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市博物馆藏“臣卫父己”铭文青铜器

河南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两件商代有铭青铜器,二器铭文均为“卫父己”,笔者认为这种释读存有商榷之处。铭文应释读为“臣卫父己”或为妥当,即“臣”以表示身份,“卫”是卫氏一族,“臣卫”作为复合族徽,表明卫族臣服于商王朝,“父己”则是金文中的“日名制”中的常见组合。在安阳地区也出土数件带有“卫”字铭文的青铜器,这可能说明卫氏部族应居住于殷墟附近,并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扮演着守卫城邑之角色。     

再论商王朝的衰亡与铅

商代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繁盛阶段,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考古出土商代青铜器含铅量很高,商代后期尤甚。综合安徽何郢青铜时代遗址人骨铅含量的分析、青铜器溶铅实验、殷墟墓葬出土青铜器铅含量的分析和山西绛县横北西周墓地人骨铅含量的分析等诸多学者新的研究成果,进而证明商代晚期贵族阶层应该存在严重的铅中毒,而铅中毒应为商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史墙盘》铭文与西周时代的正统史观

陕西扶风出土的《史墙盘》是一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青铜器。作器者名“墙”,他的家族自商代以来一直担任史官,世守其业。《史墙盘》中铸有长篇铭文,前半部分叙述西周王朝自文王至恭王的主要事迹,后半部份是史墙家族的历史,铭文不仅是研究西周史的珍贵资料,同时还反映了当时官方的正统历史观,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分节叙述如下。     

济南刘家庄商代青铜器

济南刘家庄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时间为段墟化二期至四期,对于了解商王朝晚期的东进提供了新的史料。     

国博藏商代青铜礼器

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冶炼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标志而达到高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具有丰富的历史、科技、艺术价值。国家博物馆所收藏的商代青铜器,很多都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有着明确的出土信息,是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以下按商王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介绍几件重要的藏品。     

殷商时期的小臣

殷商时期的诸多辞例中有"小臣"。时贤对其多有研究,但在"商代小臣是什么"这一问题上仍有争论。其实,商代的小臣是一批后备人员。在内服方面,商王朝主要从这批人员中选拔商王朝的重要官员,可能与"臣扈"、"臣沚"等商王朝的重臣相比还处于成长和训练阶段,故被称为"小臣"。这批后备人员有的来自外国族,有的是商王子嗣,还有的是女性。他们担任的职务各不相同,商人往往在"小臣"上加上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或所来自的国族来区分他们。在外服方面,商王朝常从内服小臣中挑选成员回他们所来自的国族担任军事首领。通过内服小臣训练外服军事首领是商朝控制方国的手段之一。这些人员在身份显赫之后,仍然用"小臣"称名,因而出现了商代小臣纷繁多样的现象。     

岳阳商代遗址出土铜器及炉渣的分析研究

湖南宁乡出土的商末周初青铜器来源问题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岳阳商代遗址中发现的铜器及炉渣可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线索。本文对岳阳铜鼓山等四处商代遗址出土的铜器及炉渣进行了金相观察、成分测试与铅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铜鼓山遗址的铜器与盘龙城、郑州商城铜器在合金技术与矿料来源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铜鼓山作为盘龙城的次级军事据点,铜器或铸铜原料可能直接来自盘龙城。樟树潭遗址发现的锡青铜熔炼渣表明岳阳地区最晚在二里岗晚期即开始了青铜器生产,所用的高放射成因铅金属资源表明其青铜器生产是在商王朝的资源流通分配体系下进行的。     

商代中期有铭青铜器探讨

对商代武丁以前的青铜器铭文的探讨是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对以往学者所辨析出的部分商代中期有铭青铜器的年代与铭文性质进行讨论。提出其中一些青铜器的年代当属商代晚期,一些所谓的铜器铭文实际上是花纹。同时,根据近年来新刊布的材料新增若干商代中期有铭文的青铜器。并参照同时期其他质料器上的文字,讨论了商代中期青铜器铭文的特点。     

扛鼎力作 嘉惠学林——《陕西金文集成》顺利出版

<正>陕西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几千年来,孕育和积淀了厚重的三秦文化。陕西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和王畿之地,素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陕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数量占全国出土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重器超过了一半。陕西不仅以青铜器发现丰富而著称,更以造型精美、有铭铜器出土量大,铭文长和内容重要而     

信阳出土商周青铜器铭文介绍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南部、大别山北麓、淮河上游,富饶的物产资源,孕育了数千年的文明,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器、漆木器、陶器和玉器等,令人叹为观止。本文仅对近年来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做一综合介绍罗山县莽张乡天湖村出土的商代青铜器铭文 M1:16“父”箕器柄部铸铭文“父”字(图一:1)。     

安徽肥西出土商代青铜器简论

文章主要对安徽肥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进行断代研究,认为大墩孜组属于商代早期,馆驿糖坊组属于商代中期,上派组属于商代晚期。该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表明安徽江淮西部地区是中原商文明通过淮河南下至长江流域,乃至更南地区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     

