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国内中国佛教史学与道教史学研究概述

1978年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中国学术研究的禁区逐渐被打破,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就史学而言,史学界对史学与宗教间进行的“跨学科”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对中国佛教史学和道教史学的研究也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而拓展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内容,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三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良好发展态势。     

回归本然:朱绍侯先生对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以《中国古代史教程》为中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朱绍侯先生始终如一地致力于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致力于把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和新方法融汇于中国古代史教材的编纂之中,在成功主编了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之后,以耄耋之年又主编《中国古代史教程》,实现了史学思想向本然的回归。以新中国史学发展的宏观视野、从学术史的层面总结朱绍侯先生在教材建设方面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是把握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方面。     

读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

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分五编,分别论述中国古代史学的童年期、成长期、发展期,繁荣期、晚年期。著者在“前言”中说:“要创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不但要鉴取近代中外史学的经验教训,还必须从我国古代史学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史学遗产,剔除糟粕,汲取精华,寻求规律,推陈出新,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任务。”又认为要达成此艰巨任务,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考察,即:考察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斗争;考察史学技术,即编纂学方面的发展;考察史著中文学手法与恶劣文风的斗争。通观全书,可见本书对这三个方面的考察以前二项为重点,后一项论述得比较少些。“前言”又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把本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层探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为什么要研究史学批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

财政问题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一贯受到重视 ,先秦诸子关于富国强兵、节用、薄赋敛等议论就是针对财政问题而发的。自《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以来 ,有关古代财政活动的记载更是史不绝书 ,从而构成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并为 2 0世纪中国学者研究财政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2 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的学术史大体可划分为三大阶段加以评述。第一阶段是 2 0年代至 40年代末即 1949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从 2 0世纪 2 0年代起 ,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转变 ,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财政史领域同样有鲜明反映 ,即不…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史学史教学的几个问题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个人的教学情况,讲三个问题。一、关于教学的指导思想问题我原来是教中国古代史的,不曾系统学过史学史。“文革”以后,自学史学史,两年后居然走上中国史学史的课堂。我深感到史学史课程之重要。它能推动通史教学与研究的深入发展;它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历史工作     

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发展的推动、城市史学在我国的兴起、中国城市史研究传统的奠基以及多种学科发展的促进,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城市史学是专门研究城市历史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与其他学科对于城市史的研究不同,城市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征。加强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应在五个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重视综合的、系统的宏观研究;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考古学成果在研究中的应用;探索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特性和规律;构建中国的城市史学理论。     

新时期传承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与方法的再思考

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并非古代史学的自然延续，历史观和方法论均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第一阶段新史学不自觉地对传统史学有继承和转化，尚未将其思想、方法丢失殆尽。唯物史观全面引入中国史学所带来的最显著进步是在历史观上，使中国历史的建构模式得到合理的解释。改革开放后大陆地区开始热衷于吸收欧美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并未重视传统史学研究继往开来。整体而言，中国大陆地区的史学人才对于传统史学思想与方法的掌握严重缺失。世界范围看，历史学碎片化是二十世纪后期的普遍现象，历史学家通过明确的方法把历史进程的各部分变成整体的本领渐渐丧失。随之而来的便是历史学在跨学科研究中的自主性问题，史学已逐渐沦为给其他学科研究提供原材料的“资料员”角色。最近一二十年间，对整体历史观的探讨在西方史学界悄然回归。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史学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通史精神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避免碎片化研究的倾向；重拾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回答时代之问；同时打通经史，使经与史的研究良性互动，这样有利于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析出，有利于中国特色史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也有利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传承。可以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学...     

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如果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考察问题,就会发现我国传统史学经历了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过程。这两种史学思潮在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各方面都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揭示由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内涵及其意义,有助于阐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某些内在规律。可以进一步深化史学史的研究。     

“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

“求真”是史学的一个根本属性,“求真”观念的自觉标志着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发展。然而,历史撰述作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一是具有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的认识主体。因此,历史之“真”是什么,如何能求到“真”,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都倍受重视,反复予以探讨。可以说,中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伴随着求真观念的演变与深化。“直书”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反映传统史学的求真观念的独特概念,它的形成、嬗变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观念发展、…     

谈谈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问题

读了陈其泰同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分期问题浅议》(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一期),很受鼓舞。这个问题,六十年代初期学术界曾展开过热烈讨论,意见分歧,未取得一致看法。我非常同意陈同志的意见;“尽管问题复杂困难,不可能一下子得到彻底解决,但我们现在至少应该作出尝试而不再拖延”。史学史和其他学术史一样,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中国史学史,就是要研究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找出它的发展规律和各时期的特点。这种规律和特点,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史体的演变、史著的产生、史料范围的扩大等),而且表现在内容上(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传统等)。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它不是孤立的,无论是从产生到发展,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阶级斗争有着密切阿联系。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势必要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从"资治"到"救国"--关于19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变化之研究

自19世纪4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沧桑巨变,直接推动了史学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变化,即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从“资治”到“救国”,从着眼于王朝治乱兴衰到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之经世致用的宗旨和参照系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又对整个19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韩国学界中国史研究述评

近代韩国的中国史研究体系,在日本殖民统治压迫下萌芽,伴随“光复”起步发展,并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迎来繁荣期,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成熟期。其研究脉络不仅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宝贵经验与诸多治史理念,也融合了近现代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特色,其研究领域从朝鲜民族本位的“脱殖民史学”端启,逐渐扩展至中国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呈现出全面化、分门化、细节化的趋势。特别是,“闵斗基学派”编修、出版的《讲座中国史》,则成为繁荣时代的代表著作。本文通过考察近代以来韩国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发展脉络及不同阶段的特征,为新时代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带来启示。     

“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

本文考察了古典时间名词“近代”和“近世”在清末民国时期词义的演化及其给中国史学近代化和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带来的影响 ,认为清末民国时期“近代”和“近世”词义的翻新 ,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时间分期法 ,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近代化 ,促进了专门史、边缘史、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同时又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广度和深度。     

论传统史学的“尚简”

史的繁简之争,是中国传统史学一个独特的论题。在西方史学以及中国现代史学的语境中,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引起如此持久论争的。而繁简之争在传统史学中之所以形成,是因为“简”在古人观念中的优先地位。正如胡应麟《史书占毕》中所谓“史恶繁而尚简,素矣”。以“尚简”为知识群体的先入之见,或申论之,或驳斥之,方才形成了聚讼纷纷的景观。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意识内涵的界定与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意识内涵的界定与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研究徐松巍中国古代史学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家站在历史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于史学自身如何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进步之系统、深刻和自觉的认识。这种认识非但是中国古代史家为适应和推动史学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而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