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惇

关于章惇在历史上的角色,自《宋史》而下便以其为奸臣。而事实上,章惇其人,无论是在为人上还是在为政上,都算不得是一个奸臣。恰恰相反,在很多方面他表现出来甚至是一个正直敢言的大臣。为求客观的评价章惇,还其一个本来属于他的历史角色,本文从其为人为政两方面进行论述。     

王安石接待群众“上访”

正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王安石作为宰相,登上帝国权力顶峰,变法派"高层领导班子"也建设到位:韩绛升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升任太子中允,章惇升任翰林学士,曾布升任集贤校理,蔡确经王安石推荐,也升为三班主簿。变法早已有序展开,王安石与宋神宗经过两年琢磨的"免役法",也开始在开封府郊区进行试点。然而,就是熙宁四年的一天,王安石正在家中办公,忽听门外传来喧哗之声,他刚要叫人询问发生了什么     

傅伯成任工部郎官考

正《宋史》卷四一五《傅伯成傳》載:"兩爲部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秘。伯成言……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之。"     

《宋史》正误一则

(《宋史》标点本卷二十二,徽宗四载:“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徽宗)崩于五国城,年五十有四,七年九月甲子,凶问至江南……”。而同书卷371王伦传则为“七年春,徽宗及宁德后讣至……。”那么究竟徽宗死讯什么时间传到江南呢?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8载“(绍兴七年正月)丁亥,阁门祗侯充问安使何藓,承节郎都督行府帐前准备差使范宁之至自金国,得右副元帅宗弼书,报道君皇帝、宁德皇后相继上仙……”。《宋史全文》卷20上、《中兴小纪》卷21、《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1、《三朝北盟会编》     

朝鲜王朝正祖君臣的“宋史”认识与《宋史筌》之修撰

《宋史筌》是朝鲜王朝根据元官修《宋史》而进行改修,由正祖亲撰和御定,众多阁臣、儒生等参与编校而成的一部"宋史"。正祖君臣基于而又超脱于《宋史》文本的"宋史"认识,促成了《宋史筌》的撰作。该书修撰历时约20年,义例、内容多次调整,经若干版本,于1791年成书150卷。虽然《宋史筌》并未在朝鲜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作为唯一一部官修纪传体"宋史",其在文化史和史学史等方面的意义是十分显著的。     

张元干能认识苏轼吗

张元干有《芦川归来集》10卷,清《四库全书总目》收入卷158《别集类》11,在这部书的提要中,四库馆臣说:“元干及识苏轼,见《所作黄门帖跋》。”如果张元干确实得识苏轼,则堪称词坛上一段佳话,一位是豪放派的创始人,另一位则是以豪放雄壮、悲痛苍凉的特色,而赢得了宋代词坛豪放派词人的声誉。这样两位词人相识自不免会有些轶闻趣事流传,只可惜正史、野史均不见记载。究竟两人是否相识,得从他们的生卒年来考查。《宋史》卷338《苏轼传》载:“建中靖国元年,卒     

寇准的大忠之节

正寇准是什么样的人?与他同时的宰相毕士安说"寇准是正直、慷慨有大节的人","他做事情只考虑是否对国家有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一言一行都遵循道义,所以嫉恶如仇"(《宋史》卷二百八十一《毕士安传》)。比寇准小一辈的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年)说他是天下人心中的"大忠之臣"(范仲淹《杨文公写真赞》,《范文正公集》卷五)。什么叫"大忠"?"大忠"就是对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的忠诚!与"大忠"相对的,是"小     

《长编》点校本勘误二则

《续资治通鉴长编》 (简称《长编》)卷五四 ,咸平六年三月乙卯 :环庆都部署张凝言 :“……臣领兵离木波镇 ,由新开路径至八州原下寨 ,招降得岑移等三十三族 ,又从淮安镇入分水岭…… ①其中 ,“八州”与“原下寨”各划横线以示为州名、寨名。北宋为对抗西夏 ,于西北地区修筑堡寨 ,数目众多 ,“原下寨”或为其一 ,无从考证亦不足为怪。但是 ,作为环庆路下属的“八州”也不见于其他史籍 ,则不免令人生疑。《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等地志均无“八州”的相关记载。《宋史》卷二七九《张凝传》在记述这段历史时称 :“又…     

