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的荒煤

我知道陈荒煤同志是在1938年,他率领移动剧团到延安演出。那时,我也刚到延安不久。他和张听等同志都参加了演出,我的印象很深。     

读萧军《延安日记》

1940年6月15日,萧军来到延安,这是他第二次来延安。第一次是两年前（1938年3月）的短暂停留．而这一次,他在延安一住就是六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萧军一家随“鲁艺”前往东北解放区,告别了延安和中共中央。     

一把椅子

延安革命纪念馆去年收到延安城关乡68岁梁书妮捐赠的一把式样简朴的罗圈椅。梁书妮的爱人吴汉章是个教员,1936年毛主席到延安时,曾经住在他的窑洞里。1938年毛主席搬到杨家岭时,把一些用具和这把椅子赠给了吴老先生。1947年胡宗南匪军进攻延安时,搜去了这些纪     

卫立煌访问延安

1938年春,抗日战争正酣之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宫卫立煌将军决定访问延安,向毛泽东请教抗日大略。对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情况,卫立煌早有所闻;访问延安,他也早有此意。抗战初期,卫立煌指挥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配合作战,取得了平型关战役和忻口会战的胜利。太原失陷后,他亲自为八路军总部安排驻地,从八路军中引进了许多干部,加强所部的战地工作。1938年春节,他特意给朱德总司令拜年,并访问了八路军总部。其后,他对左右颇有感慨地说：“八路军就是人才多,能打仗,能演戏,还能写文章,好青年都跑到他们那里去了。”春节过后,卫立…     

唐纳与我

唐纳是我最早的引路人我与唐纳相识于1936年。那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华,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奋起抗日救亡的年头。我那时在一家银行做事,与他的弟弟马继善同事,因而结识了唐纳。唐纳本名马季郞,唐纳是他写文章用的笔名。当时他已是戏剧电影界的知名人士,我还只是一个浅薄的银行小职员。但是忧国之心,救亡之忱,使我们引为知交。一天唐纳告诉我,他有个青年朋友,是个职业革命家,刚从国民党反省院中逃出来,当局正在追捕他,想找个可靠的藏身之所,问我愿不愿、敢不敢接受。我一听是个进步人士,还是个传奇式人物,便欣然答允。唐…     

国共谍战在延安

1938年,承担着陕甘宁边区锄奸、保卫、肃特工作的边区保安处发现在延安宝塔山下面的古寺里有一位僧人形迹可疑,他常和一个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边区保安处立刻对僧人实施了抓捕,原来这名僧人是中统派往延安的特务,名叫孟知荃。     

“保小”“一保小”“二保小”

正即延安保育院小学。1937年,徐特立创建供给制的干部子弟小学班,称鲁迅师范学校附设小学班。1938年初,小学班改称延安干部子弟小学,又与延安完小合并,改称鲁迅小学。1938年9月8日,合并进边区中学,成为边中小学部,疏散到安塞吊儿沟。1938年11月小学部迁入保育院,名为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小学,简称"保小"。1940年,"保     

我与耀邦共事

耀邦与我初识,是在1939年的延安。那年秋天,以王稼祥同志为主任的党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按：此机构成立于1938年11月）听取各个根据地来延安的同志的报告,为中央的相应指示准备意见,大约每两周开会一次。我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耀邦时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也是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经常见面。其实,这之前的1938年9月我第三次到延安时,就已听人说起胡耀邦,知道他在苏区做青年工作,曾任少共中央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论刘少奇对新四军的贡献

刘少奇自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受中央委托从延安来到中原,执行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到1942年3月从苏北踏上返回延安之路,前后三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担任中原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全面参与主持新四军的工作,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鲜为人知的“十万犹太难民移华计划”

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掀起了更为狂热的排犹浪潮,并于11月10日爆发了大规模排犹的“水晶之夜”。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疯狂计划,使尚未逃出德国的50万犹太人陷于险境之中。在全世界都因惧怕纳粹日渐壮大的军事实力而袖手旁观的时候,中国政府曾经考虑向犹太难民伸出援助之     

与江青分手之后的唐纳

20世纪30年代,以“蓝苹”为艺名走红上海滩影剧界的江青,曾经和多才多艺又多愁善感的著名影评人唐纳,发生了一段曲折、跌宕的婚恋纠葛。这场“唐蓝婚变”曾经轰动一时,并已广为人知,而对唐纳在婚变之后的人生际遇,详知内情的人却并不多。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身处绝望之中的蓝苹决定离开上海,奔赴陕北。进入延安时,蓝苹即把名字改为江青。她是个不安定也不安份的女人,更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她曾向别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在困顿中度过抗战岁月座山;女想男,隔层板。”她的每一次爱情,几乎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特定目的。…     

萧军的政治眼光——读萧军《延安日记》

1940年6月15日,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第一次是两年前(1938年3月)的短暂停留,而这一次,他在延安一住就是六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萧军一家随"鲁艺"前往东北解放区,告别了延安和中共中央。这六年时间,是萧军人生道路上的一段重要时期,也是中共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萧军在此期间写下了内容丰富的日记—《延安日记(1940—1945)》(上、下卷),书中大部分材料对于透视中共政治文化传统的建立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毛泽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之三)

蒋介石拒绝中共建议,扬言不把共产党并入国民党他死也不安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开幕。但会议刚刚召开,周恩来就奉命带着毛泽东和王明的亲笔信离开延安,于10月     

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右派”

温济泽从延安到北京,直到被补为“右派”,早就在新闻界、科学界和青少年读者中大名鼎鼎了。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陕北公学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概论和社会发展史,编写了《自然发展史提纲》和《社会发展史讲义》;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调查研究国民教育并编写《中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 1941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调到这个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担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参加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想课题的研究,并在毛泽东的     

胡华送我去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我是浙江奉化地下党第一批组织去延安的青年学生之一（还是唯一的女生）。胡华（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那时叫胡家骅）是我奉化中学的校友,比我高一年级,他是我们去延安的联系人。1938年5月5日,胡华把我送上长途汽车,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与董谦

董谦是山西洪洞县人,笔名江横,1933年在太原进山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38年在延安中宣部文化训练班加入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他曾先后在汉口《新华日报》、华北《新华日报》、《太     

我与丁井文的忘年交

丁井文先生,笔名“劳了”。也许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他在画坛,可谓是尽人皆知的人物。丁老是1938年的抗日老战士,毕业于延安鲁艺。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他被任命为院办主任、人事处长,后又先后出任美院国画系主任、美院附中校长。伴着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丁老在美术界可谓     

最后儒家的传奇人生

一、向领袖“叫板” 1938年1月,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就对他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民国七年（1918）我在北京大学,那时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图书管理员。梁漱溟称赞毛泽东好记性。     

武克仁先生二三事

我与武克仁先生是忘年交。 武克仁先生是山西临猗人,1918年2月生,1936年在上海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回到山西运城筹办“生存书店”,作为党的地下联络站,并担任山西运城市地下党市委书记、荣河县委书记。1938年,他赴延安从事文艺工作,先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     

冼星海作曲时的怪癖

作为音乐家的冼星海拙于言辞,外表近乎木讷,内心却激情似火。1938年11月他到达延安后,人住窑洞倒还没什么,吃小米却“没有味道,粗糙,还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了。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惯”。毕竟他留法六年,洋学生出身,过如此简单粗糙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