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1948年间英美对西藏商务代表团的态度及启示

1947年是中国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并朝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方向发展的一年。与此同时,英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也面临着调整,对藏政策也不例外。本文通过陈述1947-1948年间英美对中国西藏商务代表团的访问所采取的态度,表明这一时期英美已经开始改变其传统的对藏政策,并探悉这种改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及两国产生分歧的原因。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国家实现独立,才是中国西藏问题得以彻底解决的根本保证。     

专营长河中的私营政策——以西汉初年盐业私营为例

汉代盐业研究一直是盐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西汉初期,盐业采用私营政策,放任于民,在一直以官营政策占主导的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汉王朝采用该政策与当时诸侯王权力过大有密切关系。同时,该政策对汉王朝的长远发展,尤其是对汉初百姓生活改善,有重要积极作用。     

建国前夕英美对华政策的分歧及其原因

新中国建立前夕,鉴于英美在华的利益侧重点、外交传统以及与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历史关系存在不同,两国在对华政策上出现分歧,最终在诸如是否撤出中国、是否对新中国实施贸易管制以及是否打破国民党对上海的封锁等系列问题上立场迥异,争执激烈,并最终各行其是。根本而言,这是英美经通盘考虑后从自身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政策抉择,同时也是两国不同的外交传统在对华政策层面上的集中体现。     

英美在美洲权力和平转移的原因分析

英美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双边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一次转折,以和平的方式在美洲完成了权力转移。在国际层面上,英国世界霸权的衰落,欧洲新兴强国的崛起令英国应对不暇,而同为新兴大国的美国所主导的美洲体系的崛起则填补了西半球权力的真空,同时与英国的世界霸权体系互为弥补。在国内层面上,英国经济军事实力下滑,美国国力蒸蒸日上,但双方以仲裁、谈判等外交手段不断化解双边关系中的冲突与摩擦,建立起两国间的信任机制。此外,在主要政治人物的引导和参与下,两国相通的文化、意识形态与政策思维成为两国关系的润滑剂。几种合力共同推动英美两国之间以和平方式完成在美洲的权力转移。     

中国国民党五全大会述评

1935年 1 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对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走向具有相当的影响。从五全大会开始 ,国民党自 1 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 ,发生了某些变化 ,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进一步发展 ,亲英美派势力占据上风 ,国内政策也出现了局部的松动 ,国民党在形式上达到了新的统一。这对后来全面抗战的爆发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根据 1 92 9年 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党党章修正案的规定 ,中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每两年举行一次。…     

关于英美概况课程教学探讨与实践

通过《英美概况》课程使学生对英美国家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以及该国人民的宗教、家庭和生活方式有一个整体的概观,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笔者多年从事英美概况教学,通过对教学方法改革,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手段改革及考试方法改革对对英美概况课程教学进行探讨。     

巴黎和会上“换文协定”的真相

<正>1918年的巴黎和会在民国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分量，这是毋庸置疑的。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学术界的共识基本可以概括为：中国政府代表竭尽全力争取国家利益、维护民族尊严，日本政府咄咄逼人、欺人太甚，英美各国作壁上观，或爱莫能助，或助日为虐。然而翻开历史文献，或者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却发现，情形并非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     

论二十世纪前期滇东汉村最后的绅士阶层

传统的士绅阶层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相应的拥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二十世纪前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尤其是边陲滇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滇东汉村作为汉族村落的代表,传统的地方权力阶层不会轻易退出历史的舞台,他们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调和与近代政权的冲突,短暂是和平共处是中国近代乡村权力更迭的黎明之黑暗。     

从权力制约机制看党内监督体制改革

党内监督体制是实施党内监督的物质形态，由机构、人员、制度等要素构成，属于外在的“硬件”范畴。而权力制约则是贯穿于党内监督过程中的本质要求，属于内在的“软件”范畴，其核心是权力行使必须受到相应权力的制约。只有把权力制约机制融入党内监督体制之中，党内监督才能强而有力并富有成效，这已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所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内的监督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因而迫切需要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从强化党内权力制约机制入手，探索党内监督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党内监督的本义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以来，就面临…     

二战期间日军战俘管理制度研究——以日军沈阳盟军战俘营为中心

本文通过探讨二战时期日军在沈阳设立的关押英美盟军战俘营的管理体制、战俘劳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日代表对其视察等,研究日军在二战期间的战俘管理体制和政策,提出了二战时期日军对待中国战俘和英美战俘存在着明显的国别歧视问题。     

对我国科技政策制定主体垄断的思考

从我国科技政策的主体角度,分析了我国科技政策制定中存在主体垄断问题,以及由此其引出的问题和对此的分析,提出要将公众参与问责制引入到科技政策制定之中以提高科技政策的有效性,指出我国科技政策由精英主体向公众主体过渡是发展的必然。     