《涑水记闻》考辨一则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四载 :“曾布为三司使 ,与吕嘉问争市易事 ,介甫主嘉问 ,布坐左迁。诏命始出 ,朝士多未知之。布字子宣 ,嘉问字望之。或问刘贡父 ,曰 :‘曾子避席。’又问 :‘望之何如 ?’曰 :‘望之俨然。’介甫闻之 ,不喜 ,由是出贡父知曹州。”按刘贡父即刘 ( 1 0 2 3年～ 1 0 89年 ) ,贡父其字 ,《宋史》卷三一九有传。此人博学多才 ,曾参预修撰《资治通鉴》 ,“专职汉史”。据本传记载 ,“为人疏俊 ,不修威仪 ,喜谐谑”。在宋朝人的笔记中 ,有关刘的滑稽故事不少。因此 ,在熙宁变法时 ,当他见闻曾布、吕嘉问为市易事发生矛…     

《宋史》疑误辨析

《宋史》卷二四三《哲宗昭慈圣献孟皇后传》中记载孟皇后的家世出身为:"哲宗昭慈圣献孟皇后,洺州人,眉州防御使、马军都虞候赠太尉元之孙女也?雹?即认为孟皇后为孟元的孙女,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宋代著名私人藏书目

由于雕版印刷的发展,大量图书得以刊刻流行,故宋代不仅私人藏书大盛,而且还涌现了不少私人藏书目,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三种,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节录解题》。 (一)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晁公武字子止,《宋史》无传,但《宋史·艺文志》著录了他十一部著作,其中除《读书志》两种外,其它九种是:《易诂训传》十八卷、《尚书诂训传》四十三卷、《毛诗诂训传》二十卷、《中庸大传》一卷、《春秋故训传》三十卷、《稽古后录》三十五卷、《昭德堂稿》六十卷、《嵩高樵唱》四卷、《老子通述》二卷。足见晁公武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在《读书志》自序中说,他是文元公晁迴的后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六,绍     

从徽宗初年“覆奏”“同奏”之争看北宋的宰辅奏事

宋徽宗即位之初,向太后垂帘听政。知枢密院事曾布与左仆射章惇,就两府覆奏公事的方式产生了分歧。曾布为了能与向太后密谈,力主分班覆奏,章惇则力主合班覆奏,以求削弱曾布的优势。两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政争中利用了分班奏事、合班奏事、留身奏事、进熟状等多种进奏渠道。最终,在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曾布压倒章惇,获得了胜利。透过这次政争,我们可以对北宋君主与宰辅之间沟通渠道的运行实态,形成立体细致的了解。此外,此事亦提示我们,个人层面的君主、宰辅关系,与体制层面的皇权、相权关系,既有关联,亦有参差。君相之间既有矛盾,更有互补。相比备受关注的君相之争,两者如何在政治运作中形成"组合",更值得重视。     

《两京道里记》并非韦述所撰

<正> 《宋史·艺文志》著录“《两京道里记》三卷,不知作者”。今顾吉辰先生《宋史比事质疑》一书考证说:“《崇文总目》卷二云:‘《两京道里记》三卷。’注云:‘绎按唐志,韦述撰。’据此,当韦述撰《两京道里记》。宋志不著撰人,恐欠妥。”上文的“绎”是指清嘉庆时辑注《     

《宋史·宋琪傳》正誤一則

《宋史》卷二六四《宋琪傳》稱太平興國"九年九月,上幸景龍門外觀水磑,因謂侍臣曰:‘此水出於山源,清泠甘美,凡近河水味皆甘,豈非餘潤之所及乎?’琪等對曰:‘實由地脈潛通而然,亦猶人之善惡以染習而成也。’"然同書卷一一三《禮志·遊觀》記載相同之事,時間卻明顯不同。稱太平興國"九年正月六日,幸景龍門外水磑,帝臨水而坐,召從臣觀之,因謂曰:‘此水出於山源,清澄甘潔。近河之地,水味皆甘,豈河潤所及乎?’宋琪等曰:‘亦     

