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县级政权的运作机制：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县级政权运作机制开始向分职化、科层化运作方向发展.县的法律地位与组织架构较为明确,县行政体制中出现了县政会议、县行政会议、区长会议、县党政谈话会、以及各类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运作方式;县对地方事务也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决定权;县司法与县行政逐步分立.县级政权运作机制中出现的这种新因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政权组织中分权制衡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因素在实际操作层面,成效不大,因而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其现实意义.     

谁来纳粮:全面抗战时期川陕地区的大粮户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高度重视粮食这一重要的战备物资,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同时对大粮户的存粮情况展开调查.这一调查是为了方便政府控制粮食来源,将大粮户拉入战时国家动员体系.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后,先后在1942年和1943年开展大户存粮调查及大粮户调查.全面抗战期间大粮户对战时的军粮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过度动员和粮食征收力度的不断加大,为战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济南惨案发生之后 ,上海等地各种反日会组织的成立及其反日运动都是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指导下进行的。根据日方要求 ,国民政府下达的“取缔排日令” ,并不具有全面禁止反日运动的强有力的管制力。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在于反对和管制反日运动本身 ,它反对的是“超越管制力的反日运动”。国民政府对反日运动的立场是国民党政权成为实际统治势力以后所经历的一个保守化过程。从这一点讲 ,国民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有其局限性     

国民党时期的县级管理整编

在国民党地方层级的党政关系中,县一级的管理一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县党部与县政府一直存在的矛盾导致了国民党在基层统治的薄弱和政权的不稳定。对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党政关系的认识。     

论三青团对浙江地方基层政治的影响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战时国民党成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团体,其存在时间极为短暂,却对国民党的政治、党派关系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强对基层政权的渗透与控制是战时国民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实施战时动员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也是民国时期中央政权进行社会基层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选取浙江三青团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浙江档案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以及杭州市档案馆等所存的有关档案与资料,重点阐述三青团渗透与控制浙江地方基层政治,从中折射出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基层政权的运作,以及中央政权向基层政治渗透的途径及效果。     

从内外交困到难以为继:战后南京民食配售问题研究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即着手在收复区稳固统治秩序,都市民食配售即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在美粮援助及国民政府上层人士争论中出台的民食配售政策,既面临国内粮源短缺的问题,又极大地受制于美国粮源;既存在军粮民食互相争夺、此消彼长的局面,各大都市也不遗余力争取配售资格;同时,民食配售又深受国共战场走向的影响。南京民食配售为战后民食配售政策的缩影,然而在法币严重贬值、金圆券改革失败、国民党军事一再失利、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等因素作用下,民食配售终究无法达成既长远又现实的目标,只能草草收场。进而言之,国民政府战后粮政的失当亦是导致国民党短期内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广州国民政府述论

本文所称广州国民政府,系指1925年7月至1926年12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政权。它作为“党治”的产物,即作为国民党的政治信念、政权理论和治理主张的体现,其政权行为相应表见出复杂的状况,并对中国革命和社会政治,产生复杂的影响。     

1949年前蒋介石对知识分子的认知与动员

知识分子群体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蒋介石在败退台湾以前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界定有些混乱,但他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有一定的认识,希望知识分子能在协助政府、领导民众方面做表率,帮助其达成治国目标。蒋吸纳部分知名知识分子进入政府,并在新生活运动、知识青年从军等运动中对知识分子有所寄望。但蒋不了解现代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与平等的追求,对知识分子的诉求缺乏包容与沟通,导致广大知识分子最终走向国民党的对立面。这也是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之一。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简介

《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为美国帕克斯·M·小科布尔所著,1980年初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初版时即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本书主要研究了1927—1937年期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及其政策,作者利用了大量的经济史料研究国民党政权,分析国民党政权特质的形成,说明江浙财阀与国民党政府不仅有着共同利害关系,而且存在着政治和经济的冲突,甚至发展成紧张与敌对关系,这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点。作者利用美国     

司徒雷登与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

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是由司徒雷登发起的,其目的是通过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改革,把CC系的势力排除出去,让自由主义势力进入政府并掌握政权,以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新革命运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司徒雷登试图通过"新革命运动"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努力最终失败.     