记述科技进步足迹的佳志──试评《温宿县志》

科技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建国以来特别是进入科技新时代发展社会生产的主要动力。《温宿县志》突出地记述人民群众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力量，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为实仅有。本文就此，略作评述。一、突出科技实效的记述，着科技进步的足迹。中国历朝各代社会的经济，每向前发展一步，都是科技进步力量作用的结果。这是几千年来劳动实践所验证的。《温宿县志》在记载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中，注意突出科技作用力的记述，标识出由于科技的不断进步推动各行各业不断向前发展的足迹。如…     

英国、美国与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

在1954年底至1955年初发生的台湾海峡危机中,英国政府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积极策划所谓的"神谕"方案,力促美国改变干涉的政策,从中国沿海岛屿地区脱身。但由于英国自身实力有限,并将维护和加强英美特殊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使其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制约和影响较小。不仅如此,英国领导人还多次宣扬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并图谋制造"两个中国"。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正是英国政府奉行的这一错误政策导致中英关系的发展长时间陷入了僵局。此次危机再次表明了英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和英美关系的复杂性。     

政治和法治的钟摆——以国家观念(文化)史为视角

法治是人类经过长期的探索,才得以确立政府应该负责的一种信念。历史上,法治从对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承认发展而来。国家在认可个人的宗教自由和公德心的同时规定了对自身的基本限制。西方现代法治进一步延伸了宪法控制政府行为的观念。法律制定是国家权力的明显体现,而被制定的法律是国家政策转化为行动的中介并对整个政府行为均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政府当局不能采取任何与议会或宪法相抵触的行动,意味着法律优先于任何的、所有的其他政府手段,受到立法机关法律的、政治的首要性的支持。借助国家观念史的演进历史来分析,可以说明政治和法治的钟摆始终是在回答为什么必须使用国家权力,然后才是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即权力守法)这两个问题所代表的倾向之间摆动。     

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软弱退让

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软弱退让黄建远收回香港的契机１９４２年，国际形势突变，中国出现了收回香港主权的有利时机。众所周知，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的开始，西方大国，尤其是英美国家，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西线的法西斯德国，在远东地区采取绥靖妥协政策，容...     

现代化理论与德国近现代史研究——联邦德国史学界研讨情况

20世纪下半叶盛行的现代化理论是5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家首先提出的。他们以当时的美国社会为模式,树立了一系列衡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标准,为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现代化的发展规划。在许多以此理论为指导的发展项目失败以后,英美社会学家倾向于将现代化理论历史化,研究的重点由现实中的发展中国家,转向现代西方的形成与发展史,即18世纪晚期以来(或更早一点,16世纪以来)欧洲与北美的历史。在六七十年代,联邦德国的社会学家与社会史学派将英美的现代化理论引进联邦德国史学界,特别是引进德国近现代史(即德国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的研究。     

西方社会政策的历史及其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有着久远的历史，其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与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欧盟社会政策内容的不断扩展和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就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政策对其社会的安全运行和有效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日益显示出重。要性研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政策的历史及其经验，对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英国、美国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与英国对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所奉行的政策大为不同,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发生后,麦克米伦政府从一开始就几乎完全站到了美国一边。在英国决策者看来,英美关系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对华关系,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将恢复并加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因此,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英国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更为有限。英国在公开表示支持美国政策的同时继续宣扬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致使中英关系的发展陷入僵局,揭示出英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性和英美"特殊关系"的复杂性。     

从冲突到和解:近代英美关系考察

近代是英美关系发展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英美由战争、冲突逐步走向了接近与和解。在此过程中,国际体系及其变更、地缘政治、心理要素与文化制度的认同、新兴强国崛起和国家战略调整等诸多因素共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为英美历史性接近的结果,到19世纪末,英国启动了向美国“转让”世界霸权的进程。就深远影响来看,它还使美国开始更多地卷入欧洲事务和世界事务,并促成了20世纪国际关系中另一项重大事态的出现——美国世界霸权的逐步确立。     

台湾法律地位的扭曲——英国有关政策的演变及与美国的分歧（1949-1951）。

日本战败后,台湾回归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英美政府对台湾地位的变更并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取胜的前景越来越明朗,英美对台政策开始发生变化。为了防止中共占领台湾,英美都提出了在对日和约缔结之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领土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美态度一度出现转变,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准备接受中共占领台湾的现实可能。朝战爆发后,美国对台政策再次发生转变。英国尽管仍表示要遵守开罗宣言的承诺,将台湾交还中国,但最终不得不把它与朝鲜问题挂钩,而暂时回避了履行开罗宣言的责任。在缔结对日和约的过程中,英国曾坚持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并在和约中规定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但在美国的反对下,英国最终退让,英美达成国共双方均不参与和约签署、和约只言日本放弃台湾主权而不明文交给中国的妥协。50年代初英美围绕台湾地位的讨论充分表明,台湾地位问题的提出是冷战背景下人为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