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户考古与尉迟寺大汶口晚期聚落家户分析

家户是社会考古学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单位,可分为生活型家户和非生活（特殊）型家户两种类型,考古遗存的家户界定需要同时考虑共时性、共居性和功能性。在尉迟寺大汶口晚期聚落家户个案研究中,尝试通过器物量化统计反映房址功能,结合同时期遗存分析认为,以大间房屋为核心的第三级财产所有制遗存共同组成家户单元;在家户空间的利用方面,各类房址的空间利用策略有所不同;房内遗物的统计结果倾向于支持聚落火灾毁弃说。     

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葬俗刍议

尉迟寺遗址位于安徽省蒙城县许町镇毕集村东约200米处。遗址保存较为完整、规模较大,文化内涵是以大汶口文化为主的原始社会聚落遗存。从1989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对其先后进行了13次发掘,共清理出房迹78间,墓葬300余座及大量的灰坑、祭祀坑等。出土各种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珍贵文物近万件,为研究皖北地区原始社会中、晚期的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本文主要从该遗址的大汶口晚期墓葬葬制葬俗方面进行论述,从其宗教信仰、社会风俗、人口结构、生产生活入手,探讨尉迟寺遗址的文化性质及它与周边地区其他文化的联系。     

榆林地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先民的作物选择初探

已有的考古研究显示,榆林地区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址数量激增,聚落等级差异显著,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但其文明化过程中,不同等级聚落的先民对作物的选择情况如何,作物选择与社会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如何仍不明确。本文公布了榆林新机场火石梁遗址的植物浮选结果,搜集该地区已有的大植物遗存资料,根据古人农作物计量的习惯,优化分析植物遗存所代表的作物产量信息,揭示不同聚落规模下先民对作物的选择利用情况。研究结果揭示,榆林地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小型聚落居民延续以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但大型聚落—石峁遗址的先民则有了更多的选择,如强化对粟的开发,其作物选择的多样化可能与资源调动能力相关。     

平粮台龙山文化遗存分析

平粮台城址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域址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本文借鉴西方环境考古与聚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着重从聚落形态的角度出发,用考古材料研究社会关系,具体在各种物质遗存中从政治权利、阶层分化、生产生活、组织规划、民风民俗、神灵信仰等方面抽取提炼出非物质的信息,重建其社会组织结构,复原地区聚落模式和社会复杂化进程,以取得...     

尉迟寺遗址大汶口文化聚落陶器使用情况分析

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为我们分析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提供了珍贵标本。我们对聚落中房屋居住面上保存的陶器的统计分析提出,聚落中每个核心家庭的陶器使用量约为15件,甑、箅子、甗和鬹等特殊用具在有些房屋单元集中分布,与之相关的特殊食物制备和消费可能与地位特殊的核心家庭密切相关。聚落与墓葬中的陶器种类和数量对比发现,豆在葬仪中受到特殊重视。     

山西临汾盆地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

在史前,在氏族社会的基础上,聚落会以血缘为纽带近距离相聚在一起并形成一种特定的空间与遗存形态,这种形态就称为“聚落群聚形态”,这种形态实际也是史前社会组织一种物化的反映。     

“遗存县治”现状的再研究及其遗产价值——以浙江省为例

"遗存县治"是县级行政区划变迁的政治(行政)聚落遗存。论文以浙江省为例,在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上,从遗产保护的视角分析了"遗存县治"遗存特点,认为"遗存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行政)文化和城镇规划思想的重要载体,即作为曾经的中国古代地方基层政治(行政)中心,遗存了丰富的地名遗产,保留了古代基层行政文化,反映了传统城市规划思想,保留了较好的传统政治(行政)城镇格局,仍能与周边山水环境融为一体,是中国(东方)农业文明背景下的聚落遗存代表,拥有较高的遗产价值。加强对"遗存县治"类小城镇的学术研究是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也为我国历史城镇遗产特别是历史小城镇遗产的申报提供了案例和方向。     

