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以高宗封禅活动为中心

宗教对於汉唐之间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巨大作用,虽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还有进一步具体分析的必要。事实上,宗教的影响已经非常深刻地渗透到中古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反映在正史中则是《魏书．释老志》的出现。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封建王朝的礼仪制度也曾与之发生了某种互动关系,而以道教更为突出。这一课题近年来颇受学界瞩目,例如劳格(John Lagerwey)先生曾揭示了道教的醮坛与汉代郊祀坛的渊源关     

唐代“以胖为美”之审美观的考古学观察——以唐代纪年墓所见女性形象为中心

"以胖为美""尚胖"历来被视为唐代的审美风尚,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唐人审美观的总体认识,此认识虽无大错却有失偏颇。本文在对具有代表性的唐代纪年墓出土的女俑及壁画中的女性形象体态特征分类的基础上,探讨了有唐一代不同时期的审美观及其流变历程。同时,笔者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唐人审美的标准做了进一步分析,以期达到纠正对"以胖为美"片面认识和误读的目的。     

从唐代职官的新考订谈第二轮修志学术质量的提升——以历史上的《余杭县志》为例

通过对现存历代《余杭县志》有关唐代职官记载和考补情况的细致考察,以及利用新资料、新成果、新视野在前志基础上进行严谨考订,可以发现第二轮志书编纂在内容上有提升的方向：及时了解和掌握志书内容所涉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广泛吸收并充分反映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充分利用各种资料严谨考证入志的内容;具有对前志进行拾遗补缺的勇气和毅力;遵循哲学社会科学相关成熟学科已有的学术规范,切实提高志书内容的科学性等。     

礼仪之争与中国天主教徒——以福建教徒和颜的冲突为例

“中国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欧洲神学、哲学、伦理思想争论的一环。康熙中叶,中国天主教徒已有几十万之众,尽管他们和礼仪息息相关,但因传世材料极少,很难了解他们对这场争论的感受和想法。罗马耶稣会档案馆馆藏的有关中文信件证词等,正是这一方面难得的史料。通过对这些材料与当时西文出版物的比较,使得中国天主教史呈现更清晰的脉络。其中1700年间颜所颁禁令引起的反弹,以及继而发生的福建教徒与主教的冲突就是极好的例证。     

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

唐代的地方祠祀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由国家礼典明文规定并全国通祀者 ,其次是由地方政府所赋予合法地位的祠祀 ,最后则是由州县官府判定为淫祠者。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第二类祠祀最为重要 ,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生祠和城隍神是这类祠祀的典型代表。对于为数众多、来源各异的地方祠祀 ,国家并不将其简单作为“淫祠”加以禁毁 ,更多是通过将其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 ,其正当性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认定。     

有关越窑消失的几个问题——以其消失时期和原因为中心

越窑是中国名窑之一,有近千年的悠久历史,并作为秘色瓷的生产窑场而闻名。然而,越窑在进入南宋时期以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本论文将在有关越窑消失相关的诸多问题中,就越窑的具体消失时期和原因进行研究。一直以来,在研究有关越窑的消失时期问题上,研究者们都关注了《云麓漫钞》和《坦斋笔衡》的有关越窑的记载。相信《云麓漫钞》真实性的研究者认为,越窑消失时期是南宋中期;而认为《坦斋笔衡》可信的研究者则主张越窑消失时期是在南宋初期。但仔细分析相关记载可以发现,这些资料对确认越窑的消失时期几乎起不到决定性作用。根据现有的考古学资料,越窑的消失时间在南宋中期的可能性较大。对于越窑的消失原因,学界存在很多不同观点,但多数观点局限在结果论的解释范畴。如果要准确地掌握越窑的消失原因,就必须从越窑瓷器的供需关系进行分析。同时,要铭记当时越窑与其它诸多窑场处于竞争关系这一背景。从以上两个角度来看,越窑消失的根本原因与越窑的釉料和胎土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即越窑的釉料有一个缺点,就是Ti O2含量较高,因此很难烧造当时人们喜欢的呈淡青绿色的青瓷。而且,越窑胎土,由于其Al2O3含量较低,所以有一个缺陷,那就是高温烧成时抗变形力也较弱。约至五代时期,越窑曾经通过改善装烧工艺和成型技法,弥补了这种釉料和胎土的缺点。但是,进入北宋时期以后,瓷业环境变化,由上述缺点引起的问题又逐渐呈现了出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开发没有相应缺陷的釉料和胎土,但因为制瓷原料与窑场周边的地质学特点有密切关联,所以是件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越窑未能解决这些呈现出来的缺点,以至北宋后期以后,衰落到了难以恢复的地步,终于在南宋中期便消失了。     

试论唐代河东道之交通——以敦煌文书和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关、驿、店为中心的考察

关津、馆驿和邸店是唐代在驿路沿线的交通要道或关隘之处设置的管理机构和服务设施。河东道境内唐代设置的有文献可考关44处、馆驿31处、店18家。唐后期,一些馆驿、店周围逐渐有民户聚居,成为行旅眼中的地域标识。唐代河东道驿路沿线完善的交通设施,不仅与唐朝重视驿传建设有关,而且与河东道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盐市马市等商品贸易的有力推动,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     

