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思想对17、18世纪法国的影响

中西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中国和法国的进步。其中中国儒家思想对法国的影响是中国思想影响西方的典型。法国传教士和启蒙思想家们在交流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传教士 儒学 儒学教育

传教士　儒学　儒学教育胡卫清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的西方传教士,其活动近年逐渐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但研究多偏重于西学传播。实际上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经传教士之手东渐的西学固然影响了中国人,而中国的儒学也同样深刻地触动了传教士。传教士对...     

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

汉学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作为一个学科在西方得以确立并在今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发展 ,从而对西方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同时产生广泛影响 ,有一个漫长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 ,就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学术演变和发展的一个侧影。在我看来 ,西方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专业汉学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作为一门学科真正创立 ,应该是在“传教士汉学时期”。“游记汉学时期”早可追溯到元代的马可·波罗 (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 ,甚至可以推到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Ｈｅｒｏｄ…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

利玛窦拉开了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序幕,他与之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积极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由此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诸如语言学、地理学、数学、天文学、美术等传入中国,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也流入欧洲。这一段中西文化在平等地位上交流的历史,倘从世界史范围内加以考察,将因其辉煌而深远的影响,让我们寻回文化的自信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     

清初权力之争中的特殊角色──汤若望与顺治帝关系研究之一

明清之际,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阶段,也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最为活跃、传教事业发展相对较快的时期。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德国人汤若望（１５９１—１６６６年）作为沙勿略（１５０６—１５５２年）等人东方传教策略的杰出实践者,是惟—一位同明清两朝最高统治者有过间接或直接接触,并于清初首先成为新王朝正式官员,随后又深深卷入清廷权力斗争之人。他在清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中的表现与作用,应当说代表了在政治层面上,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最高水平。一汤若望与顺治帝的密切交往,是十七世纪中叶中西文化交…     

第四届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6年12月2—4日,中国明史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肇庆学院和中国明史学会利玛窦分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肇庆召开。来自海内外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会以"互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他者"为主题,重点集中在"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研究"、"西方传教士眼中的明清中国"、"明清时期的西学传播"等领域。会上,美国学者魏扬波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美学术界对于利玛窦的研究成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西传——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衣食住行

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把中国展示给了西方。中国的东方文明是否真如此迷人?由于交通的阻碍,这一疑问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困惑着西方人。三个世纪过去了,随着新航道开辟,西方人纷纷来到中国,其中尤以耶稣会士为多(从1552年至1700年共有十几个国家64名传教士入华传教)。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某些自然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他们以亲身所见所闻,把中国进一步描绘给西方,不仅证实了马可·波罗记述的真实性,也进一步较全面地传播了中国文化。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也就从这里正式开始。 去年,笔者有机会到英国访问,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阅读了16世纪到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的英文书,这是西方人记载中国史的珍贵材料,揭示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积极影响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 早期传教士来中国,肩负的主要使命是传播宗教。为了传播宗教,他们必须熟悉并认识中国的环境。于是他们来中国后,首先接触到的便是不同于西方、却丰富多采,又十分直观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在他们的著述中,此类记载可谓相当详细。 社会生活包罗万象,本文只就耶稣会传教士笔下中国人衣食住行及某些习俗的西传,作一些介绍和探讨;这对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当不无裨益。     

从明代耶稣会士活动看中西文化交流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这两种文化在历史上首次开始真正交流应是在新航路开辟后的明代（从1582年利玛窦来华到1644年明亡）。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在传来西方文化的同时,又将中华文化传人西方,从而将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本文试图从理性角度分析这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冲突,以及如何化解这种冲突,进而达到融通。     

试论鸦片战争前300年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贡献

鸦片战争前300年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次高潮时期。澳门作为西方天主教文化的最初入口、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和窗口,不仅在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传播、交融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第一次高潮的形成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西文化交流视角下的明清粤港澳基督教教会教育——《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述评

历史上,基督教曾四次传入中国。明清时期是第三次传入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不论是天主教,还是后来的基督新教,都把目光锁定到中国,试图用西方宗教文化来渗透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他们除了布道宣传以外,更多地利用其他手段开展宣教活动,其中教会教育是一种主要方式。粤港澳三地唇齿相依,潮汐相共,是中西文化最早碰撞的前沿。这与明清时期传教士的东来和随之而兴的教会学校有重要关系。对此,有论者指出：“教会的教育事业是基督教影响中国社会的一条重要渠道。”明清时期粤港澳教会教育,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宗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对这一地区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明清粤港澳教会教育情况,学术界虽已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嫌薄弱。     

影响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因素分析

本文从旅游的视角,认为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活动是一种宗教旅游活动,论文选取西方传教士大规模进入我国的晚清时期作为研究时段,根据旅游系统三体论的思路,对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影响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宗教旅游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其一是西方传教士旅游客源地的文化和经济因素;其二是中国作为西方传教士旅游目的地的政治开放、宗教政策以及安全保障因素;其三是西方传教士从其客源地到中国旅游目的地之间及其内部的交通因素。     

