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7年南京钱庄业的兴衰

钱庄与票号、银行并称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三大金融机构。关于区域性钱庄业的研究,近年来有很大的进展,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１９２７—１９３７）的南京钱庄业,至今仍无专题论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南京钱庄业迅速发展,到１９３１年初达到顶峰,但随之又迅速衰落,跌入低谷。本文试利用所能涉及的材料,初步探讨这一时期南京钱庄业的兴衰及其原因,以抛砖引玉。 南京钱庄业起源于明代,到清代有一定的发展。清康熙、嘉庆年间,南京地方特产贡缎畅销全国,商业繁荣,为钱庄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同治初年,南京已有经营存、放款和…     

对1927～1937年农民田赋负担的思考

国民政府初期,在增加财政开支的同时,却无力开辟财源,只能单方面地求助于提高税额或增添税种,从而使农民实际田赋负担远远高于"法定"田赋负担;而临时摊派和征收过程的积弊造成的额外负担,使得农民负担更趋沉重;此外农民缴纳的税费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是不等价的。这些情形表明,1927～1937年农民的田赋负担沉重且不合理。     

1927-1935年国民政府禁烟述评

国民政府奠都之初,烟毒甚巨,国民政府贪图烟利,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之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宣布实行断禁,其实仍是做表面文章。１９３２年,蒋介石宣布在豫皖鄂赣战区推行禁烟,采用分年渐禁的办法,“收效亦是微乎其微。但是,１９２７到１９３５年,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禁烟禁毒运动──六年禁政（１９３５－１９４０年）的先导,本文将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禁烟举措作出述评,并在其禁烟动机上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寓禁于征 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不久,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１０５次会议上即形成一项决议：财政…     

试析1927—1937年国民政府内债发行的社会经济效应

本试就学界研究较少的有关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内债发行、运作及投向的社会经济效应作一分析。认为：巨额内债的发行,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生存、统一和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国民政府国家资本发展的过程中,它起到了奠基和筹资的双重功效,这对于1936年以后中国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并顺利地转入抗战阶段,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效用是有限的。内债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被用于内战、剿共的军费开支上,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而因内债发行不当派生出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银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现象所造成的资本“挤出效应”;财政与金融的“相依为命”引发通胀的可能等,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及接管措施

抗战前十年是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形成时期。国民政府一直以国家统一问题和边疆问题取代西藏的民族问题,并打下了传统治边政策的烙印。国民政府力图通过使西藏与内地在各方面融为一体的办法来接管西藏。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和措施只起到了避免西藏局势更加恶化的作用。     

中西合壁：1937年的上海

上海,4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有一独特之处：大量外国移民,城市被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两个外国租界方圆8．72平方公里,拥有超过120万移民,法国租界面积和人口都占了一半。     

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汉

1927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并在武汉度过了大革命的最后阶段。     

1927－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中国农村破产的状况进一步加剧 ,整个社会金融状况变得更为复杂 ,农村的破产与农业金融的枯竭威胁着普通农户的生活 ,城市资金淤积 ,农民丰产不丰收 ,丰收无温饱 ,农村社会危机四伏。农业危机表现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农民的借债量在增加 ,借债次数也逐年增长。据调查在河北定县五村 5 2 6个农家中 ,在 1 92 9年借债的达 1 71家 ,约占总数的 33% ,到 1 930年借债的增到 2 30家 ,占总数的 44% ,到 1 931年借债的达到 30 5家 ,约占总数 5 8%。借贷的农家一年比一年增多 ,平均每家借贷的数额也有增加之势。1 92 9年内 1 71家共…     

民国时期福建金融资本财政化现象探析——以1927-1937年为例

金融资本的财政化,实质上是指金融资本与政府财政的密切结合。近代以来,金融资本与财政的结合很早便已在福建出现,如早期的传统金融机构——票号。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到清廷被推翻,票号一直为福建地方政府垫付着部分拨解中央的财政款项,省内政府许多用款更是依赖票号以为周转。     

南京国民政府县级政权的运作机制：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县级政权运作机制开始向分职化、科层化运作方向发展.县的法律地位与组织架构较为明确,县行政体制中出现了县政会议、县行政会议、区长会议、县党政谈话会、以及各类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运作方式;县对地方事务也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决定权;县司法与县行政逐步分立.县级政权运作机制中出现的这种新因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政权组织中分权制衡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因素在实际操作层面,成效不大,因而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其现实意义.     

