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业与社会研究的新思考

正对遗址生业特征的全面认识离不开对其自然环境的探讨。自然环境是一个包含地貌、气候、土壤、水文和生物等多种要素的整体,并且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不同的环境要素与不同的生业方式的关系必定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动植物考古学研究针对具体遗址开展工作,环境考古学研究也需要落实到具体的遗址上。《山东省章丘市西河遗址的古地貌及相关问题》一文认为,在全新世早期,西河遗址附近的河道从加积状态转为下切,现代河道的雏形开始形成,西河遗址早期的先民在河漫滩通过渔猎和采集等方式获取食物资源。不晚于距今8000年前,河流进一步下     

后李文化遗址的地貌学观察

本文通过实地考察和分析考古资料的相关线索,对后李文化诸遗址的地层和地貌现象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重建了后李文化时期的地貌特征。后李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鲁北地区的泰沂山前地带,后李、月庄、西河等遗址旁边均为深切的河谷。后李文化时期的地貌与今天相比有较大的区别。在后李文化之前,河流处于泛滥加积的过程中。这种过程一直延续到后李文化前期。随着地层由黄色粉砂转变为红褐色调的古土壤层,河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下切,河道开始固定下来。但此时河流下切的幅度是有限的。总之,当时后李文化遗址的地貌特征是山前地带的河漫滩或者低阶地的位置。在后李文化之后,出现了两种情形:一是继续发育气下环境的古土壤;二是再次被冲积层所埋没。本文最后根据地貌重建的结果,对后李文化时期聚落的地貌位置和特点、后期地貌过程对后李文化遗址的影响以及地貌与聚落和生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生业模式初探——山东定陶何楼遗址浮选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鲁中南的汶、泗河流域,并散见于山东其他地区,这一阶段是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建立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法,在山东定陶何楼遗址采集、分析了31份浮选样品,共获得1073粒(颗)炭化植物种子,包括黍、粟、大豆、小麦四种炭化农作物,其他可鉴定的非农作物炭化植物遗存还包括狗尾草,豆科的胡枝子、草木樨、藜、桑树子、芡实等。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生业模式中,黍粟类旱作农业作物基本都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其中又以黍为主导,稻米在大部分遗址中都有发现,说明其存在一定的普遍性,大豆只在少数遗址中已经出现。这一时期果壳类植物遗存的发现相当普遍,其中何楼遗址出土的以芡实为代表的野生植物遗存最为突出,显示出采集类经济模式在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生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本区域并未形成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相对粗放且产量较低的黍依旧是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一些遗址中采集类植物资源仍占有较大比重。此外,大汶口文化早期内部在不同区域也存在不一致的生业经济结构,更多地反映了遗址周边小环境而非文化本身对于生业模式的影响。     

河南省禹州瓦店遗址的河流地貌演化及相关问题

本文对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附近的颍河河流地貌演化进行了研究,并对龙山时期的景观与当时聚落、生业的关系以及遗址废弃之后的后生变化进行了讨论。根据瓦店遗址附近的地学和考古资料,并结合环嵩山地区的区域资料,将瓦店遗址晚更新世以来的河流地貌演化分为6个阶段。在龙山文化晚期,瓦店附近的颍河处于中全新世堆积阶段,台地面与河床之间的高差较小,呈现出"水乡"的特点。这样的景观基础为瓦店先民在台地上开挖流水壕沟以及种植水稻提供了可能。而在遗址废弃之后,全新世晚期的河流下切及侧蚀不断改变着遗址的面貌,逐渐形成今日的景观。总之,作为人类主要活动区域的河流地貌,全新世以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演化对于聚落考古和人地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省亳州后铁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

后铁营遗址作为皖北地区一处大汶口文化早期的代表性遗址,为探索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发展和扩张提供了重要材料。本文以后铁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研究对象,通过种属鉴定、量化统计、年龄结构等多种方法,对当时的动物资源利用、家畜的饲养及肉食资源获取等问题进行研究。通过与尉迟寺、万北等遗址的动物考古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尝试系统探讨皖北、苏北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生业活动等问题。     

