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与夫妻关系——从景云二年《杨府君夫人韦氏墓志铭》谈起

我于1988年夏天受聘于加拿大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通称UBC）亚洲研究系。任教之前,温哥华当地几乎没有任何认识的人,但在心底,对亚洲研究系并不特别感觉陌生,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叶嘉莹先生在那里,我在大学时代就读过叶先生的《迦陵谈词》、《迦陵谈诗》,印象非常深刻,叶先生便成为我心仪的学。     

77年高考后，我给小平写了信

我父亲是一位谨小慎微的中学教师,母亲是一位干练泼辣的商业局会计,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断鼓励我们姊妹好好读书。从小学起,我就开始营造自己的大学梦。中学时代,我在每本     

最好的时光——岁末絮语

正大概是人入"望六之年"的缘故,常常有人问起:你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是哪一段?但凡遇到这类问题,每每令我猝不及防,总是嗫嚅地应对:"不好说……真不好说"。不过,这类提问无意中形成了一种倒逼的力量,促使我去回忆那些逝去的时光,从岁月中打捞起一个个人生碎片,而后不惮以最大的诚意和"他者"的角度,去重新打量、审视过去不同阶段的自己——一如我青涩的少年,一如我不知珍惜的大学时代,一如我信心满满、豪情万丈的     

摔门而去的历史老师

春春用整整一节课的时间征服了我。哦,不仅仅是我,而是我们。春春不是李宇春,那时还没有"超女"。他是我的大学历史老师,但几乎没人称他"老师",相对于众多"传道、授业、解惑"之后却在学生心中面目模糊的老师,"春春"这个称呼至少说明了他的独一无二。大学开学的第一节课,是"中国上古史",春春上的。他从"亚     

专心教学,潜心治学,经世济用

正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是值得所有中国人回顾、思考和纪念的重要时刻。"四十而不惑",我国经济经过波澜壮阔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探索找到了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这一代人是我国经济社会取得翻天覆地变化的见证人和受益人,深深地为"中国奇迹"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与改革开放同成长我的大学时代是中国经济改革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的时期,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我毫不犹豫地选择攻读经济学专业。当     

对话顾久:回眸1977,关于时代特征的思考

"我今天反思,当年一起进入大学的那批人的思想里,有一半仍然留在毛泽东时代,有一半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代人有一种普遍的集体主义情怀,都富于理想、充满激情。每个人的生命都和国家联系在了一起,每个人都认为我们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回归大学主体,回归教育本性——访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教授

被断裂的大学传统马国川:从简历看,您出生于安徽芜湖,解放前曾在金陵大学读书。章开沅:1946年我进入金陵大学读书。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很不错的一所大学。那时有一句话——"北有燕京,南有金陵",金陵大学是和北京的燕京大     

走进晚明 走出误区——读商传《走进晚明》

<正>晚明是一个充满了张力和矛盾的时代,我在阅读晚明史料时,面对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纷繁事象,不免产生如坠浓雾的困惑感,曾写过一篇短文《变与乱:光怪陆离的晚明时代》,认为晚明的时代特征,似乎可用"变"与"乱"两字加以概括。但对于怎样"变"、何以"乱",却又觉得总是说不清、道不明。读了商传《走进晚明》(商务印书馆,2014年7月),觉得那个时代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有豁然开朗之感。由于"变""乱"相生并行,前人在评述晚明时代时,受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不免有所轻重,甚至出现了不少"误读"。如老一辈学者多从政治方面着     

同傅高义先生谈《邓小平时代》

今年年初我赴美国纽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同志的建议下,前往哈佛大学拜访了目前仍在热销中的《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作者傅高义先生(2006年,李捷同志和我接待过他)。当我叩开傅高义先生家门,这位学术大家温文尔雅的形象,便再度映入我的眼帘。有"中国先生"之称的     