宋理宗出生年代考辨

宋理宗是南宋时期一个在位较长的帝王。关于宋理宗的出生年代,按《宋史》卷41《理宗纪》、《宋史全文》卷31记载:为开禧元年(1205)。《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等采纳此说。《续资治通鉴》卷163“注”另持一说,为开禧三年(1207)。然《续资治通鉴》卷177“景定五年十月”称理宗死时“年六十一”。由此上推,开禧三年显然不符。查《宋史全文》有关记载,《续》“注”与之如出一辙。因此,“注”很可能为转抄之误。其实,理宗出生的正确年代,既不是开禧三年,也不是开禧元年。据宋人吴莱的《三朝野史》称:理宗“本命属鼠”。鼠为子年,开禧元年为乙丑,     

吴表臣任司勳員外郎考

正《宋史》卷三八一《吴表臣傳》載:"以病請補外,以直秘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爲■。……除左司諫。"按,"司勳郎中"《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下簡稱《要録》)作"司勳員外郎",《要録》卷四三,紹興元年(1131)三月甲辰條載:"直秘閣、知信州吴表臣爲尚書司勳員外郎";《要録》卷五二,紹興二年(1132)三月戊午條載:"尚書司勳員外郎吴表臣守左司員外郎"。     

王惟俭与《宋史记》考述

<正>由于元修《宋史》的繁芜,所以自元末以来,改编《宋史》不绝如缕。早在元至正十年,陈桱就撰成《通鉴续编》24卷,开了后人改编《宋史》的先河。其后,周以立有重修宋辽金三史的打算。据《明史·艺文志》载,洪武初,梁寅曾撰写《宋史略》、《元史略》各4卷,可惜此书已不存。正统间,周以立曾孙周叙继承先祖遗志,得到朝廷的允许,着手重修三     

故宫藏禁毁书录

余于主编《故宫善本书目》之际,得遍览馆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群书,见其中乾隆年各地督抚学政奏缴,奉旨禁毁之书尚有存者,大抵为四库馆臣查办时所遗,而史馆诸臣以此类书籍皆明末清初人著述,文献足征,纂修史书乃时有所采择。如《皇清开国方略》叙述建州原起及天命年间事,即选引禁毁书《博物典汇》卷二十“四夷”一章。《皇清开国方略》卷一载;“臣等谨按……《开国实录》,臣等幸尝伏诵,其文直事核,务尚体要,异邦之人间以杂录……如明臣黄道周《博物典汇》,记明神宗时甚详”云云。卷一至卷七,每卷皆有引文与《开国实录》互证,以见《实录》之文信而有征。其不予征引之事,例如:《博物典汇》卷二十“四     

《金石录校证》标点辨误一例

金文明校证《金石录》卷十一“祖了彝铭”条云“李氏名公麟,字伯时父,有《古器图》一卷,行于世云”。(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213页)注中又云《宋史·艺文志一》著录李公麟《古器图》一卷。案:《宋史》444卷,文苑六《李公麟列传》称“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故“字伯时”一语可单独成立,“父”字为下一句之首。即《古器图》一书系李公麟父亲所写,而非李公麟之作。《宋史艺文志》成书于元朝,赵明诚《金石录》为南宋时著作,故《艺文志》之《古器图》记载当系误引《金石录》之故,此亦后世诸如《安徽历史述要》     

谈清代“臣字款”绘画

在流传下来的众多清代绘画中,有一部分作品上,作画者的姓名前署有一个"臣"字,这就是我们习惯上称之为"臣字款"的绘画。这部分作品数量不少,但传布并不很广。下面就笔者了解的情况,对"臣字款"画作一些考察。画家在名款前署"臣"字,并不始于清朝,就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为宋代,如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卷款为"臣李公麟奉(束力)摹韦偃牧放图",梁师闵《芦汀密雪图》卷款为"芦汀密雪。臣梁师闵画。"南宋供奉画院的马远、马麟、夏圭等人的作品上也有署"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