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南洋华侨机工对军事物资补给的贡献

论文根据"南侨机工"历史档案资料和20世纪30年代南洋报章等资料,考察抗日战争时期南侨机工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军事运输活动,包括南侨机工的返国过程和运输环境、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对南侨机工的管理与安排,以及南侨机工在西南地区的军事物资运输情况。通过对南侨机工在中国运输活动的研究显示,南侨机工在中国抗战期间,是国民政府兵工署物资运输的主要承运者,承担了滇缅公路畅通时期最为繁重的军事运输任务。南侨机工不仅将国外援华军事物资接转至云南滇西一带,而且还承担军事物资运至前线的任务。正是因为南洋机工的努力及高效的运输确保了中国战场所需的军事物资及时得到补给,从而使相持阶段的战争得以持续。南侨机工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南侨机工回国抗日史》

秦钦峙、汤家麟撰写的《南侨机工回国抗日史》一书,1989 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运用大量档案资料和调查访问资料,翔实地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华侨选派3200名汽车司机和修理工,回国参加运输抗日战争物资的历史。此书对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历史背景、动员组织过程、在滇缅公路运输战斗中的英雄事迹,他们为祖国抗     

战后滞留柳州南侨机工的复员遣送

正知道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抢运大批抗战物资事迹的人很多,却鲜有人知南侨机工与广西也有颇多渊源。柳州一度成为南洋华侨集散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沿海重要城市和港口大多沦陷,中国与外部海路交通几近中断。1938年底,连接昆明和缅甸仰光的滇缅公路建成通车,成为联系中国和外界的"抗战输血管"。得知祖国需要大量汽车司机和修理人员,南侨总会于1939年2月7日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驾机人员回国服务》的通告,共有3192名南     

滇缅路上建奇功——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实

抗日战争期间,32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以下简称南侨机工）胸怀崇高的爱国情愫,在抗战中为挽救中华民族,吃苦流汗,血洒滇缅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47年11月30日,马来西亚雪兰莪华侨筹赈会为了表彰和纪念华侨机工们的爱国精神,特地在吉隆坡广东义山亭为殉难机工建立了一座纪念碑。     

《南洋华侨机工研究(1939—1946)》出版

正夏玉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47.8万字,99元夏玉清著《南洋华侨机工研究(1939—1946)》一书,以保存在云南省档案馆、台北"国史馆"的"南侨机工"档案为基础,利用南洋《总汇新报》《南洋商报》《槟城日报》等报刊资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和南洋华人社会支持祖国抗战的时空背景下,重点考察与介绍了"南侨筹赈祖国总会"的动员与     

蔡若水先生对“南侨机工”的调查研究

“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当年组织的一支抗日队伍。1939年,为支援祖国抗战,保证抗战时期中国大西南对外交通的唯一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的畅通,在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3000多名热血沸腾的南洋华侨机工（汽车驾驶员、修理工）毅然回国,担负起滇缅公路抗日军运任务。他们冒着敌机的空袭,在地势险峻、气候多变、瘴满袭人的崎呕山路上夜以继日地抢运军用物资和兵员,抢修车辆,培训抗日急需的驾驶员、修理工,用自己的汗水、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章。战争中,有10…     

南侨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南侨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郭戈奇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豪迈地称之为“革命之母”的千百万华侨,具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继对辛亥革命贡献之后,又在抗日战争时期谱写出爱国主义的辉煌篇章。南洋华侨历来有关心祖国的安危的强烈的爱国主...     

新加坡学者访问原滇缅公路南侨机工

以陈共存先生为团长的新加坡学者访问团一行四人(其他成者是魏维贤、崔贵强和林孝胜三位学者)在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郑民等陪同下,从11月4日起,在云南原滇缅公路沿线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访问团在楚雄、下关、保山、芒市、宛町、瑞丽和昆明等地与原南侨机工进行了座谈。     

南侨总会对中国抗战的贡献——以招募机工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期间,军事物资的补给是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外国援华军事物资的运输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中国缺少技术优良的汽车驾驶、修理等技术人才,国民政府请求"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协助在南洋华侨青年中招募这些人才。1939年3月至10月,以陈嘉庚领导的该会动员和组织南洋华侨社会资源,为中国遴选3192名汽车司机、修机等技术人才,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胜利受降亲历记

