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华北沦陷城市工人的争取工作

抗战时期,中共城工组织在沦陷城市始终进行着秘密抗战活动,争取工人和苦力是城市工作的一个重点内容。城工组织利用根据地与沦陷城市的地理、经济和社会联系,广泛寻找城市关系,派遣干部打入工人和苦力行业,地下党能在残酷的环境中站稳脚跟,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日伪对城市和工厂严密统治下,地下党建立隐蔽精干的秘密组织,巧妙地利用合法形式,组织不定型的松散团体联盟,通过社会关系、拜把兄弟和结干姐妹等从感情上团结工友,和工人打成一片,逐步教育,发展组织,组织群众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活动。其中既有增资、罢工类的“合法斗争”,也有偷、怠工、搞破坏等活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

干部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中共要达成自己的政权建设目标需要建立一个忠诚且有效的干部支持体系.1940年1月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开始自己的政权建设努力,试图通过民选方式和平且合法地改造基层政权,实现控制乡村社会、汲取乡村资源、服务抗战的目标.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则依靠中共支持并借助"选举"渠道进入政权系统,由此构建了以中、贫农为主体结构的基层权力格局.这些新生干部尽管是中共在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或中共革命事业最主要的承担者,但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行政经验缺乏、革命意识不强,似乎很难真正承担起中共的伟大理想.这亦充分说明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共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一道"难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问题——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阶级政党,通过"朋友"与"敌人"的区分以及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策略的实行,将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纳入自己的阵营,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社会基础。抗战时期党的主体力量是农民(主要是贫农和中农)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这虽然有违党的组织路线,却恰与近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布的实际状况相同构,从而决定了中共有可能真正贴近中国革命的现实,取得足够的政治潜力。     

抗战期间中共对乡保政权的改造——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期间中共开辟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在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中,通过改造乡保政权巩固根据地是中共采取的重要举措。中共对乡保政权的改造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创初期,为了站稳脚跟、打开局面,中共在沿用旧有乡保制度的同时,主要改造乡保长群体;随着根据地的日益巩固,中共推出新乡制,试图通过乡选完成对抗日根据地乡保政权的彻底改造。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实现抗战与民主的共赢是中共制订乡保政权改造政策的出发点;策略性与战略性相结合、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是中共成功改造乡保政权的主要经验。     

减租减息与抗日根据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改变了根据地的土地关系结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打破了传统农村借贷的恶性循环,保障了佃权,削弱了佃农的人身束缚,在较大程度上解放了根据地的生产力,并由此推动了根据地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作用。     

抗战初期中共地方干部群体内部的“土客问题”——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讨论

苏维埃革命时期干部队伍中的"土客矛盾"往往是引发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的一个重要诱因。到抗战时期,尽管中共各根据地依然面对类似问题,却只是局部偶有波澜,而总体未兴风浪。太行根据地即属此例。由于地方党外来性格及统战大环境影响,太行干部来源异常丰富,再加上山西省内存在牺盟会这样的特殊统战形式,造成了干部队伍内存在离散却普遍的"土客矛盾"。随着党力增强,地方党的局部整合使得小范围矛盾渐趋缓和。因晋中特委强势融合牺盟会组织、加强对政权控制力度,引发代表"外来党"的晋中特委与代表本土力量的牺盟会的武装冲突。不过,经八路军、北方局调处,冀豫晋省委以高调批判、低调处理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此事件,并将"融合"趋势继续推进。     

抗战时期中共对民众民族意识的培育与行为引领——以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着力加强对民众民族意识的培育与行为引领。以党所领导和创建的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例,这种实践表现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以激发民众的民族危机感、反击奴化等错误思想以培育民众正确的民族认同观、宣传历史和现实中的榜样典型以提升民众的民族自信心、重塑民族文化灵魂以凝聚民众的民族向心性、注重维护和实现群众利益以增强对民众的民族吸引力等方面。实践的展开,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正式形成,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中共对战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工作的因应——以晋绥察分署救济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善后救济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前筹划的一项重要事业,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下来的黑暗中的一次短暂的闪光"。抗战胜利之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境内的战后救济工作正式启动。然而随着中国内战危机的不断加剧和战争的全面升级,中共解放区的善后救济活动在表层上似乎仍是一种简单的国际施救行为,实已深深地渗入了国共双方的政治角力,乃至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民心争夺战。至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主张的"非政治性"救济原则,亦自然不会为国共双方无条件地接纳,其效不难想见。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在中共解放区的救济活动,则非常典型地彰显了这种情形。     