田螺山遗址出土菱角及相关问题

田螺山遗址作为河姆渡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址,自发掘以来,其稻作农业的发展程度一直是研究热点,伴随其发掘和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得出了此阶段生业模式是基于采集渔猎,稻作农业仍为补充、且水稻尚在驯化过程中的观点。菱角的食用在河姆渡早期阶段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减少,到河姆渡文化二期晚期阶段几乎不再在人类的日常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推测先民们虽同时进行野生资源的采集和水稻种植,但是其比重已经发生了变化,更多的开始依赖于早期农业。     

内蒙古哈克遗址孢粉分析及其环境信息

本文通过内蒙古哈克遗址的孢粉分析,复原了遗址周边新石器时代、汉代前后、公元8~10世纪前后的植被、气候环境,并结合遗址地貌演变、动植物资源类型、采集植物花粉种类、禾本科花粉个体大小及数量等信息,讨论了当时人类的聚落选址和生业活动。     

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古环境分析

对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古人类生存环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从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转变的动因和机制。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包含细石器、李家沟、裴李岗三文化叠压关系的地层剖面,是我国北方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代表性遗址。通过对李家沟遗址的地貌结构考察和沉积物分析,我们对李家沟古人类的生存环境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结果表明,李家沟古人类居住在全新世初期河流下切形成的黄土冲洪积平原河谷中,周围是以菊科—蒿属—禾本科组合为特征的典型草原环境。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古人类主要生活在河床堆积面上,在附近的草原上从事采集和狩猎。李家沟时期气候稳定和湿润,河流水域面积扩大,河漫滩发育,古人类生活在河床的边滩和河漫滩的滨河床沙坝上。裴李岗时期气候环境暖湿,河流的强烈下切导致沟谷较为发育。从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区域间歇性的断层活动引发了多次古地震,给李家沟古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侯家窑遗址周围区域旧石器专题调查报告

侯家窑遗址指许家窑人文化遗址的74093地点,发现于1974年,后进行多次发掘,发现古人类化石20件,石制品、动物化石上万件,是我们认识许家窑人及其文化的主要材料来源。为进一步了解侯家窑遗址区域的地质地貌及古人类文化遗存分布状况,解决围绕侯家窑遗址年代差距巨大的争议,2003年以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先后多次在遗址所在的泥河湾盆地西部地区开展地质地貌、旧石器专题调查,确认遗址所在的梨益沟发育了三级阶地,侯家窑遗址即埋藏于梨益沟的第三级阶地内。调查的同时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15处,将该区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数量增加至18处,依据盆地内第四纪地质地貌演化史及相关测年结果,这些遗址的时代应为中更新世末期至晚更新世。     

试论十二桥文化的生业方式——以动物考古学研究为中心

通过对十二桥文化成都平原类型和渝东类型典型遗址所出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最小个体数和肉量估算的统计来考察其生业方式,结果显示前者的肉食资源以家畜为主,而后者则以狩猎为主。与香炉石文化的生业方式进行比较,并认为在早期文明阶段,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其生业方式不尽相同,而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间的生业方式则可能趋同。     

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研究

2010~2013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植物浮选过程中获得了相当丰富的植物遗存,为了解该遗址生业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通过对植物遗存以及出土鱼类、动物骨骼进行综合分析,在哈民忙哈先民的经济结构中,以黍为代表的农作物占据主导,采集和渔猎是当时人类生存资源的重要补充。     

黑龙江嫩江县铁古拉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

铁古拉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嫩江县,地处嫩江中游左岸的二级台地上,属红马山文化,为早期铁器时代遗址。2004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出土大量动物骨骼遗存,总数达2153件,种类包括软体动物类、鱼鳖类、鱼类、鸟类及哺乳动物类,此外,还出土了骨、角和蚌制品。根据动物考古学研究结果,铁古拉遗址古代先民是以家畜饲养为主,渔猎采集为辅的生业模式;进一步推测,铁器时代嫩江流域在畜养方面较青铜时代已有明显变化,但仍然与东北南部地区生业情况保持不同的发展趋势。     

裴李岗文化生业经济研究现状与思考

裴李岗文化生业经济研究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展开。微观方面包括动物遗存、植物遗存和生产工具的研究,宏观方面则从聚落形态角度进行长时段的考察比较。总体上裴李岗文化生计表现出低水平的食物生产状态,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农业生产可能也占有一定比例并有了初步发展。目前仅贾湖遗址进行过较系统的发掘和研究,而各遗址采集、狩猎、渔业、家畜饲养及农业生产的占比可能会有所不同,当前研究缺乏各遗址生业经济结构的具体细节,裴李岗文化跨越了近1500年,各时段的比较研究也还严重缺乏。     

