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钱庄业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正钱庄(银号)①是中国明朝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传统金融机构。早期的钱庄业经营以银钱兑换为主要业务,发展到近代以后逐渐演变为具有多重功能的综合金融机构,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四百年的时间。近代开埠之后,钱庄被外国人称为"native bank"或"old-style bank",在国内商品交易以及外国商品的输入和中国土产输出的对外贸易中都起到了很重要的资金融通作用。钱庄业在票号衰落以后迅速发展,与民资银行、外资银行逐渐形成了三     

评上海银钱业之间关于废两改元的争辩

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银两制与银元制的并存,是钱庄业得以维系其传统优势与特权的重要原因。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上海银行业便就废两改元问题与钱庄业协商,但后始终持消极态度。1932年上海银行业与钱庄业之间围绕是否实施废两改元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辩．由于银钱业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国民政府既定方针的导向,上海银行业取得了优势,得以参与拟订废两改元方案,但这场争辩客观上也为国民政府实施对银行业的统制做了相应的准备。     

1927-1937年南京钱庄业的兴衰

钱庄与票号、银行并称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三大金融机构。关于区域性钱庄业的研究,近年来有很大的进展,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１９２７—１９３７）的南京钱庄业,至今仍无专题论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南京钱庄业迅速发展,到１９３１年初达到顶峰,但随之又迅速衰落,跌入低谷。本文试利用所能涉及的材料,初步探讨这一时期南京钱庄业的兴衰及其原因,以抛砖引玉。 南京钱庄业起源于明代,到清代有一定的发展。清康熙、嘉庆年间,南京地方特产贡缎畅销全国,商业繁荣,为钱庄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同治初年,南京已有经营存、放款和…     

论20世纪前期天津钱庄业的繁荣

20世纪前期天津钱庄业经过一番努力渐复繁荣。钱庄数目和规模较前有了不小的发展,对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与新式银行也存在着相互竞争、依赖和利用的关系。当然。钱庄业也存在着对工商业资助不够、向新式银行转型少等缺陷。     

长沙寻古坡子街

寻访长沙传统生活韵致,不可不去坡子街。自清末起,坡子街就成为了全市金融业、药材业集中的地带,钱庄、银行林立,各色风味饮食在这里荟萃。据记载,1934年街上登记注册钱庄有14家,中央银行长沙分行、大陆银行、聚兴城银行、农工银行、实业银行、金城银行也都聚集此街,堪称是民国长沙的“华尔街”     

近代钱庄的投机性和金融脆弱性:原因与反思

我国从近代开始就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钱庄等民营中小银行在经济近代化过程中有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钱庄等民营中小银行也存在信用不稳固、投机性和脆弱性高、不利于金融稳定发展等问题。探究钱庄等民营中小银行信用不稳固和投机性浓厚的原因,汲取金融史上的教训,有助于政府和世人客观看待当代民营中小银行的发展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当的银行发展政策来促进我国银行业及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论抗战时期的杭州钱庄业

钱庄业是传统中国金融机构的代表之一。本文依据日本满铁调查机构1942年对杭州钱庄业的调查资料,重点分析和考查抗战时期杭州钱庄业的基本状况、组织特点和业务领域,指出能够根据外在社会环境变化调整、改革自身是钱庄业得以长期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     

近代钱庄盛衰之启示

<正>钱庄是个古老的金融行业,很多人以为,它无法适应近代经济转型,所以最终被淘汰出局了。其实不尽然。厘清钱庄盛衰原因,定会得到有益启示。在近代市场发育和工业发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适应了对外贸易和国内市场的需要,曾经非常兴盛。到了20世纪20年代,因为外资银行的刺激,中国新式银行也有很大发展,于是形成了钱庄、华资银行、外资银行三足鼎立的金融格局。其中,外资银行主要对洋行等各式外国在华企业融资;华资银行主要对较大型的纺织、面粉等新式工业企业融资,也经营政府公债;钱庄则对经     

闲说旧时钱庄学徒制度

<正>旧时钱庄学徒制度是培养钱庄业人才最主要的途径,大多数钱庄的从业人员都出身于学徒,尤其是经理、协理等钱庄的高层管理者,如果没有学徒出身的行业背景,不仅很难得到同行的尊重,而且也不能获得钱庄内部员工的信任,甚至不能正常有序地开展钱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所以,旧时钱庄学徒制度对人才培养及钱庄兴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旧时钱庄业正常延续发展的基础所在。旧时钱庄选人、录用、培育、考察等学徒制度,十分严格,犹如用铁炼钢,反复锻造,其中不乏一些     

论中国金融资产阶级

中国金融资产阶级,指的是在旧中国开设私人银行、钱庄、银号、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资产阶级。它是中国民族金融资产阶级,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对于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有着深切的影响。     

