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生业方式初探

本文通过梳理河南地区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对新石器时代(距今10000年—4000年)河南地区豫北、郑洛和豫西南三个区域的生业方式进行了初步的综合研究和探讨。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河南地区是以采集渔猎为主、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辅的生业模式,经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发展为以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为主、采集渔猎为辅的生业模式;新石器时代末期,农作物中新加入了大豆和小麦,家畜中新加入了黄牛和绵羊,多种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方式逐渐形成。人类对动植物资源的掌控、文化和资源的交流是生业发展的主因,同时自然环境对生业起到了制约和促进两方面的影响。在古代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进程中,生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黄淮下游地区的生业初探

本文综合动植物考古和人工遗物的研究成果,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黄淮下游地区的生业进行了初步的综合研究和探讨。本文将以采集和渔猎经济为主、以农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为辅的生业模式称之为"初级开发型"的生业模式,将以农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为主、以采集和渔猎经济为辅的生业模式称之为"开发型"的生业模式。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是由"初级开发型"的生业模式到"开发型"的生业模式转变的过渡阶段,后一经济模式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确立,在此后的新石器时代基本呈稳定的上升发展。龙山文化时期较之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生业有很大的进步,形成多品种的农作物种植方式、多种类的家畜饲养方式,因地制宜的稻旱混作模式广泛分布。黄淮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的生业有明显的区域特点和时代特征,其形成受自然环境和气候演变的制约与影响,最终则取决于该地区古人自身的生存策略、文化状况等能动性的一面。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黄淮下游地区先民获取动物资源的生业方式初探

本文综合动物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对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中期(约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5300年)黄淮下游地区与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有关的生业进行了初步的综合研究和探讨。黄淮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还未发现家畜饲养的证据,为纯粹的狩猎经济或以狩猎经济为主。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下游地区的后李文化和淮河中下游地区的顺山集文化时期已经开始驯化、饲养家畜(狗和猪),但获取动物资源方式仍以狩猎和渔捞经济为主,以家畜饲养业为辅,这一阶段的生业属于"低水平的食物生产阶段",获取肉食资源的模式处于"初级开发型"阶段。总体来讲,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黄淮下游地区的渔猎采集经济采取了强化利用自然资源的广谱渔猎经济策略,并出现了适应定居生活,强化利用水生动物资源的现象。黄淮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阶段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有较大的区域特色,也受自然环境与气候演变较大的影响,但该地区古人在适应气候环境条件下的定居生活、生存策略与文化行为模式等人类能动性的一面才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长江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

本文梳理了长江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生业经济发展的整体脉络,并对其形成动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自彭头山文化至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就产生并逐步发展起繁荣的稻作农业经济,逐渐形成稳定的稻作农业文化传统;生业模式由采集和渔猎为主,向稻作种植和家畜饲养为主逐步过渡。汉水中游作为长江中游与中原文化交汇的过渡地带,起到了农业交流的桥梁作用,稻作与旱作由此分别向北和向南持续传播。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以及文化影响的不同,长江中游的各个地理单元,其生业经济结构又表现出区域性和阶段性的差异,这其中文化因素应是主要动因。     

内蒙古农牧交错带考古学文化经济形态转变及其原因

一、内蒙古东南部考古学 文化经济形态转变及其原因 1.3000aB.P.从以农业为主转为农牧并重 全新世以来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有千斤营子类型、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等,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还是青铜时代早期的     

岳石文化区域环境与生业经济的差异化研究

以粟、黍为主,兼有麦类、豆类和水稻的农业种植体系,以及完善的农业生产加工过程、发达的家畜饲养业和较高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水平,共同构成了岳石文化合理完善的生业经济模式。但在地理环境和水热条件等自然因素差异的影响下,岳石文化各区域在农业种植和动植物资源利用等方面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山东地区中,鲁西北和胶东半岛的生业系统最为完善,鲁中南的旱作农业与家畜饲养业较发达,鲁东南以稻作农业为主,胶莱平原旱、稻兼作的生业系统集中分布在平原外围近丘陵地带,鲁豫皖交界的黄淮平原形成了种植与渔猎互补的经济结构,苏北和辽东半岛可利用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多样化的选择阻碍了该地区种植农业的发展。     

