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学术思想述略——兼论对乾嘉学者的评价问题

钱大昕是人们熟悉的乾嘉学者,以其所著《二十二史考异》与王鸣盛、赵翼齐名。长期来,一些著述论及钱大昕在学术上的功过得失时,总是列举其如何勘正旧史之疏漏,校订史书传写刊刻之衍脱,及考证历来史注之舛谬,如此等等。似乎他只是一个纯粹的考史学家,是乾嘉学派中“为考证而考证”的典型代表。也有些论者举钱大昕做过清朝的官,还曾自题像赞曰:“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笈,不为不富;研思经史,     

王世贞的史学思想

王世贞是明代杰出的史学家 ,本文从治史目的、态度、方法、史学批评以及历史观等方面 ,阐述其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他主张博古通今 ,崇尚直书实录 ,重视史料考辨 ,具有发展史观 ,其务实求真思想影响尤为深远 ,反映了明后期史学思潮的一些特点。他的史学思想既有积极因素 ,也有局限性 ,必须具体分析     

袁枚说史

袁枚是清代乾嘉时期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古代文史相通,作为文学家的袁枚,对于史学也颇有见地,他提出了"古有史无经"、"作史者只须据事直书"、"古无正统之说"等重要观点,不仅反映他的史学思想,也丰富了乾嘉时期的史学。     

辽金少数民族的史学批评及其意义

辽金少数民族人士针对具体史学活动以及史书、史家所做的评论已具有史学批评的内涵。辽兴宗对于史笔、萧韩家奴对于史鉴、耶律孟简对于史识,还有金熙宗、海陵王、金世宗、元好问等对于史书、史才的理解和诠释,无不彰显着他们各自关于史学的认识,而且综合观之,也可窥见其时少数民族人士共同的史学追求及普遍的思想倾向。大体上说,他们主要接纳了以往朝代史学批评的观念,认同直书原则,强调史书的鉴戒功用,史才三长中尤其推崇明识。其意义不仅在于指导辽金史学的规范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推进了各民族之间较深入地沟通与文化交流,为此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刘知几“实录”论

刘知几所《史通》的实录论,是其基本的史学理论。主要渊源是班固的实录论,也受到刘勰实录思想的影响。他对实录论有重大发展,主要表现于史料采择、史书撰述、史用笔、史义申明、史学批评以及史家修养诸方面,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方面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史学批评中寓理论,指出史书不实之祸患是当朝权贵,面对现实而呼吁直书实录,要求记事撰史相时因俗,辨史论史要求通识,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于今也不无参考价值。     

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特点

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以史学批评为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涉及史家和史著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他发扬王充的批判精神,“直书”前代史家之得失,即使是圣贤孔子和当朝皇家修史也在其批评之列,表现了无畏的求实精神;他具体评价史书的优劣,褒扬不讳其短,批评不抑其长,主张史学评论要探赜史家的著述旨意。他以理、势论述史学问题,增强了史学批评的理性色彩,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史学批评的核心是史义。实录直书和“激扬名教”在他的史义体系内实现了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的统一。     

钱大昕重事实亦重褒贬

杜维运在《清代史学与史家》中指出:清代考据学派治史,最富求真精神,实事求是,不涉虚诞,反对驰骋议论,反对书法褒贬,主张史家应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以期不失史实真相。其中王鸣盛力诋驰骋议论,而其著作中亦偶有驰骋议论之处,与其治史态度和著述体例自相矛盾。相比之下,钱大昕治史则不存在这种缺憾。这种看法比较具有代表性。关于王鸣盛主张据事直书与治史议论褒贬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已有专文探讨,这里主要阐释钱大昕的历史褒贬观念。杜维运认为钱大昕的治史宗旨是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以期不失史实真相,这是完全正确的。钱大昕曾经…     

辽金元三朝史学批评的主旨和气概

辽金元三朝的史学批评成果并不丰富,但自有其质朴的风格。各族君臣认同直书原则且以之为史笔的根本,元顺帝颇具代表性的言论＂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突出强调了史之社会功用,元末宋辽金三史分修,当时的史官不仅在体例上择善而从,追求卓越,思想认识上也力求议论、褒贬公正无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辽金元人无论讨论史笔,还是评价史书、拟定史例都有包容的胸襟,彰显着多民族文化交融时代的务实与大气。     

钱大昕的学术思想

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著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主张“明道致用”,提倡学术关心社会,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批判乾嘉学术界流行的“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观点,论述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     

论明焦的史学思想——兼评其《国史经籍志·史类》

焦是晚明著名的思想家 ,也是一位史学家 ,他的史学思想体现在他对史学功用、史学标准、野史的价值、史馆修史的认识等各个方面。焦提倡史书“彰善瘅恶”的借鉴作用 ,认为史著应当经世致用 ,有益教化风气 ;就史书标准而言 ,他表彰直书实录 ,提出了著史当“善恶并列 ,不必以人为断”、“贵贱?列 ,不必以位为断”的进步观点 ;焦肯定了野史的价值 ,主张用野史补苴国史之缺 ,还为改良明代史馆修史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的目录学著作《国史经籍志》之“史类”反映了他对史书的理解。     