徐州钱庄业的兴衰始末

正一、钱庄业的兴起与发展钱庄是旧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私人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各城市,如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郑州、广州等地则称银号,其性质与钱庄相同。在汉口、重庆、徐州等地,钱庄、钱号与银号的名称并存,早期的钱庄多为独资也有合伙经营,小的钱庄仅从事货币兑换业务,称钱店。规模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放     

福建钱庄形态杂说

为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福建钱庄业,曾经与典当业并列为福建地方金融的两大支柱,存在近两百年,历史悠久,直到近代银行的兴起,其在金融界的主导地位才日趋没落。回顾历史,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福建钱庄有诸多形态,略述为下：     

近代汉口钱庄的变迁

汉口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商业城市,其兴衰的历程对于中国中部城市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汉口钱庄业也因为与这个城市的脉搏紧密相连而有别于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等地的钱庄业。梳理并评述汉口钱庄的变迁,对中国近代钱庄业的深入研究应能起到推动作用。     

汉口的钱庄与票号

钱庄是一种旧的金融机构,这种旧的组织形式,一直到“废两改元”后才结束.汉口的钱庄,早在道光年间已形成独立的行业.光绪初年,汉口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钱庄,并开始经营商号收受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汉口贸易的发展,浙江、安徽等地的商人纷纷来汉口开办钱庄,到1922年汉口的钱庄数已达150余家,武昌3O余家.而且自此以后,汉口的钱庄便有了本帮、徽帮、浙帮、西帮之分.汉口的钱庄具有一个特点,即一般不设分庄,商号也兼营钱庄.如武昌曹祥泰杂货店便附设有寿记钱庄,汉口的黄志成拆货店设有万镒钱庄.汉口的钱业与地方商业有着互利的关系,历届汉口商会会长、议董、会董等职务都由钱业的帮董出任,如曾连任汉口总商会会长的万泽生和后来的会长周星棠都     

闲说旧时镇江钱庄

<正>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镇江开埠通商后,进出口贸易迅速壮大,金融活动日益活跃,其中,钱庄业尤为突出,被称为"百业之首"。据《镇江市志》记载:"在此以前早有典当业,钱庄业则在开埠后逐渐兴起,至光绪九年发展到60家,以后几经兴衰,至光绪三十二年开业钱庄为32家。"其中规模较大,资金雄厚的钱庄有李鸿章开设的义善长钱庄,盐商周扶九经营的鸿源钱庄及源丰润钱庄、同升泰钱庄、元同钱庄、镇和钱庄等,北京的著名钱庄"四恒"在镇江也设有分号。     

近代中国银行业内部稽核机制述论

近代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类型大致可总结为内生性风险、外源性风险、政策性风险等数种,其中尤以内生性风险因其隐蔽性强、风险危害大,对银行业的资金安全影响深远。如何防控内部业务风险,是银行风险防控的重要课题。近代中国银行业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以职权独立、专业化、制度化为主要特征的内部稽核机制。以账务检查、业务改进、人事防腐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稽核不但优化了近代银行业自身的业务与管理结构,提高了银行业务水平与管理效率,也丰富了银行业自我风险监控与防御的手段,降低了银行业整体业务风险。     

民国时期政府对银行公会之管理——以上海银行业业规修订为中心

民国时期的银行公会作为银行同业组织,在维护各地正常的金融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银行公会毕竟主要代表了银行业的利益．如何加强对其的规范和管理。是政府监管当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主要根据上海市档案馆藏相关档案,对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三次修订业规和报备的过程进行疏理．并作出初步的评述。     

抗战前汉口华资银行人事管理述评

汉口华资银行出现晚、发展快,至抗战爆发前已经成为汉口金融领域的重要力量.但是汉口华资银行绝大多数银行是分支行,本地银行的发展比较落后.汉口华资银行在建立健全管理体制中,如何选取一种既符合银行发展规律,又适合汉口地方金融特点的人事管理形式,是汉口各大银行面临的普遍问题.民国时期,汉口华资银行在人员的选拔与聘用、员工的培养和员工的待遇与福利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色.汉口华资银行独特的人事管理方式是汉口华资银行发展特色的一种反映,也是近代华资银行业发展变迁过程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清末至抗战爆发前银行合并的变迁及其评价

小银行合并为大银行有助于稳固银行的信用、改善银行的服务效率、促进其稳定发展。晚清中国也出现了银行合并的情况。这些银行合并活动的成败对当时的金融业和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了解清末至抗战爆发前我国银行合并的趋势与原因,总结银行合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监管当局制定适当的银行发展政策,引导国内银行的合并活动,做大作强民族银行业。     

试析近代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及其不同结局之原因

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是我国的封建金融机构,它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钱庄在发展中得力于票号的扶植。在近代,票号有外国银行同它争夺业务,并连受战乱的打击,面对同业竞争,自身没有能及时调整、改革,而山西又受到地理、交通条件的限制,票号发展渐衰;钱庄则依赖于外国银行的“拆款”,并在一定程度上受租界内外国势力的“保护”,面对竞争,自身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且上海享有独特的地理、交通条件,钱庄得以继续存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