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员层的仕进之途

本文从科举入仕、廪贡出学、纳马纳粟入监以及荐举与保举四个方面,对明代生员层的仕进之途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作者认为,明代生员层仕进之途(正路)相当狭窄,于是绝大部分生员只好流向社会,走一条“叉路”。     

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

考察明清时期“宗族”的历史 ,应该超越“血缘群体”或“亲属组织”的角度。华南地区宗族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宗族的发展实践 ,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的表达 ,改变国家礼仪 ,在地方上推行教化 ,建立起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文章概括讨论了宗族意识形态通过何种渠道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 ,宗族礼仪如何在地方社会推广 ,把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过程。     

“秀才”的历史变迁

秀才是古代中国对某些土大夫的称呼。明清时,一般指通过了科举中院试的生员,属士大夫中的最基层。 秀才一名在隋朝科举开始以前已有。在汉朝使用察举制时,由各州推举的民间人才称之为“秀才”。东汉时为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将秀才改名茂才,或称茂材。茂才科主要是选拔奇才异能之土,所以通常称“茂才异等”或“茂才特立之士”。秀才最初为特举,在西汉后期成了岁举,举主为刺史,遂形成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体制。     

《明清知识群体的专业化与社会变迁》评介

正明清时期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大转型时期。社会群体作为社会结构的核心构成要素,不断与社会发生互动,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由吴琦、尤学工、冯玉荣、杜维霞合作编著的《明清知识群体的专业化与社会变迁——以史家、儒医、讼师为个案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以专业化的视角考察知识群体的变动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研究明清社会群体与社会变迁的一部力作。全书有以下特点和价值。     

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末新疆地方行政建置演变

清末新疆行政建置的演变,使新疆最终形成“道四、府六、厅十一、直隶州二、州一、县二十一、分县二”的行政区划格局,为今天新疆的行政区划奠定了基础。行政建置的调整是国家力量不断向新疆基层社会推进的结果,为国家直接治理新疆基层社会提供了有力保障。     

明代生员新论

明代的儒学生员具有双重身分。一方面,生员是正式在政府注册,并由政府官员提调、学官课业的官学生;另一方面,生员又是一种“科名”。从生员到进士,犹如科名阶梯,而生员仅仅是科举考试各级阶梯中最初的一级有关明代生员。生员是地方乡绅的一部分,而乡绅的产生、延续,主要依靠科举制度与学校制度。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适当的总结是必要的,但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须给以深入的讨论,一是士与仕,即士的理想化人格,以及科举的客观现实导致士行、士习的堕落;二是青衿与缙绅,即生员与在乡士大夫的关系;三是生员在地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及其作用。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有清一代,生员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民人,他们在收状、问讯等环节享有一定优待,但对其呈词则有加盖儒学戳记之类的诸多要求。律例明确限定了生员的呈告资格及告呈范围,并利用"五生互结"、州县官监督、教官举报等方式约束生员的活动,但制度上的规定与档案所反映的社会实际多有悖离。生员除了因"切己"之事而涉案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亲朋友邻、家族、基层等"不干己"的案件之中。生员涉案的动机虽有谋取私利的情况,但也有维护邻里、家族等小范围秩序的一面。特别是清末办团练、设公局以来,生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州县官在地方治理中的压力。州县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及生员涉案动机等因素,做出合乎情理的审断。生员诉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基层社会中官、绅、民之间的交流与博弈,也折射出清末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及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等问题。     

明清之际畲族民风的改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畲族民风由宋、元、明时的“桀骜难驯”转变为明清的淳朴温和的原因在于：首先是明朝闽粤赣边区新县的大量设置及国家教化的推行引起畲民社会结构的变化;其次是明清时畲民的定居使畲人生活渐趋安定,但其分散居住又削弱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     

从制度层面看明代国家的基层社会控制

<正>一中国自专制体制的帝制国家产生后,不断地克服来自内外的异己力量诸如宦官、外戚、相臣、王府和藩镇等因素的同时,逐渐完善自身的制度体系,增强中央控制能力,并通过不断完善的地方官僚系统这一中介,达至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这种趋向在明清时期达到了空前水平。     

“凌辱斯文”与清代生员群体的反抗——以罢考为中心

清代生员作为功名持有者和特权群体,在面对"凌辱斯文"的责罚时,往往以罢考作为回应手段,共同进退,而在地方社会中,官员也尽量避免招惹这一同质性群体,但"凌辱斯文"之事却依然时有发生。朝廷对生员群体罢考行为的惩处,经历了"严宽之变",这是伴随着18、19世纪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强弱变化而发生的转变。在朝廷语境变化背景下,19世纪士人对于士子群体罢考行为,不再噤若寒蝉,而是敢于发声,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支持。因此,可以说在朝廷的主导下,19世纪统治阶层完成了对生员群体的主动"让步"。     

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团与社会权势转移--以《江西民报》为中心的研究

地方军事化是我们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转型的重要视角,它集中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辛亥革命时期民团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地方社会军事化的形成。民团在由“民间自办”到“官督民办”过程中,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新的权力中心和新、旧社会力量重组的舞台。民团的兴起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晚清以来的地方自治进程与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格局,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     

秦汉宗族政策与基层社会治理--兼论商鞅变法离散宗族的历史内涵北大核心CSSCI

宗族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合一、国家与社会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点,宗族关系与国家权力在基层行政运行中的辩证属性,是基层社会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其功能发挥因时而异,取决于多种因素。梳理分析这一问题,是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控制、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的重要方面。秦汉是中国统一王朝建立和大发展时期,是历代统一王朝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模式的奠基时期,宗族力量与国家力量经历了分与合、合与分的历史过程,直接影响着基层社会秩序与统一国家建立.     

