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

本文主要从不同时期的疆域分布状况和观念变化等方面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一词并非单纯的地域或文化观念,也有丰富的政治含义,其中围绕"中国"形成的"中国"为"天下"中心且据之可以成为正统王朝的观念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众多民族尤其是汉和北疆民族建立的王朝或政权不断争夺"中国",在导致现实中疆域分布格局不断出现分裂和统一反复交替的同时,直至清代理想中的以"中国"为核心大一统的"天下"和现实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终于实现了重合,古代中国的疆域也由此完成了凝聚的过程。     

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的变革——以《大清一统志》为中心

"大一统"是秦汉以降历代王朝遵循的治国理念,也是封建君臣追求的至高目标。疆域统一成为"大一统"内涵的重要元素。清代以前,受"华夷之辨"思维的影响,历朝构建的"大一统"疆域观未包括边疆地区尤其是长城以外的"三北"。至清代,始突破"华夷之辨",把边疆地区纳入到"大一统"疆域内,实现了"中外一家"局面下真正的国家"大一统"。三部《大清一统志》的编纂以昭示"一统之盛"、"一统无外之盛"为宗旨,是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变革的重要体现。     

论“朝鲜中华主义”的实与虚

朝鲜后期,北伐论激起朝鲜士大夫小中华意识高度发展,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朝鲜中华主义"。然而从事实来看,朝鲜士大夫虽然有很强的文化自尊意识,但是这种自尊意识是建立在春秋大一统之上的,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反而使一元的天下观进一步强化,将中华秩序理想化。所以,朝鲜后期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并不表示朝鲜士大夫以朝鲜为中华之正统或中国之正统,反而继续承认朝鲜为小中华,而在事实上更不证明朝鲜为当时东亚的文化中心国家,所以我们在使用"朝鲜中华主义"概念时尚需仔细斟酌。     

视阈、内涵与学术张力——读李大龙著《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

"中国疆域"理论向来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李大龙先生《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为其增加了厚重。是书于理论层面通过对"五方之民"、"天下"、"中国"、"大一统"、"藩属"、"宗藩"、"羁縻"、"国家"等一系列概念的重新阐释,以不同视角准确地建构了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疆域由王朝国家嬗变为主权国家的合理性、合法性,准确把握了传统"中国疆域"向近现代"中国疆域"转换的内核。     

“诚”与“思辨”:德性的载体,天人相通的途径

"中庸"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里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中庸》中讲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谈到所说的"致中和",我们首先要探讨"诚"及其与"中庸"的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这句话中提到了一个"诚"与     

崇正考——兼论客家精神

<正>崇正源出儒家思想对正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推崇,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思想精髓,是民族共同的文化精神和思想财富。客家人"根在河洛",虽经历次大迁徙流播南方,延及海内外,但始终心怀故土,近代后以"崇正"为天下客家的大旗,成为客家精神最精辟最集中也最有号召力的体现。考"崇正",《晋书·顾和列传》有:"和乃奏曰:礼所以轨物成教,故有国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统,斯人伦之纪,不二之道也。"[1]这里所"崇"的"正",指的是"正礼""正统"。同时,     

清朝边疆统一论

一、清朝“大一统”的目标“大一统”是在中国古代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思想,历朝历代均以实现大一统为其治国的终极目的。“大一统”也是清朝统治者所孜孜追求的目标。清军入关,“既得中原,势当混一”已表明他们锐意进取、一统全国的决心。建立清朝中央政府,表明清为“正统”。“正统”说是一种精神纽带,绾系人心,“正统”即是“大一统”的担当者。入关之初,英王阿济格曾提出,放弃中原,退回山海关。按照阿济格的思路,退回辽东也就等于放弃中原,如果不是以中原为基点对全国进行统治,就不能称为“正统”,就不可能号令中华,统一边疆…     

“大一统”中国发展史与中国边疆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北大核心CSSCI

作者认为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大一统"理论是为了天下统一于周天子,消除诸侯割据,是保证国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秦汉以后"大一统"思想发展成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发展的主题,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成为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遗产和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从中国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多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互为表里,中国民族发展"多元一统"的格局是历史上无数政治家、历史学家在政治实践和历史文本书写中不断维护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的"大一统"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就成了中国各民族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     

讀“異”——差異的閱讀經驗如何成爲歷史學解讀的路徑?

