属“还位”而非“让位”给袁世凯。     

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

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杨天宏１９１２年３月３１日由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部具有共和民主性质、可以“伦比宪法”的文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人士将它悬为国典,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布废除君主...     

民国元年都督选任之争

辛亥革命爆发后,光复各省纷纷依据《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公推都督,建立军政府或都督府,取得事实上的自治地位。南北统一后,代表北方未光复省份的参议员主导临时参议院,援引南方各省先例,通过《中华民国接收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规定未独立省份督抚改称都督,并由省议会选举产生。同盟会基于制衡袁世凯形成专权的考虑,对此亦表支持。这与袁世凯中央集权外官制主张相异。各方围绕都督是由各省选举还是总统任命,激起一场论争。它的出现不仅促使袁世凯政府着力确认都督军事身份,加促军民分治政策的提出与推行,也加快了省官制的出台,并使随后方案的确定变得更加复杂。     

论有贺长雄与民初宪政的演变

有贺长雄在袁世凯扼杀共和民主制度,一步步走向专制独裁,乃至复辟帝制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他完全抹杀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事实,杜撰所谓的“国权授受说”,从根本上否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确立的“国民主权说”,并以此作为袁世凯抛弃民主共和制度,复辟帝制的法理依据。民国2年后宪政体制的演变就是在有贺长雄杜撰的这个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有贺长雄的言行体现了当时日本帝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意志,他名义上是中国国家元首聘请的法律顾问,但实际上扮演着“阴谋政治家”的不光彩角色。     

护法战争中章太炎对孙中山的政治心态

中华民国成立后颁布的“临时约法”和建立的国会,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与共和的精神,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标志。当被袁世凯、段祺瑞的专制统治破坏后,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毅然高举“护法”大旗,义无反顾,向邪恶势力展开斗争。     

侨务委员会组织概况

(一) 我国的侨务机构,早在清朝就已设立。当时清政府鉴于我国侨胞在海外人数激剧增长及其在经营工商、农矿等业中占有极重要地位,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在广州、厦门、天津、宁波等地设立出洋问询局,但它并不是正式的行政机构。清朝设立的领事馆,对保护侨胞也产生了一定作用。1912年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即饬令外交部,妥拟拒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同时由约法产生的参议院制定了《国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参议员要有华侨选出的议员六人参加,这是海外选出中央民意代表的开始。但由于民国政权很快被袁世凯夺取,因而民初侨务政策和机构就形成了南北两系统。即以袁世凯及其死后     

阎锡山与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是个奉行封建专制主义的大独裁者。1914年1月,他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占多数议员、作为最高立法和权力机关的国会,随之通令取消了各地方自治会和省议会。5月,又颁布了一部为他搞专制独裁服务的《中华民国约法》,同时宣布废除了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     

二次革命前国民党组织的分化

民初国会选举后,为了破坏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多数地位,袁世凯使出了种种卑劣手段,对国民党分化瓦解。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提供巨额经费,诱使国民党人另立山头。在袁世凯诱惑下,国民党中的志行薄弱者纷纷脱党,另组政团,与国民党分道扬镳。率先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来的政团是孙毓筠“主倡”的国事维持会,1913年2月17日成立于北京,主要发起人还有王芝祥、王人文、扬曾蔚、于右任、章士钊等。该会以“维持大局、俾国家得抵于和平统一”为宗旨,具体纲领有三项:一、维持立法与行政之冲突;二、维持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冲突;三、维持政党与政党之冲突(《申报》1913年2月25日)。国事维持会要求会员在言论行动上“不得挟持私见,有所偏倚。”(同上,2月15日)但在实际上,它却完全站在袁世凯一边。正式国会召     

辛亥革命后日本舆论界对中国共和制度的关注与讨论

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共和制度的建立,国体、政体的讨论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重要议题,日本思想界对此同样予以了关注。1911年末至1912年初,东京的《太阳》《早稻田讲演》等杂志,较为集中地刊载了许多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共和制度建设问题的讨论文章。其中,矢野文雄、浮田和民持观望态度,高田早苗、平野英一郎等对中国实现共和制抱有期待,而有贺长雄、青柳笃恒则持怀疑态度。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修订期间,日本国际法学家寺尾亨和宪法学家副岛义一来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顾问,二人通过发文表达对中国宪政的构想,主张“单一国家制”与“总统制下的责任内阁制”。这一主张与参与修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中国参议员们不谋而合。随着袁世凯在民初政坛势力的扩大,日本学者对共和制能否顺利发展展开了新一轮讨论,整体上质疑声不断;在众声喧哗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实际及发展趋势的了解仍然有限,其分析与讨论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故难以引起中国国内广泛关注。     

民国元年袁世凯的困惑

辛亥革命前,革命党几乎完全忽略了在国内对共和理论的宣传。袁世凯主张变法救国、君主立宪,但对西方文化政治理论知之甚少。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共和的观念被大汉族主义和种族革命的膨胀性宣传所湮没。孙中山颁布的《临时约法》给袁世凯做了一个因人废法、因人修法的不良示范,袁世凯的智囊们设想的国家体制与治国方略仍然是"开明专制",袁世凯曾经试图了解共和制的意义,主张效法美法,但他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国国民素质需要提高的一面,从而淡化了对共和理论和制度的探求。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国体虽变,理念依旧,共和国的大总统袁世凯既不知道共和制国家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政体优越性在哪里。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一夕崩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此时南方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并无力统一全国,北洋军阀袁世凯手握重兵,雄踞北方。经过两个月的你来我往,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协议,只要袁世凯驱清帝退位,拥护共和,则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属于袁世凯,从而实现全国一统。1912年2月14日,清帝退位,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在袁世凯就任总统仪式上,共和派人士被袁世凯“誓守约法”、“捍卫共和”的言辞所陶醉,肉麻吹捧袁世凯为中国的华盛顿,举国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当中。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与《临时约法》的几个问题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与《临时约法》的几个问题邹小站一、南京临时政府有没有给妇女以参政权一些论著为说明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性、民主性,根据１９１２年２月４日孙中山在给“女界共济会”的复函中,曾说过“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所必致”的话,便断定：“据此,临时参议...     

“北伐战争”应是多次

提到“北伐战争”,学生大都认为是指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至1927年“4·12”政变时结束的那一次北伐。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北伐战争是从1917年护法运动开始到1928年东北易帜为止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北伐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辛亥革命果实不幸丧失的再斗争、再争取。因为辛亥革命的结果是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国民党丧失了新建立的政权,孙中山先生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没有能实现。虽然经过“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的奋斗,打倒了袁世凯,但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仍然统治着中国,这对于领导辛亥革命、缔造民国、制定临时约法的孙中山先生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他在对北洋政府采取建议、     

也谈孙中山退位与袁世凯上台问题

孙中山退位、袁世凯上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段历史,自民国以降,占主导地位的有袁世凯“窃取”说(陈旭麓:《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孙中山“让位”说(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中华书局,第491页)及孙中山“还位”说(陈一容:《孙中山“还位”辩证》,《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我以为,单从某一方面某一立场来看,以上观点不无道理;但倘若把这一事件置之全局,则有说理不足之嫌。以下笔者试图将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的这一“过节”置于当时的背景之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进入现场,从积极层面探寻孙中山退位、袁世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