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性论文之学术史的撰写与学术规范--以史学类论文为中心

广泛获取相关研究信息,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是学术规范的本质要求。诚实撰写研究性论文之学术史,是实现学术规范的一项实质性措施。在撰写学术史时,应以全面性、客观性为原则。对研究信息的获取,力求广泛;对前贤成果的评析,务求客观;对学术研究中的创新,也须指明。     

2012年清史研究综述

2012年度清史研究稳步推进,在政治方面,以制度与法律的研究为重点;经济方面,对赋税与工商业的研究热度不减;而学术方面,则较注重学术史与思想史、社会史的有机结合。总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钱穆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钱穆是20世纪中国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大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名作。钱穆主要是从宋学的角度来研究清代学术,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名论断。由于钱穆治清代学术史主要以昂扬宋学精神为主旨,所以他在评价和判识清代学人学术思想的高下深浅时,就贯穿了一条是否有志经世、是否心系天下安危的宋学精神为其评判标准。     

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梁启超和钱穆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在体例渊源、写作宗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本结合它们成书的时代背景,揭示近代学风的嬗变对两书的影响,深入探讨造成它们差异的原因,并以这两种学术史的写法为视角,附论近代学风的内在转型问题。     

深入其中,出乎其外:学术史研究中的“主体”与“客体”

抽象地说,学术是由已知求未知以获取新知的过程和结果,学术史就是既往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学术史研究就是对已往学术研究过程和结果的研究,是研究的研     

引领学术方向是著述学术史的唯一宗旨

学术史这一概念迄今尚无一致的界定,自20世纪末叶以来是一个在学术界耳熟能详而又内涵并不确定的术语,尽管这并不妨碍人们根据各自的理解编写不同时间单元和不同学术领域的学术史。按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的说法,学术史研究的功能和特点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     

关于学术史的几个问题

20世纪末以来,学术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领域,出现了许多著述,酝酿着更为厚重的成果。学术史是对于学术经验的回顾,这种回顾总会对后来的学术乃至社会文化形成重要的影响,因此,当下中国学术界对于学术史的关注之本身值得关注。就此有几点不成熟看法,提供方家斟酌。     

一部二战学术史研究的新作——评《二战研究在中国》

60余年来,中国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近20年来,更是硕果累累,成为我国世界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之一。由于研究二次大战对回顾历史、展望未来都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因此需要对二战学术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了解。赵亮同志的新《二战研究在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是一部研究中国二战学术史的力作,[第一段]     

章太炎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章太炎是20世纪国内对清代学术史进行系统总结的第一人。在论清初学术时,章太炎彰显民族主义旗帜,以是否具有民族气节为准绳,赞扬王夫之而贬低黄宗羲。对清中期学术,章太炎毁誉参半,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他还将乾嘉学者划分为吴、皖两派,并旗帜鲜明地扬皖而抑吴。对晚清学术,章太炎贬低魏源、龚自珍等今文经学家,而赞扬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等古文经学家,突显了他关于学术与政治的立场。尽管章太炎研究清代学术史也有不足,但他在研究中所持的开拓精神、关注现实及民族命运的情怀,都值得珍视。     

学术理路的梳理是学术史研究的核心

学术史研究的内容很多,学术观点的胪列、学术流派的介绍、学术团体的活动、学术纷争的来龙去脉,乃至学人之间相互交往的逸闻趣事,都在其列。但笔者以为,学术理路的梳理才是学术史研究的核心。     

定量描述下的学术史——以浙江学术史为例

学术史研究的对象不仅表现为代表一定时代学术发展水平的学者及其学术成果、学术思想,也表现为具体的(如不同时代、不同学派、不同区域等等)学者人数、学术著作种数。学术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社会文化活动、社会文化潮流,它虽不可能是全民的,但也绝不是列举式的定性描述方式所提到的寥寥几位精英。因而学术史研究不仅需要从质的角度作定性思考和研究,也有必要从量的角度作一全景式的鸟瞰,高屋建瓴的描述,从而对学术史的认识更全面、更丰富、更具体、更真实。     

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史体制的创制——以《国学概论》为中心

在现代中国学术发生期.钱穆先生对中国现代学术史体制的创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承继梁启超、胡适、柳诒徵等先行体制开拓者所倡导的总的历史写作准则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历史写作实践,在<国学概论>中对胡适、梁启超等的历史哲学与历史写作观念进行了纠正,他的这一历史写作实践标志着现代学术史的写作观念与实践已初步趋向完善,同时也标示着20世纪30年代后学术史研究的另一条独特路径,显现出了他殊异于同时代学者的独有学术风貌.     