《新路》同人的政治态度论析

《新路》杂志是大革命失败后,第一份批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论性刊物。以此为中心的民主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展开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抨击,但认真分析其对国民党现实政治的批判,可以发现其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并不仅是批判那么简单,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要求,现实追求和理想政治的矛盾冲突使他们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呈现既维护又批判的复杂性。     

时代巨变中的自由主义言说——读张太原教授《《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是一个在思想领域异彩纷呈的时代。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力图以“蒋记三民主义”统一思想,并将其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灌输给广大民众,以达到思想的大一统状态;各派政治势力则并未简单屈从于国民政府的思想控制,而是继续以各种方式阐述自身的见解和主张,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思潮。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的运动型治理探析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尝试通过发动一系列运动对乡村进行全面改造与建设,形成了当今学者所谓的"运动型治理模式"。而国民党政权党员干部缺乏革命精神与动力,党的组织尤其是地方和基层组织涣散无力,党政体制不合理,缺乏实施运动型治理所需要的制度与组织条件。治理目标的超前与治理模式的滞后导致了国民党治理乡村的失败与乡村改造的破产。     

国民政府认定九世班禅转世灵童

正在祖国内地,自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以美式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队逐步被歼灭,国民党政权迅速瓦解。然而,就在隆隆炮火声中,就在节节失败、南撤台湾的紧急关头,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亲自颁布命令,确认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玛日村的官保慈丹为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准其免予金瓶掣签,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8月10日,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前往青海塔尔     

整顿与训导：福建县政人员训练的历史考察（1934-1939）

县政人员训练是陈仪整顿闽政和推行县政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加强基层控制、推动吏治改善等方面取得一定效果,后被国民政府推至全国;但仍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学员逐渐沦为旧官僚阶层,基层治理难如人意。这也是民国时期基层干部训练的缩影。     

论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

广州国民政府(1925.7-1926.12)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较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虽然仅仅存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但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目前史学界关于民国史方面的研究文章不少,但关于广州国民政府方面研究的文章、论著则不多。下面笔者拟就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作简要论述。一、外交方针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方针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依据孙中山遗嘱制定的。广州国民政府根据孙中山遗嘱与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把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在如何对待帝国主…     

1931年宁粤上海和会述评

错综复杂、持续不断的内部纷争是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主要特点,它对国民党政权的兴衰成败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1931年的宁粤对立即是国民党内部纷争中最具代表性、规模较大、影响至深的一次。它以蒋胡约法之争为发端,以上海和会的召开为转机,以蒋介石下野和国民政府改组而告结束。对于国民党内这次极为重要的冲突,以往人们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苏维埃革命:从宣传口号到行动纲领——以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解析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与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有着历史的因果关系。国民党新军阀突如其来的叛变,阻断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常的逻辑进程。作为对这一重大事变的因应,中共独立做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决策,而暴动后采取苏维埃的政权形式,则是遵循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在中共领导的一系列工农武装暴动中,产生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县级苏维埃政权。但是,中共决策层把革命成功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城市,以主要精力用于搞中心城市的暴动。他们没能真正从广州起义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反而不适当地夸大了广州起义和广州苏维埃的标志性意义。倒是毛泽东根据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红色政权理论,把中国革命导引向另外一个新的方向。     

北伐战争中迁都之议研究的几个问题

北伐战争中的迁都之议.始于1926年8月22日在长沙召开的特别联席会议;蒋介石在1926年10月前没有提出迁都武汉的动议.而只是要求国民政府选派要员赴鄂主政,其动机除针对唐生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外,还有发展国民党党务以巩固北伐成果的考虑;中共对迁都之议的态度,既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也有自主性,直到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才改变反对的立场.     

王云五与国民党政府金圆券币制改革

王云五与国民党政权统治大陆末期的金圆券币制改革的关系密不可分.就当时各种情况来说,他是主持改革的最佳人选.1948年他出任财长后三易其稿拟定改革方案.改革为蒋介石搜括了许多金银和外币,这是他对蒋的最大贡献.尽管王云五竭力维持金圆券的发行,千方百计平衡收支,解决赤字问题,但在国民党政府军事迅速失败的情况下,金圆券改革的失败根本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