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

明清时代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市场机制、科举制度和人口流动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整个社会在变迁中却不断保持着动态的平衡,这不能不说与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的创造与完善密切相关。一、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的宏观模式随着朱明王朝的建立,朱元漳便大刀阔斧地推行里甲老人制度。他觉察到“奈何所任之官,一时贤否难知,儒非真儒,吏皆猾吏,往往贪赃坏法,倒持仁义,殃害良善,致令民间词讼皆赴京来,如是连年不已”①。洪武二十三年（互39O）便倡设老人制度,其着眼点在“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     

《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一书出版

苏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王卫平博士著《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一书,作为苏南发展研究丛书的一种,199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306千字,六章,分别题为:“绪论”、“江南地区城市发达的背景”、“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繁荣与市场体系”、“江南城市社会诸相”、“社会风气的变化与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作者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分析了最近十数年间日本与中国学界江南城市史研究的优长、得失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前提与条件,苏州城市职能的转变和城镇群体的勃兴、江南市场…     

明清时期湖北方志中的疫灾与救治——兼论地方社会治疫能动的内因

通过梳理明清方志可以看到,湖北地区疫灾属于典型的季节性伴生灾害,在时间分布上多集中于春夏秋季,在空间分布上主要从东部沿河、沿江等人口稠密区渐次扩展到西部,呈现东多西少的态势。过去灾害史研究论及地方社会救治时,忽略了对其能动内因的探析。面对灾害,地方社会力量能够发展,一方面与国家层面制度性指导缺位有关,另一方面,可能还与地方社会中享有"非正式权力"的群体有重要的关联。     

传统牌坊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以明清褒扬人物类牌坊为例

褒扬人物类牌坊是明清时期社会道德规范的活教材,对当时的社会思想观念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巴蜀和徽州地区的明清褒扬人物类牌坊为例,从铭文入手,分析传统牌坊的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提出在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要辩证地利用好传统牌坊文化,坚守“推陈出新”的原则,结合新的时代要求正确取舍,抛弃糟粕,吸收合理有用的内容,积极传承“为官为民”“以民为本”的思想观念,创新新时代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夯实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群众基础;转化传统忠孝观,发展新时代忠孝观;重视道德典范作用,大力塑造、凝聚新时代榜样力量,拓展群众教育形式,推进新时代良好民风民俗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

社火,或称社会,是广义的庙会之一种。它虽是一种歌舞杂耍以娱神娱人的活动①,但之所以称为社火或社会,必与“社”与“火”有密切联系。所谓社,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基层聚落,也是上古以来的聚落或土地之神,以后又延伸发展成为乡村的基层社区组织,同时,又演化成为按职业、爱好、年龄、阶层、性别、以及特殊目的等等结成的群体;所谓火,通“伙”,表示群体和众多之意,与“社会”的“会”同义②。以后渐失其本义,以“火”为红火、火爆、热闹之意,而社火也就成为一种在城乡各地年节演出的一种群众娱乐形式了③。实际上,无论是在历史…     

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以浙江乐清的瞿振汉起义为例

19世纪初以来,银贵钱贱的现象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各阶层收入减少,政府亏空严重。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廷大规模出卖科举功名。浙江省温州府乐清县由此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异途出身的生员群体。这个被指斥为“儒枭”的群体挑战了正途出身的地域政治集团,对正途士绅掌控的地方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构成了现实的威胁。瞿振汉起义实为两个地域政治集团之间的仇恨不断加深的结果。     

皇权与科举——明清恩诏科举广额考论

恩诏广额是明清科举考试中因皇帝特恩增加录取的一次性扩招名额。与生员学额和乡会试中额等逐渐成型的定额不同,恩诏广额是介于成型制度、习惯性规则和统治者的自由裁量之间的问题,显示了君主制与科举制的互动。本文旨在考察明清恩诏科举广额制度的原委及其具体实施和调整状况,以及背后因应的重大历史事件,概括恩诏广额的常例、定额和类型,探究明清两朝恩诏科举广额制度的异同与演变,以为进一步探讨明清科举制度的源流递嬗和明清政治异同,提供一特殊的观察视角。     

近代中国绅士集团转型初探

绅士是中国社会中颇为重要的集团力量.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中,它的发展变化动向与整个近代社会历史演进的轨迹是密切相关的,关于绅士的界定,学术界不曾有统一的认识.张仲礼认为绅士是有科举功名之士;有的学者则把绅士等同于“知识分了”等等.笔者认为,绅士集团既不限于科举功名之士,又不完全等同于知识分子,而是以科举功名之士为主体的具有封建身份的特定社会集团,绅士包括了生员以上的科举之士,也包括具有武功名生员以上的人员,还包括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身份,顶戴的人员(捐纳、保举等).绅士既是封建科举制,又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作为社会集团力量,在社会结构中绅士的地位举足轻重,居于社会结构体系的中心,是封建时代社会(?)但在近代社会,随着社会生活重心的转移和(?)定向的变动,社会流动非但不趋向于绅士集团反而绅士们大量向其他社会集团和阶层移转流动.绅士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均发生了空前的变动,而这种变动又可视为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