正一引言:"異"與歷史的邊界《春秋》繫年的最後一年,即"魯哀公十四年",其下記載:"(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1)《公羊傳》給出了這樣一段解釋: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     

酷吏

"酷"字从酉,表示与酒相关,在《说文》中的本意是"酒味厚"。"酷"字与残酷、残暴产生关联,早在《荀子.议兵》中就有提到,说"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意思是说,秦国的君主,他使民众谋生的道路很狭     

从《论语》中对管仲的评价看孔子的“大一统”思想

管仲帮助齐桓公建立的政治格局离孔子心目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大一统政治局面尚有很大差距,所以管仲"器小"。然而,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口号不但有利于齐国称霸诸侯,在客观上还有利于维护周王室的至尊地位,所以孔子称管仲为"仁人"。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表明了其对待理想与现实的中庸圆融态度,即把实现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与诸侯争霸的现实结合起来,以"霸天下"实现"王天下"的目的。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还表明了其对待夷狄的态度,即主张对夷狄进行教化和改造,使之进于华夏文明,以"文一统"的方式维持天下的和谐秩序。     

尊“性”大“名”——以“尊”为例看考古遗物的命名与定性研究

<正>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意思是: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合理并使人信服,不能以理服人,事情也就办不成了。……所以,君子必须重视名分的正当性、行事的合理性,不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由此可见,"名"对世事万物之重要。名与实又密切相关,《庄子·则阳》云:"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名者,实之宾     

论“麓川之役”

明英宗正统年间的“麓川之役”,持续十余年,史称“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以一隅骚动天下”,是关乎正统朝国力军威的大变故。当时朝野上下持论各异,有极力赞许的,也有尖锐批评的。不仅如此,“麓川之役”也是明代中央王朝同西南少数民族关系史上的大事件,它反映了明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及其利钝得失,又牵动着明代中后期西南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动荡。因此,有深入探讨之必要。     

明代“中国”西部疆域形成史论--以明朝经略西藏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对西藏的经略始于洪武初年,至洪武八年(1375)基本确定了对西藏的全面统治和管辖。永乐时期的明朝,以西藏为中心阻断蒙古、西域之间的联系,使西藏成为明代"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终明一世,西陲晏然的景象。西藏与明朝之间明确政治管辖关系的形成,既体现出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层面的强烈需求,也包含有明朝继承元朝疆域遗产的政治意图和构建防御北方蒙古势力的北方防御体系的战略需要。西藏作为明代"中国"与"天下"在西部疆域范围的重合部分,为近世"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明代"天下"的范围既包括明代"中国",也包括周边的朝贡国家。明代"中国"划定出明朝的西部疆域范围,明代"天下"则是由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所确立的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并在古代向近世转变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江湄“正统”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为历代史家所关注，论辨时起，以致于“攘臂张目，笔斗舌战”①，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一个很有特色的重要理论问题。本世纪初，梁启超持“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样揭露“正统”论的...     

五代时期的“中国”观

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五朝相继,都以继承唐朝而自居于正统、代表中国,对其他各国都作现况的承认,但态度并不一致,视局势的不同而有所调整,或认为天下分裂,各有其国,或认为地方政权应在臣属的地位。而其他各国有的承认北方五代为正统,屈从于臣属地位,也有认为天下分裂,北方并不能是中国的必然代表,即各有其国,各有合法的地位。"中国"代表北方中原的朝代还是代表"天下"?在表述中并不一致,当时的情形是各自的认知并不一致之故,亦即没有共识的基础。     

何为“打官司”

正人们常把相互之间无休无止的辩论、争吵形容为"打嘴官司",这是惯用语的习惯用法,是从"打官司"引申而来。"官司"一词最早见于《左传·隐公五年》。该书记载,隐公五年春天,鲁隐公要去棠邑看射鱼,臧僖伯劝他:"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阜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臧僖伯这番话的意思是说:"山林、水乡的物产,可以用来制作器     

经营河西走廊

秦始皇统一六国,吞并天下,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进入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封建社会,建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和政治文明。文字、货币、公路、度量衡的统一,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统一国家的发展。秦初,秦陇地区甘肃疆域是核心疆域。从长安出发,用于与匈奴征战的"高速公路"——直道,大部分修建在甘肃境内。现存最早秦长城的开端就在甘肃临洮境内。     

浅议元朝的“四等人”政策

通过对元朝的"四等人"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四等人"的划分既有维持大一统的需要,也是对宋辽金元时期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承认,而以蒙古为国之根本、色目和汉人互相牵制的政策又导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变化,进而为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以往学界仅仅以民族歧视和压迫来评价元朝"四等人"政策的历史作用似乎是不全面的。     

“并天下”:秦统一的历史定位与政治表述——以上古大一统帝王世系为背景

秦统一所确立的政治体制模式,以往习惯使用"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表述。其实,儒家所尊的"大一统"指系之于一,不仅属于经学叙述,亦是逐渐建构的上古帝王世系下的历史叙述。"大一统"政治理念具有包容性:不但对应上古"天子—诸侯"政治模式,且涵盖秦的"皇帝—郡县"政治模式。秦的统一,包含对周室政治成就的承继。然秦并不满足于再现"一统",更远溯五帝,宣扬帝国成立所具有的跨越式、变革性政治成功。在上古史的发展脉络下,"并天下"而非"大一统",或许更能凸显秦统一的军事成就与帝国建立的政治伟绩。秦或许不曾想到,"承秦"而复称"并天下"的汉,在随后转而重视"一统"的政治表述,并将秦从"大一统"政治谱系中加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