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

抗战前十年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内蒙古政策理念和定位立场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在思想深处仍属于中国传统治边政策的范畴。完成省县一体化一直是国民党施政内蒙古所追求的目标。国民政府对给予内蒙古较高度的自治权始终缺乏理论准备,从民族理论上看,主要表现为对民族问题长期性的拒斥和否定。     

1927-1935年国民政府禁烟述评

国民政府奠都之初,烟毒甚巨,国民政府贪图烟利,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之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宣布实行断禁,其实仍是做表面文章。１９３２年,蒋介石宣布在豫皖鄂赣战区推行禁烟,采用分年渐禁的办法,“收效亦是微乎其微。但是,１９２７到１９３５年,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禁烟禁毒运动──六年禁政（１９３５－１９４０年）的先导,本文将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禁烟举措作出述评,并在其禁烟动机上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寓禁于征 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不久,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１０５次会议上即形成一项决议：财政…     

袁世凯政府对藏政策初探

袁世凯执政时期,部分地继承了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主张以汉藏民族问平等团结为基础,以“谋内政之统一”和实现“民族之大同”;采取由剿到抚的策略,争取西藏内向中央;在中英交涉中,妥协与周旋相始终。但拒绝签订出卖西藏的条约。这是袁世凯在处理边疆新危机中唯一能基本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次。因国力衰弱和袁世凯致力于加强个人专制统治,其筹藏政策最终未能成功。     

国民参政会与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以治藏议案为中心

1938-1948年间的国民参政会是这一时期中国的重要民意机关,共历四届。本对历届国民参政会的各项治藏议案作了整理和分析,认为这些议案涉及当时治藏问题的各个方面,其中的合理成分对于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议案虽然仅有一部分被采纳,但对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仍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议案的提交既有藏族参政员,也有其他民族、地区的参政员,表明了全国各地、各界人民对西藏同胞的关心,并促进了藏族同胞与各族人民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藏区的社会进步,维护了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     

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 法币政策的功与过

1914年时,北洋政府曾颁布《国币条例》,实行银本位币制,并铸造了总重为七钱二分的壹圆银币为国币。由于袁世凯复辟称帝,《国币条例》未能很好贯彻．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7—1937年上海华界的卫生政策及其困境

上海华界长期受租界影响,积累有大量卫生方面的经验。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华界大量颁布法规与布告,初步搭建了华界的卫生政策框架。但其后十年间,华界卫生方面仍有大量问题,主要为:因有大量的人口流动,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因犯罪成本的低廉,群众守法观念并不强烈;因缺乏对应的监管措施,公务人员的执法亦不到位。回顾曾经遭遇过的问题,对于当今构建后疫情时代卫生防控机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国民政府的法币价值稳定政策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

法币制度是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军试图摧毁中国抗战能力而制定的,所以评价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时不能忽略其对抗战的作用。国民政府应对日本货币攻势的措施之一是稳定法币的信用,其二是防止日方的外汇夺取。本试图通过考察战时体制下国民政府的法币稳定政策、日本攻击法币的状况和法币作用的变化以及英美法币援助政策,汪精卫政权的储备银行券和法币的对立等,探讨国民政府战时法币政策的意义和局限性。以及战时货币政策遗留的影响和战后通货膨胀的原因。     

国民政府1949年在兵荒马乱间筹备之金币样

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四日起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制改行法币政策后,中国正式走上以纸钞为主币的管理通货制。由于实现了币制的统一,至七七抗战前物价仅有轻微上涨,工商贸易等均转趋繁荣,法币政策堪称成功。抗日之战虽终获胜利,但战火波及皆为较富庶的省份,除沿海港15全数失陷不能收取关税外,沦陷区无税可征,     