陈祖武先生《清代学术源流》读后感

陈祖武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清代学术史研究,这部爬梳和总结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历程的《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无疑将成为此一领域的标志性成果。该书上溯明代,下迄民国,于一代学术观澜索源。     

近代学者致郑德坤的信函

四川大学档案馆中收藏有诸多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与郑德坤的往来书信,内容多谈及近代历史学、考古学、学术出版、研究机构交流等内容,是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珍贵文献资料。     

历史学和微观社会的互动--史家自述中的学术与人生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学人自述一类的作品在我国开始出现,到今天已呈现几与正统学术著作并驾齐驱的态势。人文学科领域内的情况尤其如此。其中,出自史家的自述似具代表性。史家自述一般可分为“自述学术次第”和“自述人生历程”两种形式。前者可称为珍贵的学术史、文化史资料,后者则为价值无上的社会史资料。而在保证“真切”这一点上。两者是共同的。这些都有待学界作更深的开掘和更广泛的利用。     

评卢钟锋著《中国传统学术史》

半年多世纪前 ,侯外庐先生在评价王夫之的学术思想时曾指出 :“船山先生的学术是清以前的中国思想的重温与发展 ,他不但把六经别开生面地重新解说 ,而且从孟子以后的中国哲人多在他的理性主义下翻案估定 ,所以他的思想蕴涵了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 ,这在研究他的哲学上是最棘手沉重的难题”(侯外庐《船山学案》)。那么 ,什么是“中国学术史的全部传统”?为什么又是“最棘手的沉重的难题”?要回答这个问题 ,须从学术史与文化史的关系来加以阐述。文化的发展与人类对自身现状的反思与创新息息相关 ,这构成了历代学术的基本内容。而学术史则是研…     

胡适之《说儒》研究史(1934-2014):评述与展望

《说儒》既是胡适最重要的学术著述之一,又体现了1930年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以及儒学研究史的新走向。自从1934年《说儒》发表以来,相关论争和研究几乎从未停歇,从而成为民国学术史、儒学研究史上的一大公案。有关《说儒》的零星议论从其发表之后便已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则始于1949年后。现在看来,海内外的多篇相关论著,均各胜擅场,其本身亦成为当今中国学术史、儒学研究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尚无法回答诸如胡适晚年仍坚持的《说儒》出现后中国上古文化史需"从头改写"的信心自何而来、《说儒》现实关怀何在及其本身的多重意涵等问题,此或亦是《说儒》及其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之处。     

发挥文史馆特点和优势打造文史研究特色和亮点 文史馆的学术文化使命及其与专业研究机构的比较

一、文史馆的性质定位与学术文化使命 本文先从副标题说起。“文史馆的学术文化使命”这个提法,大家可能会感到比较陌生,甚至会感到有些突兀,但从文史馆的性质和功能定位来看,这个提法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或者说是原本的题中应有之义。     

兰州大学召开敦煌学术史学术研讨会

2009年8月3日．“百年敦煌学术史学术研讨会暨2009年全国博士生学生论坛”在兰州大学图书馆召开。这是由兰州大学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办的两大重要学术论坛,也是兰州大学百年校庆重要学术活动之一。     

汉代学术史研究的新探索——读熊铁基先生著《汉代学术史论》

熊铁基先生的《汉代学术史》一书,探索了学术史研究的新模式,注重学术载体研究,从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广阔视域来研究学术的发展问题,并且重视汉代学术发展的综合性特征研究,在汉人对先秦学术的改造问题、中国传统学术特点的总结、中国解释学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启人心智的新见解,是一本颇有创见的学术史力作。目前的汉代学术史研究尚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诸如学术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汉代学术与先秦学术的继承与断裂、汉代学术本质的认识等问题,都还有进一步开掘的广阔空间。熊铁基先生的新作,将会激起秦汉史学人探讨汉代学术史的新的兴趣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