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

成都平原目前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存主要包括桂圆桥一期遗存、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以及之间的过渡遗存等几个阶段。宝墩文化三期以前的史前聚落多分布于平原北部、西部至西南靠近平原边缘地势相对稍高的地带。平原腹地则多为宝墩文化三、四期的聚落。宝墩文化时期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黍、粟和饲养家猪,有别于桂圆桥一期以种植黍、粟为主的生业方式。宝墩文化四期之前大型聚落群与小型聚落的基本结构并无根本性的区别,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显赫物品或随葬品,尚无明显的分级、分层证据。至宝墩文化四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墓葬开始随葬有骨饰品、石工具或玉器,群体内部出现了分化,开始出现拥有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     

灵宝西坡出土朱砂及相关问题研究

灵宝西坡遗址是一处以仰韶文化中期遗存为主的大型聚落,多次在房址和墓葬中发现朱砂遗存。本文对西坡遗址出土朱砂进行了分类梳理,并结合中外民族志和考古材料,对朱砂的功能及含义进行了探讨。朱砂作为特殊媒介在西坡聚落不同的时空环境里表达了不同的含义,这里使用朱砂的现象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礼仪上的传承性,标志着以朱砂为介质来表达人们思想观念的方式,在仰韶文化中期发展到了较为成熟规范的阶段。色泽鲜艳的朱砂与聚落特定空间的有机结合,使得朱砂本身及其使用环境被赋予独特的社会功能,成为鉴别社会角色和身份差别的重要标识物。     

北美西南部废弃行为研究

考古学家发掘的大多是废弃的遗址,我们过去在发掘和研究一处遗址或聚落时,可能很少有人关心它们废弃的原因,除非像庞贝古城这种极其特殊的灾难性案例。近来对环境考古的重视,这种关注开始出现,比如对齐家文化喇家遗址的灾难性事件和对萧山跨湖桥文化因海侵而消失的关注。本文提供了一种研究遗址废弃行为的范例,对我们的遗址发掘和聚落形态变迁研究颇具启发性。过去的研究往往将废弃看作是一种文化消亡或社会崩溃的结果,而现在则从环境、生计、人口、健康与疾病、营养条件、冲突、意识形态等原因所造成的推力和拉力来了解先民移动的生存策略。美国西南部以丰富的考古遗存而闻名。成千上万的史前房屋以及祭祀建筑仍旧有一部分保留下来,有些还形成了土墩,标志着这里曾分布着活动频繁的史前聚落。这些考古遗存激起了考古学家和普通民众对其废弃原因的兴趣。文章着重探讨了考古学家如何探究废弃的过程及原因。作者认为,废弃也是迁徙的过程。无论是狩猎采集社会还是早期农耕社会,环境波动和社会压力都会导致迁居移动(residentialmobility),而在大部分情况下迁徙是一种生存策略。迁徙过程通常也是个人、家庭和社群的一种决策过程,决定人们在何时迁往何地,并是否期望回来。突发灾难性事件以及不同决策的搬迁,都会在遗址中留下不同特点的物质遗存和遗迹。作者还根据西南部考古学研究成果,总结了四条有助于从考古物质遗存来判断废弃行为的经验标准。这也要求考古田野工作更加仔细地发掘和收集遗址中各种器物和迹象,分辨它们形成的原因和弃置形态,然后从生态环境、生计、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来探讨废弃过程,从而动态地重建个别遗址和区域聚落形态的变迁和兴衰。以本文的标准来判断三星堆祭祀坑的废弃方式,也许可以将其看作是当地遗址(聚落)废弃过程的终结性祭祀实践。     

试论蒙城尉迟寺遗址的大汶口文化遗存

尉迟寺遗址位于准河以北的蒙城县境内,目前物考古部门对该遗址已连续进行了9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汶口化晚期和龙山化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其中以大汶口化晚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又极富代表性。本主要探讨尉迟寺遗址大汶口化遗存的化内涵、地方特点及其化源流,以展示大汶口化晚期豫鲁皖三省相邻地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从考古资料窥测汉代旱、水田的生产与经营