我是湖北红安人,早年毕业于湖北省立师范,后投笔从戎。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研究室上校主任,后任国民党武汉稽查处处长,海军总部情报处处长。1950年去台湾,历任“台湾宪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海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防部”总政治部副主任、“台湾警总”副司令、“法务部”调查局长等职,1988年退休。抗日战争期间,我亲身参与了华中战区的受降工作,特追记其事如后。     

陈嘉庚1938年给国民参政会的提案

1938年10月26日上午,正在重庆紧张筹备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的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收到著名侨领陈嘉庚先生的电报(“有电”)。其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因忙于刚组建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工作,不能出席10月28日在重庆召开的     

著名爱国侨领李铁民

著名爱国侨领李铁民先生(1898—1956),本名鍢,字原周,笔名半鳏,曾任“南侨总会”秘书、民盟马来亚支部代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暨宣言起草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副主席等职。他的一生,是追求     

战斗在滇缅公路上的海外赤子——我所知道的南侨机工往事

抗战时期,为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滇缅公路上急需大量汽车司机和修理工。这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向祖国伸出了救援之手。1939年2月至9月,响应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号召,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的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机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毅然回国,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他们辗转于滇、黔、桂、湘以及缅甸、印度等地,为抗战提供后勤保障,滇缅公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血肉长城”。年轻的华侨机工们用自己的技术、汗水和鲜血,打通了抗日物资运输的生命线,将青春和生命无私地奉献给祖国,以1000多名青年机工长眠在祖国西南红土地为代价,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抗日战争:八年还是十四年?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抗日战争史本身遭遇到猛烈冲击。刮起了一股强风———“十四年抗日战争”之风,要吹掉八年抗日战争,否定八年抗战。有人到处鼓吹“中国的抗战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并说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有人说得更干脆,这个问题“十年前就已解决”,好像“八年抗战”已铁定为“十四年抗日战争”所取代,再也不容置疑。然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可疑的。“早已解决”之说可疑。“绝大多数共识”之说可疑。“十四年抗日战争”之说本身也可疑。这个问题很大,需要开展一点讨论,以辨明是非。八年抗战:一个特…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讨论抗战史料的搜集整理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讨论抗战史料的搜集整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于１９９４年５月在河北省承德市举行了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史料研究工作者５０余人。有１１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其中包括以“抗日战争文献资料与抗日战争史研究”（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历史系张...     

黔南事变与独山深河桥

二十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抗日战争．发生了三次事变。第一次是日本拉开侵华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第二次是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七七事变”：第三次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黔南事变”。     

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统战策略的变动

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最彻底的苏维埃革命。停止了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甚至不得不佩用上国民党军队的军装帽徽,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并接受蒋介石的“指挥”。这毫无疑问是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     

旧中国“号外”报出版轶事

“号外!号外!”“买号外!买紧急号外!”现代人经常在影视里看见这种报童叫卖号外报的画面。在旧中国,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大城市的街头,这是人们经常随时可闻的一种市声。在战争年代,一般的市民都很关心时局,特别是做生意的人,更懂得时局的张弛对物价涨跌的影响,因此他们非买“号外”不可。     

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这是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图)捐献者为第五冶金建设公司退休老工人张祥麟,现藏成都青白江区彭家珍大将军专祠文物保管所。兹说明如下: (1) 照片内容为慰问抗日战争出征将士家属留影。地点在成都。时间是1938年7月抗日战争周年。 (2) 前坐一老一少两人,当为出征将士家属的主要代表,姓名未详。后面及两侧的人群,有出征将士亲属,有慰问者。上方大的布质横标写的是“大声社慰问团”。横标之下的右方三角旗上写明“成都大声抗敌宣传队”“慰”问“抗战军人家     

陈嘉庚的延安、重庆两地行

1940年,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为了慰劳祖国抗战军民,亲自组织并率领南洋各属华侨筹赈会回国慰劳团（简称“南侨慰劳团”）,对重庆和延安等地进行了实地慰劳考察。通过对战时国共两党的近距离观察,陈嘉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表现大失所望,对共产党毛泽东的做法则大加赞赏,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并据此在战后作出了正确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