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博特政府时期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

阿博特执政时期,澳大利亚重视对华政策与中澳关系的发展,其对华政策具有接触和防范双重性质。在经济领域,以深化接触为主,包含小心防范色彩;在安全领域,在大力对华防范的同时,采取小步子接触的政策。阿博特政府对华政策的双面性特征,使中澳关系呈现经济层面联系日益紧密、安全层面适度接触的双轨发展趋向。总体而言,中澳关系在阿博特执政后的发展趋势是朝着积极方向迈进,并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态势,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中国自信的新型外交理念是推动中澳关系的主要力量,澳大利亚逐步探索确立自身在"亚太世纪"中的适当位置是中澳关系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美国护持亚太霸权的行动是阻碍中澳关系前进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声音

"欧洲需要有独立的对华政策。"日前,默克尔在欧盟领导人视频峰会记者会上表示,欧洲需要有独立的对华政策。"这不仅仅关乎经济利益,还关乎我们所谓的欧洲主权。"默克尔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与美利坚合众国有一套共同的价值观,但显而易见,我们也有自己的利益。美国与中国在阿拉斯加进行了广泛的对话,我们也将与中国进行对话。     

中欧交流和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中欧交流不仅是直接的现实利益的交换。而且也是深层的化观念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只有将化因素凸现于意识和行为中。我们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从而有助于中国和欧盟之间政治、外交和经贸活动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助于日常交往的顺利进行。因此,中国和欧盟学界的对话既应包含实践的操作层面,如就业问题、欧元等具体领域。也有必要对双方自身以及两间关系的本质有整体性把握和认识,并揭示行为、现象中所承载的化因素。     

中国与欧盟产业强关联复杂网络系统的比较研究

基于投入产出表构建中国和欧盟细分产业的强关联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整体、子群及个体三个层级对中欧的产业网络进行比较分析,以探讨中国产业复杂网络发展趋势、规律以及阶段定位。研究发现：①产业强关联网络的发展具有显著规律性,欧盟产业强关联网络发展形态是中国的高级演化模式;②欧盟产业间的紧密度及群体聚集趋势均优于中国,但中国产业间的资源传输效率表现更好;③中国当前正处于分配性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换位的转型期,但尚未达到欧盟所处的以服务业高度集聚作为网络枢纽以带动全行业发展的成熟稳定期;④中国和欧盟的区块网络均呈现近似“核心-边缘”的等级层次结构,分块网络从“单核心”驱动向“双核心”共振驱动更迭,但欧盟比中国更早实现双核心驱动模式。     

抗日战争时期美苏对华政策与国共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美苏对华政策与国共关系顾莹惠［本栏目特邀顾问：孙宅巍］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动向对战时的世界局势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美苏等国为了争取战局能朝着有利于本国安全的方向发展,均开展了积极的对华外交。它们所实行的对...     

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层原因解析

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对华政策中的消极面逐渐凸现.由此,造成了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局面.特别是近一段时期以来,由于日本现任主要领导人依然没有完全放弃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日美两国公然把台湾问题列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日本还在教科书问题上,在东海油气田开采、专署经济区划分和钓鱼岛主权归属上咄咄逼人,态度强硬,企图逼中国让步,并公开阻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等,致使中日关系出现了复杂局面.……     

试评1945—1949年的美国对华政策

抗战胜利到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性年代,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期间,美国政府推行了怎样的对华政策?这项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它留下了什么经验教训?这些就是本文试图进行探讨的问题。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正式结束。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形成。对华政策从战时向战后的转变,是由于美国的在华战略目标发生了变化。战     

基于行业差异的欧盟旅游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作为旅游经济领域内的热点问题,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在学界一直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结论。鉴于将旅游业作为单一行业来研究其和整体经济间关系可能是分歧产生的重要原因,本文使用异质面板协整技术实证检验了欧盟4个核心旅游行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欧盟各旅游行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进一步格兰杰检验的结果揭示了欧盟航空、住宿和旅行社等3个核心旅游行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影响程度各异。住宿业与航空、旅行社和餐饮业间表现为显著的双向促进发展关系。     

应从世界全局的高度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应从世界全局的高度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赵鸿昌,姜桂石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问题,各种论著颇丰,但是,各持己见,众说纷坛。其争论所在,是如何评价问题。因此,运用正确的观点、方法评价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仍然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的历史与问题

欧洲自战后走向一体化阶段以来,对外一直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历史上与欧洲有殖民联系的国家。随着欧洲的一体化发展,其对外发展援助政策也逐渐由支离破碎走向了完备,成为了当今国际发展援助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本文旨在通过对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整体性回顾,对其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分析如今欧盟在困难的经济形势与变化的国际环境下,欧盟的对外发展援助面临怎样的问题,从中得出一些国际对外发展援助的有益借鉴。     