本文以汉代考古遗存中与农业相关的陶明器模型,如陶水田、陂塘、陶庄园模型等,及画像、聚落农田遗存为研究对象。通过分别对水田、旱田相关分析研究,从耕作技术、区划灌溉及农作物等方面比较论述,对我国两汉时期的农田形态有了基本认识。     

晋中平原地区农村聚落扩展分析

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章从规模、速度、形态和类型等方面分析了晋中平原地区农村聚落扩展的特点，并深入探讨了影响农村聚落扩展的因素，认为聚落扩展主要是人口增长和家庭规模变化、社会经济发展与收入增加、交通条件改善、农村地区工业化及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后指出了由于聚落扩展而带来的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形态——以岱海地区为例

本文以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为基础,通过对各考古学文化的聚落遗址分布、聚落形态、居住单位等方面的分析,并参考同时期的墓葬以及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情况,得出该地区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平等社会到阶层社会的过程,且其世系继承关系和家庭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     

北方地区龙山时代的聚落与社会

本文根据近些年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本文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对北方地区龙山时代的聚落形态及其反映的社会变化进行了集中的分析,讨论的重点包括包头大青山南麓阿善文化聚落群、凉城县岱海周围老虎山文化聚落群和陕北神木石峁城址及周边的聚落。指出北方地区在龙山时代经历了与中原不同的发展轨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演变模式。     

试论郝家台遗址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

郝家台遗址发现一批中原龙山文化煤山类型的墓葬。这些墓葬基本以房屋或房间为分布核心,分布规律表现为"大分散、小聚拢"。本文从聚落的角度进行讨论分析,发现除了家庭化的丧葬观念之外,整个郝家台龙山文化时期古城聚落的布局结构与发展过程同样影响了墓葬的分布规律,而这样的观察角度与归纳认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郝家台遗址龙山文化时期墓葬的基本内涵及随葬品情况     

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存的微观考察与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黄淮地区考古学大课题的确立[1],随着安徽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2],随着蒙城尉迟寺史前聚落遗址连续13次的发掘[3],黄淮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也随之活跃起来。同时,根据尉迟寺遗址的史前建筑资料,又把聚落考古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世纪     

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A、B两区聚落对比分析

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为该遗址的主体文化遗存,是兴隆洼文化地方类型的典型代表。通过对二期乙类遗存A、B两区聚落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两处聚落是属于同一时期、同一文化性质的聚落群体,两者之间可能是一种"土著"和"移民"的族群关系。两处聚落拥有各自不同的形成过程,在内部的控制或管理机制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以至于在聚落布局、生产方式和埋葬习俗上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况。     

距离、边界与可见性：辽西地区史前聚落结构与社会组织

史前聚落的结构反映了生存空间的组织形式,也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本文从空间分析的视角入手,观察并梳理了史前辽西地区聚落结构,重点关注居址的空间结构和墓葬的埋葬模式。辽西地区居址的空间模式有组合家户、独立家户和扩展家户等,墓葬的空间模式主要分为居室葬、居住区埋葬、聚落墓地或祭祀区埋葬等,这些不同的空间模式存在距离、边界和可见性差异。本文认为,聚落的空间结构与聚落社会的组织方式有关。在生业方式转变、居住时间延长、人口增长过程中,人们在处理日常生活、埋葬或仪式过程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不同选择,反映了血缘亲情纽带和群体地域联系等社会关系的潜在变化。     

赤峰市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作坊区发掘简报

二道井子遗址作坊区位于居址区南部,与该遗址的墓葬区共处于同一坡地之上,但与墓葬区以沟和空地相分隔,相对独立,区域内发现有烧制陶器的窑址、不同于居住区的特殊灰坑,有淘洗陶泥及储泥的各类遗存。从分布的区域、规模及发现的陶窑、制作陶器的一系列遗存、临时居住的小型半地穴式房屋等遗存状况来看,应属该遗址的制陶作坊区。其发现对二道井子遗址聚落的制陶生产有了基本了解,也表明制陶业在当时聚落中的重要性。同时为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作坊分布、规划以及制陶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其与中原及周边地区制陶作坊的异同也体现了各区域文化、技术的广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