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代际与代内流动——以冀中地区新编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新编地方志在中共党史和社会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运用集体传记研究法和计量统计研究法来分析冀中地区各县的新编地方志,可以得知：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代际流动的机制运行中,父辈职业情况对子女职业情况的影响是比较微弱的,社会流动的先赋性因素的作用逐渐降低,而后致性因素的作用则大为增强,折射出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社会开放程度是比较高的;与此同时,冀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代内流动属于制度变革下的代内流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这种代内流动机制运行的主导性动力,而且拥有一定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也在这种代内流动机制中占有一席之地。     

城市群时代中心城市的影响腹地界定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进入21世纪,我国进入城市群快速发展时期,而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是城市群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以济南市为例,通过构建多指标体系,在测算城市中心性强度值的基础上,利用扩展断裂点模型在GIS软件支持下勾勒济南在区外、区内两个层次的影响腹地范围。研究表明:受不同城市作用力影响,济南在区外城市间的影响腹地范围基本吻合山东省西部行政边界,与当前济南都市圈的范围基本一致;而区内腹地范围明显大于济南行政区划,形成了中心城市的高地效应。结合研究成果,对济南城市发展提出诸如合理调整行政区划、改善基础设施和加强都市圈建设等发展建议。     

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女性离婚问题——以晋西北(晋绥)高等法院25宗离婚案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颁布《晋西北婚姻暂行条例》,对女性离婚权予以法律上的肯定。一批农村妇女以情感、经济等原因向丈夫提出离婚,根据地婚姻观念或离婚现象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景观。由于离婚案件频频发生,影响了中共抗战大局,中共中央于1943年发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方针的四三决定,修正过去激进的婚姻变革路线,以将妇女关注的重点由婚姻问题转向生产建设并缓解根据地两性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这种策略性的政策转变引起法院对待离婚案件的处理发生演变,即不同时期性质相同或相近之案件,其审理结果迥然相异。这亦说明婚姻变革须立足于现实的客观实际。     

现代城市发展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以丹凤门和大报恩寺塔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为例

在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当下,文化遗产保护已不仅是“守旧”和“拯救”,更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有机部分被赋予沟通历史与现代的社会使命。因此,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价值认知与现代城市发展理念的协调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重要议题。同一时期实施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和西安大明宫丹凤门的保护利用工程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其引发的社会讨论也反映出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呈现方式、公众交流机制有调整空间,以更和谐地融入现代化城市发展之中。     

省域城市网络中心性测度及比较研究——以江苏省和广东省的对比分析为例

城市网络中心性是衡量城市地位、分析城市体系的重要概念.本文在剖析中心性理论内涵的演化后,提出网络中心性应当同时体现规模等级和要素流动的水平.通过区分静态网络和联系网络,论文构建了基于规模数据和流动数据的网络中心性评价体系,并以江苏、广东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从规模和联系两类城市网络中心性的视角识别首位城市是有效...     

浅谈地方历史和传统文化对现代城市建设的影响——以扬州市为例

扬州作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传承和积淀,体现在扬州的现代城市发展中,诸多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因素都在或隐或显的影响着整体城市规划布局和建设进程。这在中国各地城市现代化发展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特别是在持续快速拓展现代文明的今天,保持并发扬中华传统历史文化优秀基因,避免城市建设的同质化,彰显丰富多彩的地方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建设和发展之路,启示性越发明显。     

苏维埃革命:从宣传口号到行动纲领——以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解析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与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有着历史的因果关系。国民党新军阀突如其来的叛变,阻断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常的逻辑进程。作为对这一重大事变的因应,中共独立做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决策,而暴动后采取苏维埃的政权形式,则是遵循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在中共领导的一系列工农武装暴动中,产生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县级苏维埃政权。但是,中共决策层把革命成功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城市,以主要精力用于搞中心城市的暴动。他们没能真正从广州起义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反而不适当地夸大了广州起义和广州苏维埃的标志性意义。倒是毛泽东根据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红色政权理论,把中国革命导引向另外一个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