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宫廷居住研究》读后

正都城是国家、封国之中心,而宫廷又是都城之中心。宫廷是君主与臣下理政之场所,也是君主、后宫及其他皇室成员之居处。有汉一代,中央决策有时并非为皇帝与臣下作用的结果,而是皇帝或太后、外戚独断,又通过宦官与其他侍从人员将消息外传群臣。因此,宋杰教授《汉代宫廷居住研究》(科学出版社,2020年)一书,以皇帝、后妃等所居之禁中(即省中)宫殿建置视角解读汉代政治、制度,可谓是独具慧眼。     

史书动态

正《唐代高层文官》内容简介唐代的五大类高层文官:宰相、词臣、史官、财臣、牧守,是唐代最接近皇帝皇权、最全面掌控国家财赋,以及在地方上治理百姓最重要的官员。这些高层文官,在唐代经历了使职化的过程,从普通的职事高官,演变成皇帝的特使。在这种体制下,皇权得以进一步扩张。本书通过个案分析,试图阐释唐代高层文官复杂官衔的特征和深层意义,细致解读官员履历材料,展现出级别的升迁或贬黜、职事的清要或边缘、俸禄的丰厚或微薄,使读者深入体会唐代士人宦途沉浮的实态。     

明朝的区域来源、政权性格与“江浙士人”

明朝崛起于经济落后且屡经战乱的淮河流域,政权最初相应呈现出浓厚的粗鄙特征。出身贫寒的朱元璋秉持"小农政治意识",将之与蒙元"家产制"政治思想相结合,从而建立了空前专制的皇权制度。在标榜"恢复华夏"的同时,朱元璋强力压制延续南宋以来儒学传统的士人,尤其是儒学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的士人。但伴随开国征伐阶段的结束,明朝逐渐步入常态治理,文官相应逐渐成为明政权的主体力量。永乐以后,以"江浙士人"为主的士人群体,在控制政府各个部门的同时,又借助翰林院这一元代江浙士人的主阵地,分化出内阁,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政治机构。而另一方面,明朝皇帝开始借助宦官,维持与江浙士人的政治地理平衡。     

从君臣譬喻说君尊臣卑及其遗存

在中国古代主流思想中,尊君卑臣已经成为普遍的政治意识。臣下的观念反映在公文中的譬喻、类比所用的词语中,这些词语尽可能地抬高君主、贬低自己。忠孝观念造就了民众服从意识,常用的譬喻是观念形象化的凝结,获得全社会的广泛认同,比长篇大论更深入人心。反思和批判臣民社会的思想观念是向现代社会转型必须重视的大问题。     

宋代宗室、外戚与宦官任用制度述论

宋代宗室、外戚与宦官任用制度述论苗书梅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宗室、外戚和宦官是集于专制君主周围的特殊阶层,他们的权势和地位来源于皇权,又能对皇权产生较大的影响,由宗室内乱、外戚擅权、宦官专政而引起王朝衰微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继唐末五代割据混战局面...     

孙甫与范祖禹史论比较研究

在撰述旨趣方面,孙甫与范祖禹都希望宋朝的统治集团能以唐为鉴,探讨治乱兴废的原因。但在价值取向方面,孙甫重事功而范祖禹则偏重于儒家伦理道德。对于唐朝致治之本的讨论,孙甫主要是以具体的历史经验予以说明,范祖禹则总结为"治由君子,乱由小人"之说。二人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但是孙甫以防微杜渐为主,范祖禹则以防患未然为主。在评论人事方面,孙甫是从人情人性的角度出发,而范祖禹则以"义"、"礼"、"名"、"正"等儒家伦理和纲常秩序为标准。对于君臣关系的讨论,孙甫服膺法家的理念,要求君主对臣下保持威严,而范祖禹则要求君主对臣下应"御以至诚"。二人的史论还分别存在着持论偏颇和割裂史料强为史论等缺点。     