中小型院校图书馆管理和谐之路研究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作为"大学的心脏"、"信息的海洋"的中小型院校图书馆在和谐旗帜下辨识发展的方向,不断改进图书管理质量、提高图书服务水平,始终以和谐理念贯穿图书管理和服务的全过程,是中小型图书管理进步与革新的必由之路。     

激情燃烧的大学“回炉”岁月

正1970年,我从兰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分配到甘肃宁县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上了5年大学,就搞了4年"文化大革命",学业受到严重影响。工作后,大小政治运动不断,"臭教师"的地位叫人另眼相看。期盼外出进修深造,且更换一下工作环境,是我魂牵梦绕的一个梦想。但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文革"中,那就是白日做梦。"文革"终结,机会终于降临在我的头上。1978年上半年,教育部决定,通过考试选拔部分1968-1970届大学毕业生"回炉"两年。当     

1977年,我成了“试点研究生”

1976年4月,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进入一家冶金基建单位工作,先在机械运输队学习修理汽车,不久调到单位办公室当秘书。一天,单位组织人事科科长告诉我,今年选送上大学的指标下来了,问我想不想去上大学,我立刻回答"想"。她又说指标有三人,三个专业,一个是交通大学的起重运     

吴敬琏 通胀压力大 货币不能松

"我是不赞成放松货币政策的,但应该是货币总量紧,而不是一笔笔贷款去管"1983年1月,年过半百的吴敬琏启程前往美国进行客座研究。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谈到那段日子,"我像刚入大学的学生一样,从经济学原理学起。"     

近一百年日本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以中间团体论为中心

<正>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清史未必可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学者对清代历史的关心,与其说是关注"清代"所特有的时代特征,莫如说是偏重于在清史中所能看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特征。战后的研究者,对那种把"中国传统社会"认为是固定不变的看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越来越集中关心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各时代的历史特征。当此之际,与其说是"清代",不如说是"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具有特征的时代,成为了分析的对     

华罗庚与陈景润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访日期间心脏病复发,在东京大学的讲坛上猝然倒地,结束了他为数学事业贡献不止的一生,消息传来,抱病的陈景润万分悲痛,泣不成声,他嘴里不停地念叨:"华老走了,支持我,爱护我的恩师走了"1985年6月2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华罗庚骨灰安放仪式,此时,陈景润已是久病缠身,既不能自主行走,又不能站立。数学所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劝陈景润不要去了,但陈景润说:"华老如同我的父母,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

我是京瓷的稻盛和夫。1932年出生于日本南部的鹿儿岛,大学时代专攻化学专业。曾就职于日本的古都京都的一家生产绝缘材料的公司,任技术员。     

文化都市:形象定位与建设策略--以南京市为例

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时代,文化都市建设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面向新经济时代的南京城市形象定位是:建设文化都市,并发展成为世界文化之都。以"学在南京、成功世界"的底蕴、"博爱之都" "世界第一城垣"的营销形象,创造"学习型城市、创新型城市"的品牌,建设"科技先导、古都特色、滨江人居、大学一流"为一体的世界文化之都。南京文化都市的建设策略是:立足文化产业经营、实施科技先导战略、构建五大特色工程、创新思维体制环境。     

我在大同县搞“四清”

20世纪60年代省里搞"四清",我正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上学。那时,省委党校学员学习的课堂在社会,"阶级斗争"是主课。我是1964年的秋天考入省委党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省委党校有别于普通大学,是以党支部为建制的。我是在64级"培1支"。1965年秋,我们支部的学员,每两个人领了一套从部队退下来的棉军装,这是省委给到高寒地区搞"四清"的同志们专门     

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大学生"(又称"工农兵学员"),特指在文革期间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群体。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     

我与五四运动研究的一段情缘

在大学里,我一心想搞隋唐史,研究均田制和日本的班田制。大学毕业时,已决定我留校任教,因为要完成国庆献礼任务之后才正式分配工作,就在我等待分配工作时,等来了中央编译局要人,而且指定要共产党员的一个机缘,使我迈进五四运动研究之门,走上中共党史研究之路。1979年4月,我同杨圣清应约合写的《五四运动》,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