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稍后兼任“三口通商大臣”,这一特殊位置使李实际进入权力中枢,使他从“地方官”开始登上国家外交舞台,参与全国性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他履任不久,对日外交就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他的“对日观”的演变,尤需详细清理。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一直十分推崇,并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一样同属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东亚国家,因此起初一段时间他认为可与日本“联为外援”共同抗拒西方列强的侵压。但后来在处理日本侵台的事务中,他的“对日观”渐渐发生变化,最后得出了日本将是中国“永久大患”的结论。     

“熊猫外交”已有千年历史

专家考证,中国的“熊猫外交”已有上千年历史。据日本史料记载,早在公元685年,武则天就曾送给日本天武天皇两只熊猫和70张毛皮。大熊猫真正作为最高规格国礼发轫于1941年,当时,宋氏姐妹向美国赠送一对大熊猫以示对其救济中国难民的谢意。到20世纪70年代,大熊猫被中国送往世界各地,“熊猫外交”达到高峰。     

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

在国民政府发起的“革命外交”中 ,日本政府不肯顺应中国形势的变化 ,而依然以旧思维和旧方式来对待中国。日本从一开始便拒绝承认中国有宣布旧约终止的权利 ,并曾想抵制中国实施暂行国定税率。日本的僵硬态度不仅为中国所反对 ,也未能获得英美等国的支持 ,在其他各国都与中国订立新的关税条约一年半之后 ,处境孤立的日本才与中国订约。日本政策过于短视 ,它所获取的经济利益是短暂的 ,而长久留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则是敌对和不信任感     

论五四前戴季陶的对日外交观

五四前,戴季陶屡屡撰文,评析中日外交时局,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华行径、政策、手段和实质;大胆地提出一系列挽救时局的对日外交政策,即主张“联美制日”、“武力救国”、“殖产救国”,以及在中日平等、自由、互助基础上的“中日亲善”等。同时,戴氏对日外交方针又表现出异常消极软弱,曾影响孙中山谋求日本的援助;后继续延伸发展,直至影响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但是,反对日本侵略是五四前戴季陶对日外交观的主流。     

战前日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次大战后,日美矛盾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和出发点。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和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日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消长成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0年代日本外交标榜“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经济往来”,即所谓“协调外交”。30年代初起,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这一国际协调外交迅速向武力外交转化。经“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直至挑起珍珠港事变,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引起日本外交剧烈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一战后日美矛盾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探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经济关系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行”与“止”——兼及“十五年战争史”的开端问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湖制造事端,次日占领沈阳,到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为止,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1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三倍之多的领土。3月12日,日本一手扶植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粉墨登场;9月15日,日本政府以签订日“满”议定书的方式,对其予以了外交承认。至此,日方所谓之“满洲事变”,总算告一段落。     

日蒙环境政策对话与前景展望

近年来日本抓住地球环境保护与国际合作这个国际政治的“第三重要课题”,欲从环境外交入手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日蒙环境对话与合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被重新认识,成为日本对中亚和蒙古实施环境外交的重要一环。日蒙环境政策对话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是日本通过推进环境合作和交流,进而强化日蒙关系,提高日本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方式之一。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用了不到6年时间,将局部侵华逐渐扩展为全面侵华,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战后日本不少论著为此阶段日本侵华政策及侵略行径进行辩护,其主要论调有:“九·一八”事变的真正起因     

英美就卢沟桥事变进行的协调交涉(1937.7.12—1937.8.6)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英国因其自身在远东实力不足,迫切希望与美国采取联合外交行动,抑制日本。美国在远东利益较少,且受国内孤立主义影响,只同意英美各自对日采取平行的外交行动。以下一组外交函电①反映了中日战争爆发初期英美不同政策、立场以及英国在中国、日本之间交涉的大致情况。     

美方档案揭示的“八一七公报”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签署了关于解决美售台武器问题的联合公报,习称“八一七公报”。它与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一起,并称为处理两国关系的三大基石,在官方文件和学者著作中频频提及。近年来,随着美国一些外交档案的解秘,“八一七公报”谈判前后的某些细节渐为人知,耐人寻味。现将美国方面的材料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     

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提出的由来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不仅改变了战后两极体系的观念,突破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同时战略地指明了中国外交将以反霸权为主线,团结第二世界,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也为中美关系的恢复、中国外交空间的拓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斯诺与“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是相对于传统外交而言的一种新型外交形式,作为一个术语被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然而,早在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时,中共的第一次“公共外交”活动就已经开始。     

三名日本“中国通”与“华北分治”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进而向华北侵略。其侵略华北的策略,包括军事、外交、经济三方面,“华北分治”政策,就是军事与外交相互为用的典型。关于日本侵略华北,有的论者认为,关东军是主谋,策源地在东北沦陷区。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主谋是日本政府,策源地在东京。日本驻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是负责执行这一侵略政策的     

《禹贡》半月刊与“禹贡学会”——天津历史博物馆馆藏期刊介绍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了我国大片国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国民党政府实行妥协退让政策。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罪行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广大的人民群众纷纷起来,要求抗日,一些爱国学者也加     

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

关于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当时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美国长期对华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所致。本文不完全同意如上说法。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     

论日本共产党的在野党外交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政党外交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共产党力图通过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彰显其生命力。本文认为日本外交的困境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现实压力是日共推动在野党外交的主要原因。在野党外交作为日共的一种政策和理论,有其形成过程,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多成果。然而,在野党外交的成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共在日本政坛的地位。     

话说“第一夫人外交”

中国第一夫人,从礼节性地随夫外访、到低调地参加第一夫人国际社交活动,再到现在承担某些国家使命的“第一夫人外交”,发生了质的转型,更加符合现代公共外交的主流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