近代上海劳资争议治理对策初探（1927-1937）

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后,为稳定社会秩序,施行了一系列治理劳资争议的对策,逐渐形成包括治理劳资争议问题、工资问题和失业问题等内容的治理体系。尽管其成效十分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劳资冲突,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同时也体现了城市行政管理制度的近代化和先进性。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土地政策失败原因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术界对南京国民政府土地政策失败原因的研究,史料收集和整理取得进展,在深化阶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中的理论工具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立体透视。概括起来,南京国民政府土地政策失败原因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在土地改革方面的"不愿"、"无暇"和"无力"。     

1927年蒋介石下野时期的三份启事

将介石1927年下野时期,曾经先后在报纸上登载过三份启事。当时蒋介石虽然下野,但是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这三份启事也为当时的社会所瞩目。     

1927—1937年上海失业人群再就业状况述略

由于政局动荡、市面萧条、工商企业衰敝等因素的影响,1927-1937年间上海的失业形势十分严重.在失业群体中,以民族工商业的工人、职员等男性青壮年为主,其文化程度总体上较低,失业的时间较长,谋生的压力较重.他们或力图通过社会中介机构谋求就业机会;或参加各类职业培训,提高再就业技能;或在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下,自主就业.就这一时期再就业的特点而言,一是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仍是失业者在沪谋生的主要条件,同时市场化就业的趋势也日趋明显;二是就业竞争十分激烈,再就业的成功率不高;三是政府和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分工.     

试析沪杭甬铁路职工卫生事业的发展(1928-1937)

1929年12月、1930年2月,国民政府铁道部卫生处、铁道部直辖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①相继成立之后,沪杭甬铁路职工卫生事业被提上工作日程,并以建立职工医疗、防疫与体检、卫生教育等作为工作重点.职工医疗事业主要通过兴建铁路医院并划分医务区的方式开展,从初复诊人数、出入院人数、资金投入数等内容来看,可谓初见成效;防疫与体检事业主要通过铁道部和路局所颁布的各类规章将此二者确立下来,并逐渐成为一项长期制度;卫生教育事业主要通过五类具体工作,给铁路职工普及科学的卫生常识,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1928-1937年间沪杭甬铁路职工卫生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27-1937年中国的学术研究

1927-1937年是中国近代学术研究发展较快的十年,出现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中国西部科学院等一批近代意义上的科研机构,各高校学术研究水平也有较大进展.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对此后学术格局有着重要的影响.     

1927年中华书局的劳资纠纷

劳资纠纷是民国时期比较常见的一种社会问题,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因工资及待遇问题时常引发冲突,执图书出版界之牛耳的百年老字号中华书局也不例外。     

1949-1956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浅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遵照国家关于"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八字方针,出台并实施了多项侨汇管理措施:指定银行专门吸纳侨汇,将大部分侨汇划归银行经营;合理调整人民币汇率,实行侨汇优待牌价;做好华侨回国观光团的接待工作,以吸引大额侨资落户上海.其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的执行曾一度出现偏差,但在中央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上海有关部门及时调整政策,积极争取和服务华侨回国投资.上海侨汇管理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尤其是吸引了大量的投资性侨汇.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是国家侨务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中国侨汇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1949-1956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浅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遵照国家关于“便利侨汇、服务侨胞”的八字方针,出台并实施了多项侨汇管理措施:指定银行专门吸纳侨汇,将大部分侨汇划归银行经营;合理调整人民币汇率,实行侨汇优待牌价;做好华侨回国观光团的接待工作,以吸引大额侨资落户上海。其间,上海侨汇管理政策的执行曾一度出现偏差,但在中央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上海有关部门及时调整政策,积极争取和服务华侨回国投资。上海侨汇管理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尤其是吸引了大量的投资性侨汇。上海侨汇管理政策是国家侨务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中国侨汇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1927-1937年蒋介石抗日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蒋介石有无抗日思想,这个问题已没有争论的必要,但他的抗日思想形成于何时?有何特点,仍有值得探讨之处。在抗战胜利50年的今天,在两岸关系和解的时代,讨论这一问题,有其一定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