淮河中游地区的史前生业经济考察——安徽省侯家寨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

近几年,淮河中游地区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陆续开展,揭示出这一地区在中国史前文化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生业经济作为史前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为全面认识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和研究视角,成为现今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安徽定远县侯家寨遗址出土动物遗骸进行整理和分析,可以探讨该遗址先民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同时,结合双墩等遗址的已有研究,可对淮河流域史前先民的生业经济活动等进行探讨。     

山西夏县师村新石器时代遗址2019～2020发掘收获

师村遗址西南距盐池约7公里,是目前大规模发掘的距离盐池最近的仰韶早期聚落遗址。2019至2020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等单位对师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枣园文化至东庄类型时期遗存,填补了运城盆地仰韶时代早期考古发现的空白。师村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在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上,对研究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早期向西阴文化的演化过程及其与周边文化区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聚落考古研究方面,为研究陕晋豫地区以及黄河流域仰韶早期聚落形态提供了重要材料;在生业方式研究方面,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养蚕缫丝"以及生态环境、生业方式与文明起源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环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早期家猪驯养信息探讨——以江苏骆驼墩遗址出土猪骨分析为例

为深入认识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地区家猪驯养的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演进中的作用,探讨早期阶段家猪饲养的地区性差异,本文选取了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新时器时代典型遗址--江苏宜兴骆驼墩遗址,通过对遗址中猪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对遗址中猪的食性进行比较分析,同时结合整个遗址中猪骨的形态学鉴定结果,探讨遗址中是否存在家猪的驯养行为以及人类的生业模式等信息。     

济南章丘西河后李文化聚落的初步分析

济南章丘西河遗址目前经过了三次考古发掘和勘探。遗址面积巨大,是一处典型的后李文化聚落。遗址沿河分布,具有开放性、季节性、迁徙性的特点。其开放性的布局、小型化的经济单元与其渔猎采集和初级种植饲养两合的经济形态是相适应的。西河人在捕捞、采集、栽培季过着季节性半定居生活,与章丘小荆山遗址存在区别。     

稳定同位素分析对史前生业经济复杂化的启示:以河南禹州瓦店遗址为例

本文对王湾三期文化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先民和动物骨骼进行了稳定同位素分析后发现,粟类食物是瓦店先民食物结构中的主体,水稻的重要性也开始显现,先民的肉食资源应主要是粟作农业产品饲养的家畜(以家猪为主)。猪和狗主要以粟类副产品和先民的残羹冷炙为食,绵羊采食了较多的C_3植物,黄牛则食用了大量的粟类产品。从先民食物结构和家畜饲养策略来看,瓦店遗址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生业经济在谷物栽培和家畜饲养方面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而生业经济的复杂化对文明化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还需深入讨论。     

基于人牙结石的淀粉粒证据探讨裴李岗遗址先民植物性食物来源

人牙结石淀粉粒分析是开展古代居民食物来源研究的有效途径之一。用此方法对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仅存的两具裴李岗文化人骨牙齿上的结石开展了淀粉粒分析,成功提取出38颗淀粉粒,其中可鉴定种属的淀粉粒主要来自于栎属、豆科和块茎类等非农作物,少量有可能来自于粟黍类作物。虽然分析样品较少,提取出的淀粉粒数量不多,但这一结果或许表明采集植物有可能构成了裴李岗遗址居民植物性食物的主体。结合贾湖、莪沟、石固和寨根等裴李岗文化遗址的植物考古学研究,裴李岗文化居民的食物结构具有广谱性特征。本研究为全面认识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居民食物构成和聚落生业经济,深入探讨中原地区早期农业形成过程等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证据。     

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生业方式初探

本文通过梳理河南地区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对新石器时代(距今10000年—4000年)河南地区豫北、郑洛和豫西南三个区域的生业方式进行了初步的综合研究和探讨。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河南地区是以采集渔猎为主、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辅的生业模式,经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发展为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采集渔猎为辅的生业模式;新石器时代末期,农作物中新加入了大豆和小麦,家畜中新加入了黄牛和绵羊,多种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方式逐渐形成。人类对动植物资源的掌控、文化和资源的交流是生业发展的主因,同时自然环境对生业起到了制约和促进两方面的影响。在古代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进程中,生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