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

干部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中共要达成自己的政权建设目标需要建立一个忠诚且有效的干部支持体系.1940年1月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开始自己的政权建设努力,试图通过民选方式和平且合法地改造基层政权,实现控制乡村社会、汲取乡村资源、服务抗战的目标.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则依靠中共支持并借助"选举"渠道进入政权系统,由此构建了以中、贫农为主体结构的基层权力格局.这些新生干部尽管是中共在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或中共革命事业最主要的承担者,但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行政经验缺乏、革命意识不强,似乎很难真正承担起中共的伟大理想.这亦充分说明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共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一道"难题".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妇女干部教育述论

晋西北是华北抗战的堡垒之一,是保卫大西北的屏障,是支持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根据地的开辟到巩固和发展,中共始终注重妇女干部的教育,把妇女干部教育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高度,巩固和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从而加速了抗战的胜利进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时期培养妇女干部提供了一些历史经验。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略论

社会教育是抗战时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党和民主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八年抗战中党和民主政府创造性地运用灵活多变的形式,成功地把党的抗日政策和奋斗目标灌输给广大农民群众,为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探究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社会教育之卓有成效,不仅对抗战史研究能起到弥漏补缺的作用,而且能够为当今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女性离婚问题——以晋西北(晋绥)高等法院25宗离婚案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颁布《晋西北婚姻暂行条例》,对女性离婚权予以法律上的肯定。一批农村妇女以情感、经济等原因向丈夫提出离婚,根据地婚姻观念或离婚现象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景观。由于离婚案件频频发生,影响了中共抗战大局,中共中央于1943年发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方针的四三决定,修正过去激进的婚姻变革路线,以将妇女关注的重点由婚姻问题转向生产建设并缓解根据地两性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这种策略性的政策转变引起法院对待离婚案件的处理发生演变,即不同时期性质相同或相近之案件,其审理结果迥然相异。这亦说明婚姻变革须立足于现实的客观实际。     

人民调解制度的历史作用——以晋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例分析

人民调解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依靠群众解决民间纠纷、实行群众自治的一种组织制度。就晋西北革命根据地来说,人民调解制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及中共的彻底执行促进了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之流动——以1942年张闻天兴县9村调查资料为分析对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入侵、共产党革命动员及其乡村改造引起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出现不同于以往在内部压力作用下的"非正常"流动,而这种流动主要受革命政策使然;其中各阶层流动的特征和趋向表明乡村社会严重分化,沿着革命政权构建的方向重新整合,客观上实现着"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图景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共产党革命与乡村社会阶层流动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反映出共产党已取得对根据地乡村社会阶级结构改造试验的成功。     

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妇女婚姻考察——以《晋绥日报》所见相关报道为例

根据地时期,晋西北妇女在党和政府的引导和动员下,在社会地位和家庭婚姻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这一时期的婚姻变化在剧烈冲击传统婚姻的同时,为建国后党和政府在婚姻政策与实践方面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本文主要以《晋绥日报》所见一些与女性家庭婚姻相关报道进行论述,试图对当时晋西北妇女婚姻进行全面考察。     

华中抗日根据地乡选的历史考察

乡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在1942年后受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县区以上行政公署的重视,根据地发动了旨在改造和健全基层政权的乡选活动。在乡选过程中,华中抗日根据地党政组织大力动员乡村民众积极参加,各阶层参与程度不一,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取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乡选最大化地展示了乡村民主,并建立了以广大民众为中心的新型基层政权,增强了乡村各阶层对抗日根据地政府的信任感及政治参与。     

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与社会改造——以山西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是根据地政府领导下的,利用民间戏剧形式进行革命宣传的文化改造运动。戏剧运动中,政府通过组织成立革命剧团、团结教育民间艺人、发动群众参与创作、配合中心任务宣传演出等方式,将文化的改造与根据地社会的改造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戏剧运动,根据地政府不仅达到了以民间文化形式宣传革命、教育群众的目的,而且实现了以戏剧为中介对根据地社会的全面动员和改造,使政治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融入到根据地社会。     

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妇女婚姻考察———以《晋绥日报》所见相关报道为例简

根据地时期,晋西北妇女在党和政府的引导和动员下,在社会地位和家庭婚姻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正是这一时期的婚姻变化在剧烈冲击传统婚姻的同时,为建国后党和政府在婚姻政策与实践方面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本文主要以《晋绥日报》所见一些与女性家庭婚姻相关报道进行论述,试图对当时晋西北妇女婚姻进行全面考察。     

实践中的转变：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减息政策研究

在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中,减息政策的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借贷利率的限制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由于规定的利率过低,造成农村金融借贷停滞,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困难,放开对借贷利率的限制成为唯一的选择。减息政策经历了从严格的利率限制到完全放开的转变,这是在实践中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政策改变,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放开对借贷利率的限制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恢复农村借贷的效果,借贷困难的局面一直持续下去。     

硝烟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战勤务之演进及其成效

抗战勤务是抗战时期中共动员根据地人民支援抗战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是在中共对抗战初期根据地支差工作所存在问题的修正中发展而来的,并在赢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对于抗战勤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高度重视,不仅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动员办法和条例,还多措并举进行宣传与动员,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对抗战勤务作出核算,在核算基础上认真组织实施。当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战勤务的执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并非尽善尽美。     

抗战时期中共对民众民族意识的培育与行为引领——以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着力加强对民众民族意识的培育与行为引领。以党所领导和创建的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例,这种实践表现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以激发民众的民族危机感、反击奴化等错误思想以培育民众正确的民族认同观、宣传历史和现实中的榜样典型以提升民众的民族自信心、重塑民族文化灵魂以凝聚民众的民族向心性、注重维护和实现群众利益以增强对民众的民族吸引力等方面。实践的展开,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正式形成,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代际与代内流动——以冀中地区新编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新编地方志在中共党史和社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运用集体传记研究法和计量统计研究法来分析冀中地区各县的新编地方志,可以得知：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代际流动的机制运行中,父辈职业情况对子女职业情况的影响是比较微弱的,社会流动的先赋性因素的作用逐渐降低,而后致性因素的作用则大为增强,折射出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社会开放程度是比较高的;与此同时,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代内流动属于制度变革下的代内流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这种代内流动机制运行的主导性动力,而且拥有一定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也在这种代内流动机制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