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南京难民收容所

对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的研究,历来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多年来,由于资料的缺乏,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细致。譬如,对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所辖难民收容所的研究就很粗浅,甚至不能全部弄清难民收容所的名称、数量和难民收容人数。近年来,随着《拉贝日记》等一批西方人士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的陆续发现,为史学工作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并越来越多地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金陵大学设立了最大的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最多时达3万余人,因此对金大难民收容所的研究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多年来,由于资料的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依据新近发现的相关史料,对金大难民收容所作个案研究,以期加深对其的了解和认知,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暴行.     

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研究

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是南京大屠杀期间规模较大的收容所,其存在时间也较长。由于位于安全区边缘且缺乏西方人士驻守保护,这个收容所频繁遭受日军侵扰。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帮助下,收容所所长姜正云带领管理人员与义工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为难民争取生存空间。他们为难民安排住宿、施放米粥、实施医疗救助,积极开展难民救...     

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

抗战时期的难民收容所,是专门收留救助战争灾民的慈善福利机构,由政府救济机关及中外慈善团体和社会组织协同开办,是中国战时社会救济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存在与抗战进程相始终,虽具临时性、被动性,但其形式简捷灵活、数多量广,较为有效地救济了上千万难民。本论述了战时难民收容所的建立、数量与规模,以及特点和社会影响。     

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难民医疗救助

南京沦陷后,日军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南京的医疗救助任务空前繁重。虽然绝大多数医生在沦陷前离开了南京,但是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慈善机构、隐匿身份生活在难民收容所内的军医以及参差不齐的民间医生出于人道主义立场,以各自的方式投入南京的医疗救助。南京内外信息交流初步恢复后,西方在宁人士又积极申请外援,经历一波三折,方才成行。上述努力为南京难民挺过难关做出了贡献。     

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

本文主要探讨抗战初期．部分战区人口因受战争影响,不得不从东部向西南、西北等战时大后方迁移的几个具体同题。这里所说的难民．是指除随政府机关、学校、厂矿等有组织地内迁的人口以外的所有战时迁移人口。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可以南京沦陷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难民内迁的路线表现出头绪繁多、缺乏较为清晰的主线的特点,近距离的迁徙比较普遍。到第二阶段,内迁难民群体在数量上大为扩大了,其迁移路径也逐渐从无序中凸现有序。西迁成为难民内迁的主流．武汉成为此期内迁难民的主要集中地,以它为中心,内迁的难民再往川陕云贵湘部赣及两广等后方地区疏散。     

国际难民机制与战后初期全球难民治理——以“国际难民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二战的爆发造成全球产生了大量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国际社会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进行了积极探索。国际难民组织作为联合国处理难民问题的专门机构应运而生,通过与各国政府、社团组织开展合作与互动,共同致力于战后国际难民问题的解决。该组织重点从难民的照护、失踪人员追踪、法律和政治保护等领域出发,参与到国际难民保护实践当中。同时,该组织通过遣返、重新安置以及本地安置等方式积极推动难民安置目标的达成。作为联合国对于战后难民问题的制度化回应,国际难民组织的实践本身体现了持不同立场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也逐渐显现出各国的合作意愿与冷战现实之间的矛盾。随着冷战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开启,国际难民问题日趋复杂且出现新变化,联合国难民署的成立标志着全球难民治理进入新的阶段。     

她用日记记录了南京大屠杀

在电影《拉贝日记》中有她的影子;在哈金的小说《南京安魂曲》中有对她的描写;在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中,有她正义的呐喊;电影《金陵十三钗》中,风月女子们危难时刻挺身救士兵的感人故事,真正幕后导演是她;她用滴血的笔记录了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南京大屠杀期间,她把金陵女大改成难民收容所,挽救了上万条中国人的性命。在那血雨腥风的时刻,她是当时全南京城难民心中的观音菩萨、神的使者。在     

个体与国家：南京大屠杀前后难民的民族情感探微

南京沦陷前夕,面对日军的入侵,留守的难民们普遍感到焦虑和恐慌,但部分难民并未意识到这场战争与自身的关联,有不少人甚至还存在侥幸心理。南京沦陷后,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打破了难民的侥幸心理,给难民带来深刻的恐惧和痛苦,还使难民感到愤怒和屈辱。面对暴行,为谋求生存,难民们萌生了团结互助、一致对外的情感共同体。生存的困境使难民们认识到国家的重要性,催化了难民的民族情感,不过这种民族情感因难民个体的文化程度和生存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日军当局与南京安全区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20余位西万人士成立南京安全区,对南京难民进行了人道主义的保护与救济。日军当局在攻占南京之前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在攻占南京初期,又默认了安全区的存在,但其后不久日军便认为南京安全区的存在妨碍了他们对南京“新秩序”的建立。因此,日军当局对南京安全区便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压迫,直到扶植“自治政权”以取代之。可以说。由于西方人士倡议成立和管理的安全区违背了日军当局的战略意图。南京安全区被迫解散的结局实际上早已注定。     

