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份与缘:民间信仰观念与人群结合——以保生大帝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因缺乏统一教义和组织形式而被杨庆堃先生归为分散性宗教,但是这种分散性的信仰形式却与世俗社会的制度和结构紧密联结在一起。以闽南保生大帝信仰为例,当地民众宣之于口的三个信仰观念——"灵""份"与"缘"以及相关实践,从信仰观念的共享和实践的角度,展示了民间信仰神明与庙宇网络的形成以及民间信仰的弱关系与地缘、血缘强关系的结合,从而围绕神明信仰形成了超越社区、地域甚至跨国的信仰共同体。     

祀典抑或淫祀:正统标签的边陲解读--以明清闽台保生大帝信仰为例

王朝的正统标签历来为各种社会阶层所追求,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不同的地域环境下,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其解读方式却颇有不同。保生大帝信仰盛行于东南沿海边陲,南宋时获得王朝的三次敕封,明清时期则一直未能得到王朝的正式承认。保生大帝信仰的这种特殊性,使得明清时期地方官府在解读该信仰的正统性时,没有在祀典与淫祀之间划出一条界域分明的鸿沟,而是从当地保生大帝信仰的实际情况与边陲社会的实际需求出发,来理解该信仰在当地存在的合理性。保生大帝信仰的个案,凸显了传统社会中国家权力在边陲控制上的多维变通以及民间社会对此作出的积极应对。     

先秦“三胡”综考

“三胡”之名,最早见于《史记·赵世家》,“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按照《史记·赵世家》索隐的说法,“三胡”指的是林胡、东胡与楼烦。     

道教文化中“北帝”的信仰及发展

北帝是道教的神灵,他最初只是酆都地狱的掌管者,是地位低下的鬼官。在南北朝末至唐代和北宋末年以后,北帝的信仰先后两次发展,北帝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围绕着北帝出现了新的庞大的神灵体系,北帝信仰也从一部分道士的信仰发展成为整个道教的主流信仰。而北帝信仰的第一次发展是众多道士推崇的结果;北帝信仰的第二次发展则与北宋朝廷的推动有关。     

浮动的“中心”：湄洲岛妈祖信仰空间考察

台湾的祭祀圈（信仰圈）理论,为研究汉人民间信仰提供了一个具有参照性的体系架构。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具有完全民间性的特征,这与湄洲岛的妈祖信仰不同。湄洲岛的妈祖信仰空间由本岛十四间妈祖宫与祖庙组成,其祭祀组织可划分为以祖庙为中心的地方性信仰组织与全球性信仰组织。前者具有民间性特征,祖庙作为全岛祭祀中心,与各社区有着紧密的互动联系,中心与地域相叠合;后者则因国家政治、地方形象塑造和旅游经济等外力的介入,形成官方与民间并行的权力结构,本岛社区在祖庙管理中被边缘化,信仰中心浮动于地域之外。     

论“危机”与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危机"给信仰带来挑战,同时危机的解决又有利于信仰的建立和深化,危机对信仰的双重影响要求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危机,抓住"机"遇,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以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与精神动力。     

汉阳陵馆藏“熊相胜胡”铜印印文的姓名学探析

本文通过对"熊相胜胡"铜印印文作姓氏与名两方面的考证,对此枚印章主人的籍贯和生活的时代有进一步的认识,为以后研究陪葬墓园的时代及墓主的身份,提供一定依据     

“国学热”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信仰危机及信仰建构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产生了信仰危机,＂国学热＂的出现正是国人探寻走出信仰危机困境的努力在文化上的反映。使民众接受传统文化的精华为内心的准则是走出信仰危机、实现信仰建构的良方。     

日本的“佛舍利”信仰?

