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文明 追迹历史——李伯谦先生专访

中国考古学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建设与发展历程,其理论与实践均取得了长足进步。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认为,考古学要与文献史学、社会学组成三个认知系统,考古学文化研究要将区域研究与长时段研究结合起来,要重视考古遗存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更全面地研究、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研究要掌握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其中地层学在使用中应该与埋藏学相结合,而文化因素分析则是从考古学研究过渡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江苏的商周考古研究应该把握江北徐淮夷文化和江南吴文化两条主线;要正确处理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充分发挥考古学的作用,使考古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     

民国时期夏鼐对考古学的认识

夏鼐早先觉得考古学是"第二三流"学问,后来认为"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夏鼐对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在认知层面上的反映,主要与他个人的经历以及当时学术的整体发展有关。在"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表现稍有不同,但是历史学的因素贯穿考古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并且研究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最终目的大体相似,即认知、还原古代社会。对夏鼐学术思想的分析、对民国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民国学术发展史,也有利于从一个侧面理解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历史学界的基本状况。     

考古专业文献的检索方法

中国考古学是以发现资料,积累资料,对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进而解决历史学中诸多学术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古代实物资料及其相关信息,始终左右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的发展促进了考古资料信息的积累。九十年代,考古资料信息空前丰富,全国每年的发掘项目增至500余项,每年出版大量考古文物类专刊书籍,刊载考古文物资料的期刊多达50余种,每年的考古文献目录收集量已逾20万字。在考古资料信息收集与整理的坚实基础上,诸多重大考古学术课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论古史重构

近年大量宝贵简帛材料的面世,为古史重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以五帝时代为中心的古史建构与重构,是古代中国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20世纪疑古思潮所疑所辨的重点所在。可以预见,新世纪学术的重大发展之一应当就是科学考古对于古史重构的推动。这方面的科学考古既包括田野考古,也包括对于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甚至还包括精神考古。     

地震考古——用考古学方法介入地震科学研究

考古学是研究过去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遗存物,并通过这些物化的人类活动证据,观察、研究和复原古代人类化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考古学从来就十分注重相关的自然遗存与人类化遗存的关系。考古可以发现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古代遗存现象,这些现象既可能是化的也可能是自然的。这些现象还有可能涉及人与自然的各个方面。通过考古发现的自然现象,也一定能够与人类化现象相关联。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考古学研究中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示,这也是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尤为突出的特点。     

谈考古学的学术定位

谈到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大家一般都会认为是一个没有疑义的问题。比如南京大学版的《中国考古学通论》认为,考古学属于人科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河南大学版的《中国考古学通论》指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留下来的实物资料,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夏鼐先生也认为,考古学和献探索为基础的狭义历史学     

建设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

正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1)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与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前后贯通,一脉相承。贺信指出,广大历史工作者要"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史学的任务目标。建设新时代中国考古学,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考古学科的发展,理论与实践,不可偏废。建设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关于夏桀奔南巢的考古学探索及其意义

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为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它不仅赋予了历史学以全新敝料,同时也使史学研究获得了崭新的方法与手段。自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古籍中记载的商王朝历史是信史,而不是神话传说之后,许多学者清楚地认识到,用研究实物资料为手段来研究中国先秦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中国考古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服务于史学研究。于是,关于夏文化的研究,就成为中国考古学上近二、三十年间颇受重视的课题。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从同质互补到异质互动

正一学界以往关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讨论,~((1))主要从学科整体出发加以比较,着眼时代侧重于先秦,也更倾向主张考古学对历史学的积极意义。这些讨论虽然注意到考古与文献材料在生成方式、涵盖范围等方面的差异,但更多的还是强调两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互补作用,强调文献所见历史背景对于考古材料解释的参照作用。一言以蔽之,更倾向于将考古与文献材料加以结合而非对立。如此理念正与夏鼐、王仲殊对考古学的经典界定相呼应:"考古学和历史学,     

史前家户考古的操作模式研究

家户考古是一种从微观上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新的理论方法,与后过程考古关系密切,但如何与既有的研究兼容,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史前家户考古研究可以分为6个层次进行,按照这个操作模式,不同层次的考古学理论可以被整合起来:文化历史考古层面的研究可以提供时空框架;过程考古范畴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了解家户...     