南京安全区中方工作人员的构成、角色及作用

南京大屠杀期间,20多位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凭借其中立国国民的特殊身份,在保护和救助难民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这些欧美人士一起工作的还有大量中方工作人员,最高峰时多达1500余人,主要包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的中方成员、各难民收容所的中方管理人员以及国际委员会基层及协作机构的中方工作人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不计报酬、义无反顾地参与难民救助,承担了大量具体和繁琐的工作,与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士一样,他们也是英雄。     

南京大屠杀前后留宁欧美侨民的内心世界

南京大屠杀前后,留在南京的欧美侨民建立国际安全区,为减轻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南京难民的尊敬。本根据新近出版的一些留宁欧美侨民的档案史料,对当时留宁欧美侨民的内心世界试作分析,将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深入到欧美侨民的思想,从而力求深刻全面地理解他们的行为及意义。由于史料的限制,本主要分析留宁欧美侨民群体中典型人物的思想活动。     

抗战初期福建振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述略

抗战爆发后．福建省的金门、厦门、东山、福州、平潭、林森（闽侯）、长乐、诏安、海澄、漳浦、云霄、惠安、福清、南日岛、罗源、宁德、霞浦、福安、福鼎等市县和沿海岛屿都曾全部沦陷或部分沦陷。居住在战区及附近地区的居民为了躲避日军的炮火和烧杀淫掳,被迫携妻带子．流离失所,向内地逃难．从而形成了巨大的难民潮。抗战初期．仅沿海地区流入内地的难民就有30万人．广东潮梅一带逃入福建的难民达10余万人。当局和民间组织都采取各种办法．对难民进行救济。本文以福建振济会为例．探讨这一时期难民救济工作的特点。     

试论抗战时期的难民迁徙

难民问题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抗日战争期间的难民问题尤为严重,更具有特殊性。本文主要考察抗战期间华北、华东等地难民潮的形成与迁徙过程,并分析其社会影响。     

康天顺与镇远第二俘虏收容所管理工作的改进

在全面抗战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将战场俘获之日军集中收容,并分别在陕西宝鸡与贵州镇远集中收容。贵州镇远是战时中国最大的俘虏收容所,在初期的收容过程中,收容所中存在一定问题。在中共安排下,康天顺来到俘虏收容所,对所内事务进行改革,较好地执行了日内瓦公约,并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及其社会影响

难民,是一种特殊社会现象。产生难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战争因素,是导致难民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内因战争而形成的难民问题,成为当时中国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贵州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支援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每日都有大量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涌入。国民党政府因此不仅对难民救济机构进行了必要调整,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难民转移方案。在其难民转移方案中,贵州因其在祖国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国民政府所器重。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亦响应国民党中央的号召,采取因应举措,积极从事难民救济活动,以缓解因难民增多而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期间,作为贵州官方赈务机构————贵州省赈济会,积极参与到难民救济的队伍之中,为推动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本文以抗战时期贵州省赈济会及其赈务活动为中心,对贵州难民救济活动的特殊背景、贵州省政府的因应举措、难民救济活动的基本情况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等方面试做粗浅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难民的疏散与救助

受“焦土政策”和“间谍恐惧症”的影响,一战期间俄国疏散了大量难民。大规模疏散难民不仅使前线附近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居民流离失所,而且使本已严重赤字的战时俄国财政雪上加霜,造成了粮食、住房、交通、公共卫生等多重危机。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为疏散和救助难民采取了多项措施,在疏散途中为难民提供了基本的食品和医疗救治,多数难民在较短时间内被疏散到了后方。政府层面有关难民事务的最高领导机构是隶属于内务部的难民安置特别会议,负责难民疏散和救助的社会组织主要有塔季扬娜委员会、全俄地方自治联盟、全俄城市联盟以及民族救助组织等。然而,短时间内难民人数的激增给疏散和救助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难民疏散和救助常常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难民疏散和救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疏散难民的交通工具严重不足、缺少组织性和计划性以及疏散途中医疗卫生条件欠佳所导致的传染病泛滥。     

威尔逊视角下的劫后南京栖霞山——兼论辛德贝格与“威尔逊栖霞山之行”

1938年3月8—10日,金陵大学医院威尔逊医生,带着一些手术器械和材料,前往栖霞山休假,实际上也是一次巡诊。他目睹了栖霞山劫后景象,所见所闻印证了此前中外人士关于日军暴行的记载。威尔逊去了江南水泥厂难民小医院,并为栖霞寺难民提供医疗咨询。这也是辛德贝格离开南京前,联手威尔逊,为栖霞山难民们实施的又一项人道救助。     

从南京静海寺到南京“陆总”受降礼堂——读经盛鸿新著《南京沦陷八年史》的历史启示

2007年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南京大屠杀的70周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永志不忘的一页惨痛历史.在这时我读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南京沦陷八年史》这部近百万字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