舍利崇拜与遗骨崇拜密切相关,它们影响到纳骨习俗。本文以“佛舍利”为中心,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考证了印度、中国及日本“佛舍利”崇拜的演变传播过程,进而阐明了日本“遗骨崇拜”及“佛舍利”信仰的关系,并阐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     

“十字架”是如何成为信仰标记的

十字架,原是古代中东和欧洲的一种刑具,词源于拉丁文Crux,意为“叉子”。因为这种刑具多由横竖两根木头相交而成,形状近似汉字的“十”,所以汉语译做“十字架”。     

从“原始信仰”思想解读草原石人

石人是一个存在于界范围内的原始艺术形式,石人的起源与原始信仰密不可分,成为其宗教信仰的基础。从原始信仰思想角度解读在不同时空状态下石人的角色涵义及文化现象,可以揭示出石人从"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的内涵演变和文化脉络。     

“红歌司令”的信仰

他是毛泽东的纯真信徒,他的毛思想理论小组定期在几家挂有毛大头像的餐馆进行活动。他撕掉餐馆橱窗外挡住毛泽东像的圣诞老人头像坐下来吃饭,反复一句话：“以封建皇帝的手段灭九族,对付汉奸走狗：以希特勒的手段优化民族;最后再用毛泽东思想哺育人。”唱红歌,带领越来越多的人同唱红歌,是他抒发信仰的方式     

舌尖上的异域风情——唐代“胡食”及其社会影响论述

唐代社会,来自于西域外邦的各种"胡食"作为其文化多元化的标志之一,影响着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为大唐文明添上了充满着异域风情的一笔。本文将从几类唐代具有典型性"胡食"出发,浅谈"胡食"入境最终为唐代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常”与“非常”：一个鲁中村落的信仰秩序

乡村信仰活动之中有“常”与“非常”之别：以家庭为单元而进行的村落内部的信仰活动，是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村落为单元、以村际互动为特征的跨村落庙会活动，营造出一种有别于社会常态的特殊文化情境，是民间信仰活动的“非常状态”。前者是后者的日常积累，后者是前者的凝聚与强化。本文以山东省淄博市洼子村民间信仰为个案，试图在广泛的意义上探讨民间信仰“常”与“非常”两种状态之间的相互关联与转换机制，以及对于当代乡土社会的意义。     

燕子信仰与“玄鸟生商”神话再探析

《诗经·商颂》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玄鸟为燕子;燕子是殷商始祖图腾感生神话;燕子信仰起源于原始农耕民族在原始生产力与前科技时代,对于虫灾的恐惧与对于食虫为生的燕子灭虫功绩的褒扬,民间崇燕习俗与禁忌的本质,是人类对燕子战胜自然灾害保证农业丰收拯救部落存活的深深感激与护卫;今天我国多民族普遍存在的燕子信仰与禁忌,可见地处古代中原的殷商文明崇燕文化传承源远流长。     

“隐约的祖先”:从民间信仰看客家的族群来源——以赣南寒信村“水府老爷”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是一个族群的重要标识,沉淀了丰富的族群记忆。"客家"是我国一支在赣闽粤边区形成并播迁到世界各地的重要族群。关于客家民系的族群来源,学者通常只关注到了"客家"族群中的北方汉人和南方畲、瑶民族成分,而对其他族群成分却很少提及。从赣南一个客家村落的"水府老爷"信仰入手,通过对神灵信仰的来源、信仰习俗,以及村落宗族关系的分析,认为"客家"的族群来源中,很可能还包含了为以往学者所忽略的"疍民"。     

论古代中国的“吃菜”信仰

众所周知,“戒杀生”是佛教的主要戒律之一。“戒”是梵文“sila”的意译,为“防禁身心之过”之义。“通常说来,有“五戒”、“八戒”、“十戒”及“具足戒”等类别,而“杀生”之戒则被列为诸种戒律的基本戒条。     

浅析冀南民间“奶奶”民俗信仰文化

在冀南的民间信仰中各地"奶奶"庙宇数量众多,当问及"奶奶"具体身份时,群众众说纷纭,而女娲娘娘、泰山奶奶和三霄娘娘三者是提到最多的神灵。笔者通过走访获取田野材料,运用地方志和文献资料,浅析这一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