国共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的转变

国共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抗战中后期到内战全面爆发,英国对中共持欣赏、同情态度;内战全面爆发后到1948年进入战略决战,英国配合美国执行扶蒋反共政策;1948年后直至内战结束,英国抛弃国民政府,努力与中共和好合作.内战局势最终朝着有利于中共方向发展,英美特殊关系及苏联对华政策,确保持续拥有香港的愿望等,这些是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转变的重要原因.内战前后英国对中共态度的转变,与此间英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保持一致.尽管如此,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即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艰难的起步:1938年美国对华政策透视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中立到援华的发展过程。在这四年半中,美国对中国有同情,也有冷漠;对日本有斗争,也有妥协,但其总的趋势是一步步朝着援华制日的方向发展的。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过程中,1938年具有重要的开创性的意义。这一年中,美国对于日本的称霸野心、中国的战略地位及美国的远东战略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剖析

新中国成立前后(1948.7—1950.6)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为中美两国在一个长时期内的对抗和隔绝准备了舞台,而且也拉开了战后美国在亚洲外交悲剧的帷幕。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对于我们追寻三十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认识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继承性,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试论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冷战结束期间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布什当政的四年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四年,这一调整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调整中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呈现出六大特点一是过程前起后伏;二是目标为演变和遏制中国;三是出发点着眼于长期性和全面性;四是政策的矛盾性;五是突出了人权政策;六是表现出政治问题经济化和经济问题政治化.导致布什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直接原因是“六·四”风波,但是,冷战的结束及因此而造成的美国战略利益的转变,才是布什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根本动因.     

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层原因解析

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对华政策中的消极面逐渐凸现。由此．造成了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局面。特别是近一段时期以来,由于日本现任主要领导人依然没有完全放弃参拜靖国神社的立场,日美两国公然把台湾问题列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日本还在教科书问题上．在东海油气田开采、专署经济区划分和钓鱼岛主权归属上咄咄逼人,态度强硬,企图逼中国让步,并公开阻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等,致使中日关系出现了复杂局面。此外,日本企图在未解决历史问题之前急于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做法,也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     

龙永图:呕心沥血为贸易

在联合国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上,他感受到了什么是强权政治,什么叫用实力说话,他说:以前他的立足点是在中国,使中国能与世界建立更加广泛的关系;今后他的立足点将在亚洲,使整个亚洲成为全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发展地带。 在中美达成协定以后,国人都对入世寄予厚望,中欧谈判却在接近尾声时陷入了僵局,欧盟大使在谈判中突然采取强硬态度,他一夜未曾合眼,平生惟一一次流下了眼泪。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对于 50年代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而对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探讨还远远不够深入。美国学者对这一段外交史的研究带有较大的缺陷 ,其主流观点也经历了三次偏摆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的研究则相当滞后 ,零星的成果也是相当粗糙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大部分学者只关注这一时期的主要事态———越南战争 ,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承继了 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遗产 ;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 ,决定 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外交档案———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文件集”于年前刚刚解密。本文试图依据已获得的这部分档案材料对 6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研究现状做一次综述性探索 ,以期抛砖引玉 ,引起同仁对这一主题的重视 ,并展开争鸣。     

论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发表了牛大勇同志的文章《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 (以下简称《美国对华政策》),我对这篇文章的一些主要论点有不同的看法。为了把讨论引向深入,本文拟进一步探讨北伐前夕和整个北伐战争时期美国     

分歧与协调:佐藤内阁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选择

亲台反华的日本佐藤内阁在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费尽心机,不仅是为台湾当局继存于联合国的“逆重要问题案”的始作俑者,甚至一度对美国将安理会席位交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持“保留意见”。但随着尼克松访华计划的公布,视日美关系为日本对外关系核心的佐藤内阁迅速调整政策,公开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图谋“两个中国”并存局面。佐藤内阁顽固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不仅遭到日本国内要求调整对华关系的反对力量的猛烈攻击,同时也使执政的自民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内部分歧越发难以调和,并最终导致佐藤内阁失去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契机。     

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特点--以总统、国会在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争论为例

通过对克林顿时期总统与国会围绕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争论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形成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关键时刻总统和国会两院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最终总能达成共识;第二,从行政和国会与两党之间及两党相互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对经济问题的考虑是它们的共同点,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政治利益往往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第三,从政策实现的途径来分析,总统靠游说国会和呼吁公众支持来实现自己的政策,国会则靠立法来体现其主张,而且国会在大多时候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而总统则在多数时候保持反应式的决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