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府县志中史可法遗文四篇及写作时间考证

史可法遗著,经过罗振常先生广为采辑,成《史可法集》。今据清代至民国安庆一府六邑方志,为《史可法集》补苴四篇,其中一篇为奏疏,三篇为书牍,《请建宿松城疏》是现今所能见到的史可法的第一篇奏疏。另外,本文对四篇遗文写作时间进行了考证。     

金朝官员谥号考略

金朝对官员赐谥始于太宗,世宗、章宗二朝达到顶峰.对官员赐谥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吸引汉族官员归附金朝,但随着谥号在国内的推广,国内各族官员都以得谥为美,国家对官员的赐谥也最终实现了规范化和制度化.金朝对官员赐谥并无民族芥蒂,获谥官员以三品为界,且官员谥号以二字谥和美谥为主,一字谥和平谥、恶谥较少出现.     

为《史可法集》再补《词臣殉难疏》一篇

嘉庆《舒城县志》和光绪《续修舒城县志》皆刊有史可法的《词臣殉难疏》,清张纯修编辑、今人罗振常校补的《史可法集》并未收录。该疏记述了明末翰林院编修胡守恒守舒殉难死节和史可法为之请祭葬之事,与前所发现的安庆府县志中史可法遗文合为五篇,望《史可法集》再版时能得完帙。     

纪信将军“谥号”质疑

据地方史记载,汉朝“忠烈将军”纪信是天水的城隍。然而,“忠烈将军”的封号,诸正史均无记载。笔者认为,纪信被后人称为“忠烈将军”、“忠烈侯”是明初朱元璋敕封天下城隍时所追封的,而非刘邦所为。     

清代离休高官为父求谥号引发的一场文字狱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多的一个朝代。案件主要发生在清朝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前后历时一百多年,大小案件逾百件。而这其中最严重的当属乾隆时期,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的八年中,就制造文字狱近五十起。乾隆帝晚年,可能他觉得政权已万无一失,再文网高扬已没什么意思,文字狱就开始转入低潮。     

清至民国“南明”史概念发生与传播探论北大核心CSSCI

指代南明断代史的“南明”概念,在康熙时最先出现,道咸间被钱绮用作书名,但却一直都是清廷的政治禁忌。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学者对此不满,在乾隆时即用“南明”作为书名。清末,中朝两国同时兴起反清运动,朝鲜人郑乔将其南明史著寄赠章太炎,增强了清末革命党人的“南明”意识和抗清斗志,使“南明”史概念得以传播开来。民国初建至抗战之前,虽然“南明”概念因禁忌消失而得以松绑,但也因为其反清因素的消退而遭到忽视。抗战爆发后,南明史的象征意义再次凸显,促使柳亚子、朱希祖、钱海岳等南明史家和流落西南的广大知识分子对“南明”史加以重视,“南明”语境骤然形成,“南明”史概念风行一时。抗战后,“南明”史概念的传播虽因政治意义消失而退潮,但已成为不可磨灭的史学现象,在课堂讲授和课题研究中,历久弥新。     

帝号·谥号·庙号·陵号·尊号·国号

在时下热播的许多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常常出现乱呼帝号、谥号等跨越时空的常识性的错误,误导了亿万观众,也令人啼笑皆非。     

史可法的“忠正”与钱谦益的“变节”

史可法（1602--1645）和钱谦益（1582—1664）都是明末清初响当当的的大名人。两人有不少的相似之处：史可法于崇祯元年（1628年）中进士,钱谦益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崇祯登基后,史可法任户部主事,钱谦益任礼部侍郎;“南明”政权建立后,史可法出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钱谦益出任礼部尚书;弘光政权时,两人皆遭马士英等当权派排斥。     

清朝与南明弘光税策的得失比较研究

税策是一个政权重要的政策之一,它的实施涉及天之下百姓的生活大计,所以其实施的得民心与否至关重要。清初南明弘光政权与清朝共存,其实施的税策各有短长。清朝正在蒸蒸日上,其税策处处以得民心为标准,以宽松为怀,处处显示出恤民诚意,所以也就得民心;新成立的弘光政权,建立在风雨飘摇之中,而且面对农民军和清军两股强敌,要加强国防和军事建设需要要大比军费开支,再加上政府腐败导致军队腐败而引起的军费开支的过滥,所以引来财政的入不敷出,统治者不得不变换花样征收,由此加重了百姓负担,使百姓怨声栽道,最终新政权短命而亡,在其诸多的亡国原因之中,税策的不得力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双方税策的成与败,值得总结,以警后人。     

清朝官修《明史》关于南明历史纂修的讨论

南明历史书法,是清朝官修《明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南明抗节人臣的表彰与南明帝王史事的处理。从康熙中期正式官修《明史》到王鸿绪刊刻《明史稿》,再到殿本《明史》刊布,官修《明史》关于南明历史书法的讨论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对于南明抗节人臣,起初一本"周之顽民,即殷之义士"的忠义原则,主张大肆表彰忠节,到后期则取法《宋史》、《元史》表彰易代之际人物的做法,表示"不没其实",但在历史叙述上更多地叙述明亡以前史事,而略写南明时期抗清事迹。关于南明帝王史事,由最初讨论为依据《宋史.瀛国公纪》体例,附于《崇祯帝本纪》论赞之末,到独成《三王传》,附于《诸王列传》之后,而最终改置于其始封诸王之末。这样的做法,明显地体现了清朝官方弱化南明历史的政治企图和学术倾向。     