西江中游文化区的生业经济及其发展阶段

西江中游地区是岭南历史文化区内一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新石器时代大致经历了三种生业经济形态,早期是一种广谱的渔猎采集经济,中期是一种利用贝类为主的渔猎采集经济,晚期是较发达的稻作农业经济。演进过程在整个文化区内具有一致性。贝类利用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呈现出一种显著强化的趋势,但一直未在食物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     

稳定同位素分析对史前生业经济复杂化的启示:以河南禹州瓦店遗址为例

本文对王湾三期文化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先民和动物骨骼进行了稳定同位素分析后发现,粟类食物是瓦店先民食物结构中的主体,水稻的重要性也开始显现,先民的肉食资源应主要是粟作农业产品饲养的家畜(以家猪为主)。猪和狗主要以粟类副产品和先民的残羹冷炙为食,绵羊采食了较多的C_3植物,黄牛则食用了大量的粟类产品。从先民食物结构和家畜饲养策略来看,瓦店遗址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生业经济在谷物栽培和家畜饲养方面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而生业经济的复杂化对文明化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还需深入讨论。     

敦煌地区史前文化初步研究

敦煌地区的史前文化包括新石器时代文化、过渡类型、四坝文化、骟马文化等.敦煌地区史前时期的生业经济较为复杂,既有相对稳定的农业,也有灵活且适应环境的畜牧业;四坝文化之前时期以农业为主,生产方式较为粗放;骟马文化时期以畜牧业为主,农业比重降低.敦煌地区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和缓冲地带,也是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不断碰撞的地区.     

云贵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农业进程探究——以植物考古材料为中心

云贵地区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先民多元的生业策略。本文系统梳理了目前云贵地区出土的植物考古材料,对区域内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农作物结构以及农业种植发展历程、区域特点等问题进行探究。现有材料表明,云贵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就经营稻粟混合型农业,随着青铜时代麦类作物的传入,滇西北、滇东等地开始流行稻粟麦混合型农业。除农作物外,野生植物资源在云贵地区先民的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探究云贵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多样化的植物资源利用策略,对理解西南地区早期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植物资源的选择既是先民对山地环境的适应与探索方式,也是区域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长江上游地区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

本文通过对长江上游地区动植物考古资料的系统梳理,重点探讨了这一地区先秦生业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生计开发,深受自然环境的客观制约,但也有是对环境的主动适应。这一地区农业开发整体偏晚,渔猎采集经济突出;区域生业分化明显,多样性丰富;文化传播影响强烈,呈现多元交融格局。其农业因素除主要传自甘青地区和长江中游外,汉中盆地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黑龙江嫩江县铁古拉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

铁古拉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嫩江县,地处嫩江中游左岸的二级台地上,属红马山文化,为早期铁器时代遗址。2004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出土大量动物骨骼遗存,总数达2153件,种类包括软体动物类、鱼鳖类、鱼类、鸟类及哺乳动物类,此外,还出土了骨、角和蚌制品。根据动物考古学研究结果,铁古拉遗址古代先民是以家畜饲养为主,渔猎采集为辅的生业模式;进一步推测,铁器时代嫩江流域在畜养方面较青铜时代已有明显变化,但仍然与东北南部地区生业情况保持不同的发展趋势。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生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基于河南境内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成果的思考

为深入理解新石器时代河南地区生业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与环境波动、文化演变和社会变迁的关系,本文根据已发表的人和动物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先民的食物结构和家畜的饲养方式进行了梳理,并总结了本地生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如果说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贾湖遗址已经开启了向农业迈进的步伐,那么随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农业社会,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生业,则可以概括为生计方式多样化与生业经济复杂化,其中粟作农业的生产是本地生业经济的主体。通过对生业经济与环境、文化、社会变迁之间相互关系的梳理,本文认为自然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背景和舞台,生业经济则集中呈现了人们为适应、开发和利用环境而发展出的生计方式的技术体系,其转变将引发物质文化与社会层面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生业、环境与文化的交互作用对于社会复杂化进程加深和早期文明化进程提速的影响需要我们思考和进一步研究。     

吉林农安左家山遗址2015年出土动物骨骼遗存研究

左家山遗址位于吉林省农安县高家屯村西南500 m处。2015年因河水侵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猪、狗、羊、马等动物骨骼。通过对出土动物遗存的鉴定与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左家山遗址为一处夏秋季节性居址,先民的生业模式以狩猎、捕捞和采集为主,同时饲养少量家畜。辽金时期该地区被称为“黄龙府”,通过对墓葬内出土动物遗存的分析,推测其与少数民族的“烧饭祭”“殉羊”“殉犬护送灵魂”“头蹄葬”等丧葬习俗密切相关,这为辽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重要证据;随葬动物种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伊通河流域少数民族的生业模式为农牧结合,且伴有少量的渔猎活动。     