试析黑田清隆和伊藤博文的政党观——以其“超然主义”演说为中心

黑田清隆首相指出社会上出现政党是“不能避免的”,但彻底否定了政党进入政府内部、甚至组织内阁。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认为如果和特定的党派相结合则会损害国家利益,强调政府为了进行公正且合理的政治需要保持不偏不党性。虽然黑田清隆和伊藤博文在“超然主义”演说中提出政府要超然于政党之外,但均不具备现实性,就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宪法颁布之初对于政党和政党政治的怀疑和不信任。     

传统知识数字化建设的国内外动向——以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为中心

传统知识是人类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地继承和发扬传统知识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知识产权的基础上,人们对传统知识的保护形式从过去的登记制度或文献记载发展到现今的数字化,其中尤以美国、印度和我国所建设的数据库和数字图书馆最为突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内外传统知识数字化建设的动向进行介绍。     

唯物史观与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思路的转变——以谭丕模《清代思想史纲》为中心的讨论

清代学术思想史自清末以来即为近代史家所重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代学术思想史领域又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其中谭丕模所著《清代思想史纲》即当时较有特点的一部。该书之成一方面得益于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文史学科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由唯物史观的传播所促成。该书大体赓续章太炎、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论述的思路,从中可以明显看到大学教育影响的痕迹;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该书则不乏新见,这主要由唯物史观所赋予。在唯物史观和时势变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思想史的写法开始兴起,并逐渐取代学术史的写法,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思想史领域的主流。以《清代思想史纲》一书为中心展开的相关讨论,一方面呈现了以大学教学、研究活动为媒介,近代史学研究推陈出新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亦反映了近代以来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集体行动情境中的民、俗、学者与民俗学研究——以客家围龙屋保护为中心的讨论

在初步回顾和检讨相关民俗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发生在粤东K城一个名叫钟村的城中村民保护围龙屋行动的个案,叙述了这一集体行动的过程及其作为当事人的客家民众的态度和行为,探讨了集体行动情境中的民众、民俗、学者的角色与影响,引发作者关于民俗研究取向问题的新思考。K城钟村客家人保护围龙屋这一集体行动表明,仅从民俗事象的静态描述来达成民俗学研究的意义,将丰富复杂的民俗生活、民间文化概括为一些有限的材料,实际上既忽视了＂俗＂在生活文化整体中的被创造和重新发明,又忽略了作为民间文化传承主体的＂民＂的自主能动性,他们策略性地对民俗知识的创造与享用,也忽略了作为民俗文化研究的理性人——学者及其学术活动的作用。民俗中的民、俗与民俗学者,应该都成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对象,这也应是未来民俗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与学术动向。     

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

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不但是中国农业史上的重要问题 ,而且关系到对唐宋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评价。本文批评了中外一些学者在稻麦复种制研究中对唐代估计过高、对宋代估计过低的倾向 ,对主张长江流域稻麦复种制形成和推广于唐代的各种论据逐一予以辨析 ,认为到了宋代 (主要是南宋 )稻麦复种制才有较大的发展 ,成为具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 ,而江南平原在这一发展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本文还讨论了宋代稻麦复种中与冬麦搭配的主要是晚稻还是早稻 ,唐宋稻作品种主要是晚稻还是早稻的问题 ,从而解开了导致对宋代稻麦复种估计偏低的认识上的两个“死结”。     

梅光迪、胡适留美期间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以儒学、孔教和文学革命为中心

留学初期,梅光迪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己任,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对其不适于现代的部分则加以批判,积极探索复兴儒学和融合中西文化的途径。这一主张得到了胡适的积极呼应。在孔教运动中,梅光迪赞同建立孔教,而胡适则对简单恢复孔教的做法提出批评,二人还就基督教、西方现代文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15年后,胡适以实验主义为指针,力倡文学革命,梅光迪对其积极支持,同时也以新人文主义观念不断予以批评,尤其是在诗歌问题上。胡适、梅光迪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尽管不同,但却相反相成,相生相长。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主张在近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而梅光迪对其的批评也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变革颇具启示意义。     

山西元明寺庙壁画图像叙事的农本意识——以新绛东岳稷益庙和洪洞广胜寺水神庙为中心

山西寺庙作为传统村落的文化中心,是民众信仰生活和日常生活的集中场域。新绛稷益庙和洪洞水神庙壁画内容皆以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为题材,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本土农耕生活、祭祀仪式的真实场景。两座民间庙宇壁画中的农事图像,以特定的空间表现了农事活动的时间秩序,展现了元明时期晋南乡村民众应对农事灾害的行动策略。图像化的农业祭祀活动是特定时代国家意志的民间践行,体现了“以礼行俗”的两个面向,即“礼的民间化”和“俗的实践性”,并且逐渐演变为社会观念和文化行为的象征性表达,由此使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本意识在寺庙壁画的农事图像中得以彰显。     

从朝鲜时代的宫中仪礼看遮日的功能和特性——以19世纪以后宫中宴享为中心

朝鲜时代宫中举行仪礼行事时,经常排设和使用一种名为“遮日”的能够隔断日射和降雨的幕构造设施。作者以19世纪以后宫中宴享为中心分析了遮日的功能与特性,详细探讨了遮日的构成、种类、材料和排设方式等具体特性,并对在宫中仪礼行事的举行地如何使用遮日加以推断性的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