论明焦竑的史学思想--兼评其《国史经籍志·史类》

焦竑是晚明著名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史学家,他的史学思想体现在他对史学功用、史学标准、野史的价值、史馆修史的认识等各个方面.焦竑提倡史书"彰善瘅恶"的借鉴作用,认为史著应当经世致用,有益教化风气;就史书标准而言,他表彰直书实录,提出了著史当"善恶并列,不必以人为断"、"贵贱竝列,不必以位为断"的进步观点;焦竑肯定了野史的价值,主张用野史补苴国史之缺,还为改良明代史馆修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的目录学著作《国史经籍志》之"史类"反映了他对史书的理解.     

历史批判与现实关怀:清代中期史学家的风俗论

探讨古今风俗之流变及其与历史演进的关系,是清代中期史学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清代中期的史学家评论风俗的重点,一是考察了清代以前风俗对朝代盛衰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二是批判清代中期社会上出现的不良风气,倡导士大夫阶层在引领风俗的良性发展上扮演重要角色,特别强调士大夫要树立廉耻观念。他们还总结出风俗的时代性、相对稳定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征。清代中期的风俗论,反映了考史学家的经世思想,体现了乾嘉史学的历史批判精神和关怀现实的学术品格,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学术意义。     

“志在避祸”?——钱大昕《史通》解读析论

钱大昕曾对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加以推测,将其解读为避祸保身。这一推测其实是针对四库馆臣而发,虽然新颖,但并不符合刘知几本意,而是在清廷文网严峻背景下自身心境的委婉表述,同时寄托了钱大昕试图扭转当时学界"重经轻史"不良倾向的学术诉求。乾嘉时期,以钱大昕为中心,以苏州紫阳书院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史通》研究学圈"。钱大昕之所以别出新解,发出与官方不同的声音,其实是为私家史学代言、暗中与官方史学展开竞争的表现。     

论西方微观史学对宏观叙事的构建

微观史学通常被认为与宏观史学相对立并因此被视作“碎片化”的代名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微观史学家在专注于历史细节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构建宏观的历史叙事。他们提出了“正常的例外”和“可变的尺度”两个概念作为其宏观叙事的理论根据,并通过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性、象征性隐喻、追随、深描、比较等方式在研究实践中建立起微观史与宏观史乃至全球史之间的联系。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与其所处的多元主义学术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特别是与全球史学相融的事实,对于我们走出“碎片化”的历史,以及确立一种辩证多元的历史认知模式具有启发意义。     

傅玄及其史学

傅玄在正始六年以选入著作修撰《魏书》而走上仕途,此后在魏晋两朝官职累迁而览史、著史不废。傅玄的历史著述自觉遵循传统史学的规范直书史事,其史文涉及面广泛,观点公正而通达,文笔生动。傅玄的重人事、民本的史学思想是很突出的。他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评说卓识迭见,影响深远。傅玄是魏晋之际重要的史学家之一,我们应当重视对他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     

钱大昕的历史文献学

钱大昕是清代著名史学家，在历史文献学方面亦有突出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史学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史学家角度利用发展考异，辨古籍真伪，考版本年代，修撰《补元史艺文志》都比一般文献学家高出一筹     

刘知几的易学与史学

作为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同样也非常重视对《周易》与易学的取鉴。他将唐代易学家推崇的"变易"、"不易"、"简易"之道应用于相关的史学批评,在其史学发展观、史学叙事理论以及对"史法"、"史义"的辨正里,都可见刘氏对易学理念与思维的融汇贯通。这不仅体现着中国古代史家易、史互通的传统在唐代的延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易学的发展状况。     

赵翼的史学批评

作为乾嘉时期重要的考证史家,赵翼在史学批评上有许多重要的见解,在同时代学者中已达到较高的理论建树。他表彰求真求实的治史原则,明确反对任情褒贬的风气,深刻揭示史书编次中体现的史识,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历代正史进行了评价,显示了考证史家的卓越史识。     

浅析兰克史学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兰克是19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他所倡导的如实直书、客观公正的治史原则促进了史学的科学化与独立化。兰克与其创立的兰克学派在近现代西方史坛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史学评论:刘知几和司马光

不言而喻,在现代以前,中国史籍之富是其它国家所无与能比的。至少,汉学家们都是这样看的。但是,由此而对其史学编撰的方法及史学批评的原则也大加赞辞,则是不符合实际的。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史学编撰的方法,只是通过原始的批评手段以剔除材料而作的一种机械的剪刀加浆糊的简单汇编。诚然,对中国那些一般性的官修史书来说,这一看法有其合理性,但是,对那些由中国伟大的史学家们所展现的学术智慧及史学思想的特征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