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长江下游的生业形态研究(上)

近万年以来,长江下游一直有古人类栖居,见证了史前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先民在具有本地特色的多元化生业实践中,最终奠定了以水稻栽培和家猪饲养为主、多种经济类动植物管理为辅的生业经济格局。本文对该地区新石器至先秦时代57处遗址所开展的动、植物考古和骨骼稳定同位素研究的数据进行梳理,初步评估各遗址中农作物和家养动物在动植物组合中的比例,进而分析生业活动的类型和特点、生业经济的宏观历时变迁,以及与物种驯化起源、强化农业的确立和衰落相关的问题。长江下游在距今10000年左右已有以水稻栽培为代表的农业因素。距今8200年~5300年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期,动物资源以狩猎采集为主、家养为辅,植物资源从水生植物果实逐步过渡到以水稻为主,水田耕作技术得到发展。距今5300年~43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农业经济达到全盛,以水稻强化生产和家猪饲养为支撑的经济模式确立。随着良渚文化的式微,农耕和家畜饲养都有所萎缩。商周时期,北方旱地耕作传入。我们提出,未来的研究应重视该地区生业的多元性特点,把对水稻的特别关注转向对更多其它物种的考察,从人类生态学角度全面地解读长时段人地关系的变迁。     

豫北地区龙山时期生业经济的考古学观察

豫北地区龙山时期各遗址出土动植物遗存和生产工具的分析结果表明,当时已存在以旱作(粟、黍)农业和家畜饲养(猪、狗、牛、羊)为主,兼营采集、狩猎和捕捞业的生业模式。少量大豆、小麦、稻米等农作物的发现表明这一区域自龙山时期就已"五谷俱全",农业种植结构趋向复杂化。自然环境的优渥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频繁推动了豫北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和农业经济的持续繁荣,约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该区域与中原其他区域基本同步步入文明社会。     

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冀北山地的分布及其西南边界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国北方一支发达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分布范围广阔,但学界对其西南边界的划分一直存在争议。通过系统梳理有关遗存可知,冀北山地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重要分布区,根据地理单元和遗存特点,该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可分为西辽河水系、滦河水系、潮白河水系三个区域。对比三个区域之间及各区域与邻近地区间相关遗存的文化特征可知,冀北山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可分别称之为"辽西型"和"燕山型",由此可进一步推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西南边界大致位于今崇礼—兴隆—山海关连线一带附近。推定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西南边界,对于深入探析该文化的分区与分布,其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冀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文化面貌等都具有一定意义。     

青海官亭盆地植物考古调查收获及相关问题

目前对于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经济状况存在不同认识。青海官亭盆地的植物考古调查结果显示,青铜时代的齐家文化和辛店文化农业皆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辛店文化时期新出现了大麦和小麦等麦类作物,且以大麦为主;辛店文化时期黍的相对增加可能与气候变干有关。本次植物考古研究的结果不支持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经济形态是从农业向畜牧业转型的观点。     

舞阳贾湖遗址生产工具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形态分析

贾湖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重要遗址,发掘者将其分为三期,距今7500～9000年.本文从分析一期至三期石、骨、陶质生产工具组合、数量及变化入手,结合动植物遗存,对其经济形态的组成结构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讨论,认为一期、二期是以狩猎、捕捞业为主,农业为辅的经济类型;到了三期,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所占比例超过狩猎、捕捞业.生产工具的总量、动物遗骸、植物遗存综合分析结果显示,贾湖遗址的经济形态是以渔猎采集为主,农业种植、家畜饲养为辅的广谱性经济,但农业经济所占比重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内蒙古赤峰市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祭祀坑”出土人骨稳定同位素分析

本文应用稳定同位素分析技术对内蒙古赤峰市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祭祀坑"出土人骨中的C、N同位素比值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大山前遗址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先民食物结构以C4类植物为主,很有可能来源于粟、黍和稷,肉类食物在食物结构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暗示出饲养业和畜牧业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据重要的位置。本文的研究为复原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特别是赤峰地区青铜时代人群的经济生活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