"老佛爷"是对慈禧的专称吗

正野史、演义或文人笔记(皆非信史)均认为"老佛爷"这个称号是慈禧太后专用的、独有的,其实大错特错了。"老佛爷"的称号并非慈禧太后专用,因为清朝历代皇帝都特称"老佛爷"。根据古代的宫廷政治常识来看,历代帝王除了各自的庙号、谥号、尊号外,有些朝代的皇帝还有特称,如宋朝皇帝的特称叫"官家",明     

英国诗歌的情感寓意及现实价值解析

英国诗歌具有丰富的情感体验,在现实素材的不断丰富下,人们的内心世界也在不断的丰富,这为诗歌创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深刻的诗歌意蕴同样感染着人们的内心世界,情与意的完美融合发掘了诗歌的现实价值,体现了时代发展同诗歌创作的同步发展。本文从全球化发展的视角下对英国诗歌的情感寓意与现实价值进行时代的解析,探究人类真是的内心情感体验。     

清东陵古建筑装饰图案的普查及寓意研究

明清皇家陵寝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历史研究、宣传过程中更多的是着重向世人展示明清两朝皇家陵寝的建筑形式、规制、丧葬形式、陪葬规制、早期盗墓与后期保护及开发等,外部建筑装饰图案研究方面几乎处于空白。文章以明清皇家陵寝之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清东陵为例,通过对清东陵古建筑内、外部结构中的天花、梁枋、山花、瓦当、墙体等的装饰图案进行象征分析研究与应用,不仅是对清东陵装饰文化的文脉传承,也是变相对河北唐山地区历史现存古建筑装饰的传承与保护。     

民间服饰中的“五福”意象及民俗寓意

“五福”是中国民俗文化中的常见意象,与民间信仰紧密相连,源远流长,至今不衰。乡村妇女凭借手中针线,借助“五福”意象,将爱与希望、幻象和现实在民间服饰中表达出来。本文以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服饰品为例,归纳、分析民间服饰中具有代表性的“五福”意象,探讨民间服饰中“五福”的文化内涵,阐解其背后隐含的深层民俗寓意。     

清末吉林新式旗人学堂及满文教育

本文以清末新政为背景,主要从吉林旗务处档案入手,围绕清末吉林新式旗人学堂的开设、满文教育依然颇受重视的原因、以满文为主的课程设置、满文教育面临的困难与对策四个方面,探讨清朝末年吉林新式旗人学堂及满文教育的相关问题.     

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相见及衍生礼仪

有清一朝，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与皇帝、朝臣的相见礼仪，对皇帝谕令赏物的领受礼仪，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尽相同，整体而言其演变趋势为逐步趋同于清朝宫廷的君臣礼仪。这种演变主要源于清廷对藏管控力度的逐步加强，以及对这种礼仪的刻意引导和规范，同时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涉藏地区政教首领接受内地的礼仪文化有直接关系。这种相见礼仪与“檀越关系”中的相见礼仪有着质的不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对这种礼仪的接受，表现了以他们为代表的西藏政教上层对这一礼仪所表达的皇权至上、君臣关系理念的接受。     

慈禧的书画及代笔人

慈禧(1835-1908年),即民间百姓俗称之“西太后”,是妇孺皆知的人物。她于咸丰元年(1851年)入守封为贵人;同治元年(1862年)尊为太后,徽号“慈禧”;光绪元年(1875年)尊为皇太后;曾于同治、咸丰两朝“垂帘听政”,统治中国长达半个纪纪。慈禧除善弄权术、热衷政治外,于生活中喜爱书画,尤其爱以“自己所作的”书画赏赐群臣,以示恩宠,笼络人心。实际上,慈禧本无艺术才华,其书画多由人代     

浅析佛教文化传承中具象事物的寓意--从佛教造像、佛家建筑格局及佛教节日来解析其中的寓意及作用

长期以来,大部分人也许都将佛教浅显的认为是一项由佛、菩萨、僧侣、和信众组成的一个信仰体系,这一体系由信众虔诚的愿望、对未来的憧憬以及一系列的宗教仪式组成。其实不然,作为一个存在数千年的文化现象或者说文化样式,某一意义上也可说是一种知识体系,佛教的延续和繁荣绝不仅仅是因为那些虔诚的祈祷和神圣的仪式,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宗教造像,佛家建筑以及佛教的民间节日等具象的形式传递予信众信息,以达到教化人心,普度众生的效用。     

日本松前藩漂流民及清朝遣返政策

日本江户时期三名渔夫于乾隆六十年(1795,宽政七年)六月自松前藩突符村乘船出海遭遇暴风漂流到吉林珲春海岸，后又遇珲春沿海卡伦官兵，次年(1796)八月移送到北京。嘉庆二年(1797)二月，经乍浦地方官员安排商船遣送回日本长崎港，于次年(1798)六月返回故乡松前藩突符村。该事件反映了清朝东北边疆地方民情及治理情况，同时展现了清朝漂流民遣返制度虽然针对朝贡国制定，但仍适用于日本漂流民，及清朝中日民间交往不断的情形。     

清朝太上皇帝御赐养老银牌及相关问题

清康熙、乾隆、嘉庆年间,曾先后举行过四次盛大的宫廷宴会,宴请年逾花甲的文武大臣,每次宴请的人数多达千人以上。第一次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农历3月25日举办,赴宴者2800百余人,设此宴之目的在于“养老尊贤之至意”,这次宴飨,尚无“千叟宴”之名。但充分体现了康熙养老尊贤的思想和以此进行社会教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