明代内阁、司礼监与皇权之间的关系

内阁和司礼监的设立是明朝政治制度的独特之处。内阁通过票拟控制朝政,而司礼监则通过批红来干预政事。与皇权形成一个不等边三角形,从而保证了皇权的集中。     

皇权再论

通过以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宋代为基点,透过大量史料,分别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皇权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在思想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阐述了王朝政治的参与者士大夫的皇权观与君主的自律意识。"君"或"君主",在先秦的指归为诸侯国君,自秦始皇开始则专指皇帝。然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形成后的士大夫,则有意无视了这种不同,在儒学国教化以及理学的社会普遍化的强势背景下,大量发掘先秦政治言说中对君主限制的内容,作为限制君主制政体下绝对君权的理论武器。"君德成就责经筵",通过对皇子和皇帝进行的为君之道的正常制度化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士大夫的皇权观到君主的自律意识,成功地完成了理论位移。让多数君主在为君之道的框架内,难越雷池一步。在政治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考察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君臣关系。在君臣互相依存合作的前提下,历代士大夫为了防止名义上绝对君权的暴走脱轨,苦心积虑,对皇权实施了种种规范,本文归纳形容为"天"、"道"、"法"三个紧箍咒和"不文律"、"公议"、"留名的青史"三堵墙。本文还通过具体的政治实态揭示出,谏官、御史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完成天子法官的使命,却基本沦为政治集团的鹰犬。笔者视派系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史的一把钥匙。具体的考察显示,中国历史上的皇权经历了一个由人格化向非人格化转化的过程。尽管皇权在各个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王朝的不同时期消长都有不同,但实质性皇权由于政治制度的日臻完备等因素,发挥作用的余地愈来愈小,而显示权威的象征性因素却愈来愈大。     

先秦法家的术治思想与马基雅维利的术治思想之比较研究

先秦法家与马基雅维利基于人性恶的基础上,提出君主在紧握权力的前提下,必须具备高明的统治术和驭臣术,否则君主将不成其为君主.先秦法家诸子在向君主积极奉献治术的同时,也为君主设计出许多令人谈之色变的诡诈手段.马基雅维利为实现国家统一,向洛伦佐二世献上了他多年来苦心思索的研究成果.他极力倡导君王为达目的,可以采取一切必要之手段.从此,政治无道德论这顶"桂冠"扣在了马基雅维利头上.其实只要我们看看先秦法家诸子,尤其是韩非所设计的阴谋诡计,似乎也无多少道德可言.     

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

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王健两汉是儒学独尊的时代,以武帝改制为起点,儒家思想与王朝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两汉君主尊儒崇经,稽古礼文,对儒学的研习逐渐形成儒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历史传统。封建皇权在儒学领域的理论行为,提高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素...     

略论明代的内阁制度

明代内阁制度是明朝中枢机构的核心部分,它是在废除传统的宰相制度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有效地维持了明代国家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明代内阁的职权广泛、职官选拔方式多样,其与皇权、司礼监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     

“用非其有”：战国后期君道论的整合与歧出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后期,诸子对君道的探讨表现出由"道"转"术"的趋势。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中主张的君道"用非其有",为此种趋势的存在提供了鲜明例证。《吕氏春秋》对君道"用非其有"的阐说,既明显接受了《管子》、《韩非子》式的道法家言,又表现出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与之前的《墨子》及后来的《淮南子》中的一些说法也有明显的相通之处。《吕氏春秋》所说的君道"用非其有",其核心是驭臣之术,强调君主应任臣之能而非自任其能,这正是战国后期诸子君道论对君主的共同要求。在战国后期,随着新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官僚行政体制的形成,君主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驾驭臣下,此时诸子君道论的关注重点转为"君术",实是此种现实政治的回应。     

宋代生日赐礼制度的形成与政治效应

朝廷向臣下赏赐生日礼物是一种具有宋代特色的制度。原本个人性质突出的生日礼物进入制度，遭遇儒家关于“物”的观念和孝亲观念的挑战，形成制度与观念的冲突。宋人在公文中运用话语策略，将生日赐礼的道德意涵导向“养贤”和“移忠”,政治表述方式对传统文化观念的改写保证了制度的稳固。生日赐礼制度在个体、家族、国家等层面发挥政治效应：通过政治展演，炫示荣耀、敦睦宗族和激励士大夫；通过建构君臣共同体，形成具有人情味的君臣互惠关系；通过额外赏赐施加异恩，获得臣子的忠心和更多报效。生日赐礼制度成为理解宋代文化观念、文官政治特色等问题的一个切口。     

墓祭抑或祠祭:元代两浙地区士人家族祭祖方式的转变

元代沿袭前代习俗,加之信仰政策相对放任,士人家族或在寺院、道观中祭祀先人.受社会风气影响,兼容儒家礼制与人情的墓祠祭祖形式也开始盛行,但祭祀对象也不限于男性先祖.受理学社会化、宗族观念演进的影响,部分士人家族在《朱子家礼》指导下,开始设立祠堂以祭祖.元代两浙地区士人家族多种祭祖方式并存,显示出理学所倡导的祭祖方式与宗族组织的结合仍处于发展阶段.     