清代理学的特点

清代理学沿承宋、元、明,但有自己的特点：一、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可寻;二、学理无创新,重在道德规范;三、鸦片战争后,理学受西学冲击,既抵拒又有所会通;四、宋学、汉学虽存门户之见,但也兼采。     

Wading into the stream of Chinese life: the life and missionary career of Roderick Scott in China, 1916–1949

The legacy of Western Christian missionaries to China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as often been debated by historians, being judged both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Yet, the truth is usually more complex. In examining the lives of Roderick and Agnes Scott, two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educators who were active in Fuzhou from 1916–1949, the historian can see how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ester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played out in at least one instance, and observe how one American couple developed a growing affinity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ir culture, which gradually led them to the role of interpreters and advocates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during and following World War II. Yet the papers of Roderick Scott also provide examples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resident foreigners during these years. They document the rise of anti-foreigner sentiment in the 1920s, the debates over the Sinicization of western institutions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the solidarity displayed by foreign missionaries toward the Chinese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ir great reluctance to leave China following the revolution of 1949.     

清季俄罗斯文馆延聘俄人教习研究

在俄罗斯文馆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先后有多名俄人担任教习之职。康熙年间,文馆教习由俄国商队成员、降人及后裔充任,教习队伍不稳定,语言水平也不高。从雍正初期起,文馆开始延聘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担任教习,其中罗索欣、弗拉德金和列昂季耶夫与满人富勒赫合作编写出中国第一本俄语教科书。自道光年间起,有4位传教士团领班被俄罗斯文馆聘为教习,但由于鸦片战争爆发后中俄关系的实质已经由以往的平等交往转向了俄国伙同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瓜分,他们并未发挥出"协同教授"的作用,更多时候是将在文馆兼职作为为俄国政府探听清廷内情的机会或手段。     

释“北洋”

"北洋",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习见名词,内涵数变。其源头古意仅是地域名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转成官职概念。北洋大臣的设置是清朝外交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从南到北位移的过渡,在李鸿章之手,天津的屏障外交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到袁世凯的"北洋",含义再变,前此侧重外交和洋务的意味淡去,而更多地具有了军事政治派系的命意,进而成为中国主要统治集团的称谓。     

评1868年中美《浦安臣条约》－以华工出国及华侨保护问题为视角

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黑奴贸易的被禁,西方列强将其寻求廉价劳动力的目光转到了亚洲。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出国佣工形成高潮。签订于1868年的中美《蒲安臣条约》进一步促进了华工出国之步伐,同时也将西方社会保护本国侨民的观念融入其间,对清政府侨政的转变起了促进作用。     

西方人眼里的徐继畬及其著作

在<瀛环志略>面世的19世纪中叶,徐继畬其人及其著作,成为西方人观察中国的风向标.美国传教士弼莱门和卫三畏先后发表长篇书评,对此书的价值及其刊行的意义作了充分肯定,与郭士立对<海国图志>的批评形成鲜明对照.徐继畬为了写作<瀛环志略>,利用一切机会向西人探询域外文明.同时,这部杰出的著作及其作者,也成为西方人探求中国文化的渠道.西人对徐继畬及其著作的评价,与徐继畬在对外交涉中坚持理性原则、对传教士采取宽容态度相关.     

明代“中国”西部疆域形成史论--以明朝经略西藏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对西藏的经略始于洪武初年,至洪武八年(1375)基本确定了对西藏的全面统治和管辖。永乐时期的明朝,以西藏为中心阻断蒙古、西域之间的联系,使西藏成为明代"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终明一世,西陲晏然的景象。西藏与明朝之间明确政治管辖关系的形成,既体现出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层面的强烈需求,也包含有明朝继承元朝疆域遗产的政治意图和构建防御北方蒙古势力的北方防御体系的战略需要。西藏作为明代"中国"与"天下"在西部疆域范围的重合部分,为近世"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明代"天下"的范围既包括明代"中国",也包括周边的朝贡国家。明代"中国"划定出明朝的西部疆域范围,明代"天下"则是由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所确立的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并在古代向近世转变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Regulating Church Proper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recent years,religion in China has attracted increased attention,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A core aspect of this attention has been the role of church real estate,a contemporary issue with historical origins.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France—the self-proclaimed protector of Catholicism—took on the cause of obtaining addi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for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China,albeit with only mixed results.Constant disagreements between China's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made it difficult to implement nation-wide regulations.     

《〈兼名苑〉辑注》订补

<兼名苑>是唐代僧人释远年编纂的类书.该书汇集事物别名异称,对于名物训诂以及语源学研究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成书不久便遗佚不存,因此国内各种书目文献对<兼名苑>以及作者鲜有记载.<兼名苑>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被"遣唐使"带回日本,并受到很高的重视.日籍<本草和名>、<倭名类聚抄>以及<医心方>曾多次引用<兼名苑>,之后<兼名苑>在日本也散佚流失了.近年有学者钩沉中日典籍中<兼名苑>佚文,整理为<〈兼名苑〉辑注>一书.本文对书中的注释以及佚文作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