试析1927—1937年国民政府内债发行的社会经济效应

本试就学界研究较少的有关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内债发行、运作及投向的社会经济效应作一分析。认为：巨额内债的发行,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生存、统一和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国民政府国家资本发展的过程中,它起到了奠基和筹资的双重功效,这对于1936年以后中国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并顺利地转入抗战阶段,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效用是有限的。内债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被用于内战、剿共的军费开支上,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而因内债发行不当派生出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银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现象所造成的资本“挤出效应”;财政与金融的“相依为命”引发通胀的可能等,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自杀问题的社会透视

二三十年代,上海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一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自杀问题则被上海市政府认为是“当前最严重之社会问题”。     

1927—1937年农业生产与收成、产量研究

1927—1937年间,由于历史的积累,全国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呈现继续恶化态势。1932年农业恐慌大爆发,最终导致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破产。1935年农村经济开始复苏,但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仍未恢复到农业恐慌前的水平。因为自然灾害频繁,损失惨重,农业收成不稳,土地产量起伏波动,但均低于“常年”水平。1931—1937年的农业产量变化,呈现明显的马鞍形。1934年是鞍底,1932、1936年为鞍峰。但最高年份为1932年,而非通常说的1936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在下降,既大大低于清代前期的水平,也比20世纪20年代减少了将近一成。所有这些。都无法证明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农业生产有重大发展。     

南京政府对康藏纠纷的定性及解决措施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将 1930年爆发的康藏纠纷定性为地方性冲突事件 ,反对英国插手干涉 ;把解决康藏纠纷与恢复对藏主权、巩固西部边陲结合起来 ,决定用和平方式谋求纠纷的迅速解决 ,甚至可以做出让步 ;但中央与西藏地方在解决纠纷的程序和方式等问题上分歧较大 ,致使纠纷的核心问题得不到解决 ;这场纠纷中断了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改善的进程 ,达赖和班禅的矛盾再次激化 ,康藏社会和经济发展停滞     

1927—1937年中国保险业发展艰难之原因

中国的保险业肇始于外商之手。1805年(嘉庆十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谏当保险行(Canton Insurance Society),这是外商在我国开办的第一家保险企业。六十年后,即1865年(同治四年),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业义和公司保险行于上海成立。此后,由于洋务运动的兴起,一大批资本主义企业应运而生,其所设立的保险公司虽有增加,但外商所经营者仍占     

论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审计模式的演变

审计作为一种经济监督活动 ,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自西周以来 ,国家“审计伴随着历代王朝的盛衰 ,生产经济的起落 ,维系着财经地位的时上时下 ,在波浪起伏的历史进程中 ,迂回、曲折、步履维艰 ,进展迟缓”。① 而到民国时期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组织形式的引入 ,我国国家审计体制进行了较大的改良”。② 近期以来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 ,一些学者和国家审计部门开始关注和重视对中国审计制度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些学术性的成果。但对南京政府时期的审计制度作专题性的研究 ,目前还相对比较薄弱。③ 1 92 7…     

1927-1937年中国的学术研究

1927-1937年是中国近代学术研究发展较快的十年,出现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中国西部科学院等一批近代意义上的科研机构,各高校学术研究水平也有较大进展.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对此后学术格局有着重要的影响.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对夏都庐山的建设

庐山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夏都”,地位极其重要,而当时庐山存在的殖民主义空间与“夏都”身份极不协调,这些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庐山的建设以恢复民族的尊严。在南京国民政府主导下,庐山建立了组织完善的现代行政管理机构,收回了牯岭租借地的主权、加强了市政建设的现代化,而这些以及具有民族风格的“三大公建”的兴建都充分体现出南京国民政府在建设庐山中对民族主义的建构。     

战后日本的政经分离对华政策——以岸信介内阁为例

岸信介内阁虽在对立的中美之间选择了后者,但也并未完全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以体制与意识形态包装的"政经分离"政策则是其对华政策的核心.该政策通过拒绝承认中国大陆,以巩固日美台关系;另借以维系对华贸易渠道,在满足本国市场需求的同时,发挥其在解决国内政治及外交问题上的工具价值.然长崎国旗事件等致中日交流断绝,及日方在打开局面上的无作为,则无不根源于该政策的非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