杂祀、天象与皇权：东晋哀帝欲行“洪/鸿祀”考

东晋哀帝隆和元年因“天文失度”欲行“洪/鸿祀”,遭臣下谏止,未果而终。“洪/鸿祀”当作“洪祀”,典出《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意即大祀,万民有过,天降六沴,天子以格祀之礼大祀五精帝求得谅宥。因经典依据、具体仪注与先代故事缺位,“洪祀”至东晋时已为杂祀,唐修《晋书·哀帝纪》“史臣曰”强化了杂祀色彩。《通典》杜佑注可证中唐时人对“洪祀”的理解已偏离原典,转变为与鸿雁相关联的“鸿祀”。“天文失度”当指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太史禳祈则指合朔救日礼。升平五年、隆和元年灾异指向,哀帝十二月日食诏及“桓公入石头”童谣,源头皆指向桓温僭逾。哀帝正是以日食为契机,借口合朔救日无效,欲行“洪祀”,意在表明桓温为灾异源头,而他则作为万民代表祭祀五精帝,求取谅宥的同时可端正承统,稳固元、明、成帝再至己的中兴正统谱系。在此意义上,“冀以免咎”实是哀帝欲颉颃权臣,维护积弱皇权的真实心态写照。无果而终后哀帝方回归下诏救日礼,后改元兴宁,并亲行宣示皇权的藉田礼。     

服色文化与君臣权斗——汉初服色“外黑内赤”新论

秦始皇统一六国,服色"上黑";汉王刘邦王巴蜀、汉中,色"上赤",最早至高祖五年袭秦德"色上黑"。文帝前元十四年改为"外黑内赤",这不仅是秦、楚集团调和的产物,更蕴含新兴皇权与秦、楚集团的博弈;至武帝定服色"上黄",汉代服色基本定谳,皇权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主宰。汉初服色改易过程虽然隐含着秦、楚集团博弈与调和,但更多体现的则是新兴皇权与旧有权贵间的权力争夺;服色的变化与选择旨在建立强大皇权和维护皇权正统性,服色改易的过程同时也是臣权衰退、皇权强化的过程。     

北宋台谏制度下的士人

北宋士人多集学者、文士、官僚身份于一体,他们在北宋文官制度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内核。北宋以"台谏合流"为新特征的台谏制度,在其选任要求、职能规范等方面都对士人的意识、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其构建下,他们品性秉直、开启了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而兼具自我正义化心理,形成了复杂的品性心态。     

论荀子的君臣观

君臣关系作为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荀子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荀子对君主有智慧和道德上的严格要求,并且认为臣要服从君主的意愿,而不主张唯唯诺诺的绝对忠诚,臣要懂得为臣的艺术,君臣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     

出山：华北民间年画中的英雄史开端

在许多华北年画中，都会有姜太公、刘伯温两个“军师”的形象，以此为基本资料依据，参以《封神演义》《英烈传》等讲史小说、戏曲、传说等，可探讨士人在与皇权打交道过程中的关系问题。在传统天命观下，一个新朝的潜在皇帝登场后，必须有一位军师“出山”,这部英雄史才有一个真正的“开端”。从姜太公到刘伯温，士人与皇权的关系经历了从平等到压抑的过程，折射出以“隐士”为象征的道统与以“帝王”为代表的政统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历史变化。     

大业七年隋炀帝废大兴城佛寺研究

据统计,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废弃了大兴城中22-39所佛寺。炀帝之所以废弃如此之多的佛寺,并非如日本学者中村元等人所说是为远征高丽战斗力的需求,而是与炀帝一贯所持有的宗教政策有关,是皇权与佛教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炀帝虽在很多场合都表现出对佛教的尊崇与优容,但在礼敬问题上却又表现出与其他帝王相比少有的固执与坚持——主张僧尼必须致敬王者,而当其主张得不到僧尼响应的时候,他必然会利用皇权给佛教以无情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