随县出土铜器铭文考释

继隨州市擂鼓墩曾侯乙之墓发掘以后,仅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零年间,先后在湖北省隨县诸地,文有五、六处青铜器出土。其时代早至商代晚期,下限及于战国,这些铜器造型十分精湛,并铸有铭文,《考古》82年第二、六期,《文物》82年第十二期分别发表了这些资料。读后,发现简报铭文尚有未释字和考释可商报之处,又见于《文物》82年第六期《湖北隨县刘家崖、尚店东周青铜器铭文补释》一文,对上述部分铜器铭文提出订正意见,读后也觉仍有可商之处,笔者适有机会,参观了随州市博物馆所藏上述诸器铭文,现将墓一孔之见简述于下:     

灵宝考古的新发现

近年来,在豫西灵宝县的一些地方,初次出土了一批商代青铜器,这是灵宝考古的新发现。这些商代青铜器的出土,不仅填补了地域上的空白,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一些青铜器的年代比属于商代中期的郑州二里岗期青铜器稍晚,但又比属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的青铜器稍早,这是研究商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演变、发展和分期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现介绍于后:     

殷墟妇好墓主身份辨——与张素凤、卜师霞商榷

笔者不赞成<也谈"妇好墓">一文,把青铜器铭文"妇好"解释为精魂借助的托魂树,具有通天地的巫术功能,从而提出"妇好墓"墓主不是商王武丁配偶而是神职人员--巫觋的学术观点.从青铜器铭文解释、商代青铜礼器判定标准、祭祀者与受祭对象、甲骨文中的妇好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带"妇好"、"司辛"、"司母辛"的青铜器铭文等方面看,妇好墓墓主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妇好.     

新乡市博物馆藏“聑须婦■”青铜组器铭文考释

1952年在新乡辉县出土了一批商代晚期带有"聑须婦■"铭文的青铜组器,该组器为商代贵族使用过的青铜礼器。本文对青铜器纹饰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该组青铜礼器上铭文的含义和构成进行考证、分析,认为"聑须"应释读为族氏铭文,"婦■"应释读为父族之族氏名,"聑须婦■"应视为复合族氏铭文。     

谈毓祖丁卣等三件商代长铭铜器

殷商后期较早阶段的铜器铭文都很简短,仅用一个字或几个字标明器主的族氏或祭祀的对象;较晚阶段出现记事性内容,字数有长到四十多字的,如小子(?)卣。传世与出土的具有长铭的商代铜器不多见。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重要的商代长铭铜器流落海外。近年在我国考古工作中商代长铭铜器偶有发现,如安阳殷墟出土的戍嗣子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世的毓祖丁卣、(耳口)簋、小臣缶方鼎,也是商代长铭铜器。这三件铜器的器形、花纹特征与商末帝乙、帝辛时代的青铜器一致。三器的铭文均见著     

再赏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兵器与农具

<正>1989年9月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遗存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在商代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它是继三星堆之后,在我国南方的商代单个埋藏单位出土器物最多的一例,也是出土青铜器最多的一例,多达475件。这一考古发现改写了商代的江南历史,一方面说明商文化的辐射范围突破了长江这一传统认识中的商文化"边界",另一方面说明赣江流域在商代已形成独具特色、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研究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与发展模式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枭阳国考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墓葬的发现，是中国南方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国自有经史典籍以来，先秦以前的江西就被说成“蛮荒腹地。”现在从大洋洲商墓发掘出来的青铜器物，不仅数量多，而且个性突出、特色鲜明、风格殊异，这不能不使举世骇异。事实胜于雄辩，它激发人们走出“司马迁时代”，去重建先秦江西和南方文明史。然而，由于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没有铭文，而现存的古代正史典籍又对先秦以前的江西几乎讳而不谈，重建江西和南方古代文明史的工作难度很大。本文主要依据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物和古史传说资料进行考析，推定大洋洲商墓…     

郑州杜岭和回民食品厂出土青铜器的分析

1974年9月,在郑州商西城墙外约300米处的张寨南街杜岭土岗南段距地表约6米深处,发现3件商代前期青铜器;1982年7月,在郑州商城东南角外侧的向阳回民食品厂距地表约5米深处,又挖出商代前期青铜器13件。这两个地点所出土的铜器,是历年来在郑州商城遗址范围内出土青铜器最为集中的。这批青铜器,不仅展示出商代前期青铜文化的兴盛和繁荣,而且对确定郑州商城为商代前期一座重要都邑遗址,和研究当时青     

■尊所见飨礼研究

■尊是新近发现的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商王举行的一次飨礼。内容有关飨礼的歌、乐、舞,这是以往出土文献中未见的内容,意义重大。本文通过疏解铭文,理清尊铭涉及到的飨礼仪节。将尊铭与传世文献对照,揭示铭文在飨礼研究中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