大辛庄遗址发掘与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思考

2003年大辛庄遗址采用新的考古发掘技术与方法,全面收集材料,开展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而言,历史工作者当顺应考古学发展趋势,采纳新技术与方法,用整体观分析问题,实现多学科合作,开展综合研究,有利于我们多层面地复原古代社会。     

作为社会科学的考古学

学者和公众一般认为,考古学就是为寻找最早的家马、文字或者城市等诸如此类遗存而进行的不懈努力。习以为常,大众媒体上出现的考古类文章往往只是与历史特殊性有关的复原和重建。这种倾向歪曲了考古学这门在最近几十年取得巨大进展的科学学科。我们认为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在广义的社会学领域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这种进展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主要趋势：其一是全球范围内大量田野工作新资料的积累;其二是利用实物证据对古代社会动力机制进行可靠重建的新方法和新理念的不断发展。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第一代领军人——尹达同志

尹达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31—1935年是他考古的奠基期,1936—1937是他考古丰收期,1938年—1949年是他对中国考古学体系的酝酿期,1950—1983年是他对新中国史学、考古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挥指导作用的时期。尹达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的巨大贡献:1.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第一代开路先锋。2.是详细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分期问题上错误观点的第一人。3.倡导、指导以考古材料复原历史的正确研究方向。4.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考古研究的领军人。尹达身后形成的诸如文明起源等的理论诚然是巨大进步,但同时也是尹达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延伸和继续。     

中国考古学展望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研究人类从事各种活动时留下的遗迹遗物为对象,通过田野考古,以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和多种自然科学手段,来复原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由于它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与一般的历史学不同,自     

考古学的公共性及其时代价值

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私人的考古学”。从考古调查发掘所涉经费、土地和考古出土文物、资料信息,到考古知识、理论、技术方法的社会共享,再到考古发掘之后文物、古迹、遗址的保护、利用、管理,无一不是社会性问题。科学考古学满足考古学家和人类面向古代的求知欲望,而公共考古学则是面向人类基于历史的未来可持续发展资源、信息、知识管理和价值观建构的考古后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考古资源的保护利用管理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也为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以考古经世”:唯物史观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夏鼐的考古学研究

唯物史观是夏鼐考古学研究和工作的指导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夏鼐的思想经历了从"洞察当前的社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到"以考古经世"的考古学研究的思想转变。留学英国期间,夏鼐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在古代埃及学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夏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了文化系统说,呈现了人类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多样化文化格局,形成了自己的考古学思想。史语所时期,夏鼐的考古学研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然而为他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     

系统方法与古代经济结构的研究

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有关古代物质生产活动的资料相当丰富。即使在形式上出现了所谓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后,也往往由于文献数量的限制或对其释读的困难,考古学资料仍是研究古代经济系统非常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资料。如印度的哈拉帕文化,以及很大程度上的中美洲前阿兹台克文化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几乎毫无疑问的是,现在考古学中可以划分出两种水平的研究:一种是考古学原来意义上的或考古史料学的研究,一种是历史     

全球史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体系重构

秦汉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近代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秦汉考古就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和重视,先后编撰出版了一系列秦汉考古教材,但由于理论构建与体系建设的滞后,阻碍了秦汉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重新构建秦汉考古学体系已刻不容缓。全球史从一种编纂世界历史的方法演变成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新的视角,为从动态角度研究文化和历史变迁提供了新方法。在秦汉考古学体系的重构与建设中,我们在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同时,应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全球史的理论方法。     

礼俗之间:“古不墓祭”研究反思

"古不墓祭"问题是学界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这一争端历时持久,且因近代以来大量考古材料的发现而更加尖锐。通过对"古不墓祭"问题的概念进行溯源,分析它的文本情境与社会环境,对其所表述的内容进行限定,再通过对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爬梳,可以发现"古不墓祭"的争议存在于礼与俗两个层面。这场争议反映了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与考古学研究之间的一些隔阂。考古材料的解读要根据大的社会背景,不能简单地用考古发现否定文献记载,亦不能拘泥于文献而无视考古发现。     

试论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

从十九世纪考古学诞生至今.不少考古学家在解释出土遗物、遗迹时,或多或少地参考或应用有关的民族志资料,进行不同程度的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复原、重建古代社会面貌. 已见诸文字的民族考古学方法有多种.有的学者认为民族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是运用类比分析的方法,从当代落后社会的考察中找出有助于解释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材料,提出尽可能多的解释性假设,以使我们了解考古文化遗存的内涵.有的学者则认为,以民族学的方法和资料,与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及历史学的文献综合起来研究,互相印证、补充,对一些历史性的事件,作出深入细致的说明.如此等等,恕不一一列举,从上述观点中可知,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少不了利用民族志材料。以考古文化为对象,进行比较研究。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都有学者对这样的方法持保留态度,其根据是古今有别,由此引起一些争论。 那么,考古文化遗存反映的社会面貌是否与民族志中记载的有关现存落后民族或部落的面貌完全有别呢?我们以为并非完全如此,两者之间有联系有区别,有相同点,也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