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香山买办

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买办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上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特别是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多次提及买办的性质特征,将其列为革命的对象,称为买办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因此,买办长期处于被批判、被否定的地位,直至本世纪初出版的不少权威著作,仍持这一观点。例如,认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和外国资产阶级结成直接的人身雇佣关系或直接的资本合作关系;他们处在投靠、勾结和支持外国资产阶级入侵中国的帮凶者的‘地位’。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操纵、指使和庇护之下,发挥为外国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方式’以积累自己的资本”。     

广西近代化进程中的老桂系时期

以陆荣廷为首的老桂系1911年底在辛亥革命中上台,统治广西13年,1924年被新桂系推翻。这13年构成了广西近代史上和广西近代化进程中的老桂系时期。     

近代政府与商人的动态互动——从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举办蚕茧丝绸展览会透视

近代中国国货运动是一项涉及政治权力、经济发展、社会交流、外交事业和科技展览的综合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发展、改良国货的团体,既有政府主导的,也有民间商人自发组织的,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为其中之一。本文试图以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为赴美参加丝绸博览会而举办的蚕茧丝绸展览会为例,来透视近代政府与商人的动态互动关系。     

评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

评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王先明评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王先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是一个过于巨大的难以一时全面把握的认识对象。因此,要具体地把握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征,就必须选取一个切口,由此切入近代社会的深层,窥视...     

贵州近代化进程中的周西成学术座谈会掠影

7月18日,由桐梓县政府、贵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专业委员会、贵阳市志办、桐梓县政协联合举办的“贵州近代化进程中的周西成”学术座谈会在桐梓县举行。贵阳、遵义、桐梓等地有关领导、专家学者5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先是开幕式,开幕式由桐梓县政协副主席周传俊主持,县政协主席赵再权致开幕辞。县长罗其方介绍县情,贵阳市政协副主席杜云峰讲活;开幕式后转入学术交流,学术交流由贵阳市政协办公厅副调研员杨立成主持。会议对周西成任省长期间对推进贵州近代化的作为形成了共识,对进一步研究周西成开了头、起了步。会…     

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论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这是向前看得出的认识。宋元变革论则向后看,从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走向。宋元变革论,准确地说是南宋至元变革论。本文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并且在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基础上,从科举登第后士人命运的角度切入,指出制度上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产生的流弊,加之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选人这一低级官僚的层面。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多元化。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引领了社会转型。文化下移,教化普及,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通过对时(南宋)、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动的考察,来俯瞰中国如何走向近代的轨迹。     

桥梁——南京从秦淮河时代走向长江时代的见证

一、建国60年来。南京的桥梁建设数目倍增,规模、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桥梁是道路跨越江河的彩虹。山环水抱,江河纵横的古城南京,在东吴时即建有南津桥,一直沿用到陈代,现存年代最久远的是南朝著名的古溪大桥,除栏杆外,仍保持原状,已有1500多年历史。南唐时遗留的镇淮桥、内桥、北门桥,亦堪称千年古桥。     

从“地摊时代”走向品牌时代

正上世纪80年代的市西路,几乎是杂牌货甚至是"崴货"的代名词。从"地摊时代"走向上世纪年代的市西路,几乎是杂牌货甚至是"崴货"的代名词。从"地摊时代"走向品牌时代,成为了市西商人们经商的策略。如今活跃在贵阳大街小巷的各种品牌专营店,代表的正是一种市西商业符号品质的延伸。     

“贵州近代化进程中的周西成”学术座谈会综述

2006年7月18日下午二时半,“贵州近代化进程中的周西成”学术座谈会在桐梓县政协三楼会议室隆重召开。贵阳、遵义、桐梓等地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政协、史志单位的工作人员共5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桐梓县政协周传俊副主席主持。县政协赵再权主席致开幕词,他指出,这次学术座谈会的召开是桐梓县文化建设上的一件大事,出生在桐梓县的周西成,在其一生中,为贵州地方确实办过一些实事。而挖掘与周西成有关的历史文化资源,于今天的社会仍有着现实意义。桐梓县近年来围绕周西成做了一些工作,通过这次研讨会势将把这方面的工作推上一个新…     

近代上海银器中的中外情谊

正近代上海,是旅华外侨最集中的城市。以1942年为例,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外侨超过86000人。~①当时,公共租界华人人口超过150万,接近外侨人口的30倍。外侨与华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和谐相处、友好往来的温情画面,但后者常被忽略。上海中外人士交流、交往中,常互赠礼物表情达意。近代上海银器曾经是中外居民社交中最常见的礼物之一。1970年开始,作为中外互赠礼品的近代中国银器逐渐引起国内外文博界、收藏界关注。1975年美国H·A·Crosby Forbes等人所著《中国的外销     

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重要收获——《上海总商会史》读后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徐鼎新先生穷五年之辛勤努力,和他的同事钱小明先生共同完成了36万余言的《上海总商会史》一书,并于1991年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作为“学者书库”之史丛第一辑出版。多承厚意,远遣寄给我一本,并要我写一点读后感。他在信中郑重声明:不要“溢美”之辞,只要求“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要求指出“论证中的疏失和不足”。我感谢徐先生的盛情和推重,对他在学术研究中的谦虚精神和审慎态度,尤其表示钦佩。     

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

本文围绕着对洋务企业中一个活跃群体即江南绅商崛起过程的细致分析,对学界此前观察中国近代绅商阶层的起源和中国近代工业化兴起进程的视角和进行历史定位的方式进行了反思.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两个历史事件决非是仅仅构成宏大叙事的重大事件,而是都包含着由冲击与回应、传统与近代、内因与外因、整体性与地方性等一系列二元关系发生复杂的交织和互动而形成的实践逻辑,也只有综合运用宏观与微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视角,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这样的实践逻辑.     

从上海时代印刷厂到北京新华彩印厂

一上海时代印刷厂是一家私营的小厂,连老板邵洵美和经理盛毓贤,总共24个人。上海解放是在1949年5月。解放没几天,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到厂门口贴告示,随后,市文化局局长带领军管     

美国郊区化进程中的黑人种族隔离

20世纪初以来,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是美国黑人人口分布的主要特征,这与以白人族裔为主的郊区化模式迥然有别。学术界对美国黑人在大都市区中空间分布独特性的认识,大多立足于当代城市社会生活的一般特性,种族区隔反而被视为空间分化的次要因素。对美国郊区空间分化过程中黑白族裔互动的考察,尤其是1970年代前后美国郊区空间与住宅市场分割与空间反歧视运动的开展,可发现黑白人口分布反差与种族隔离有直接关联,并形成与政治、经济、社会分层交替结合的外在表征,从早期的政治经济因素到后期的社会经济因素,区隔变得越来越隐蔽,黑人人口空间分布模式有结构化趋势。     

民间“造币厂”——近代上海银炉

银炉一业历史悠久,据史籍记载,我国殷商和西周时期已有金银制品．包括首饰和用具。战国时己出现金银匠——制造金银制品的手工艺人,秦汉尤甚,其中多宫廷豪门私养的工匠。魏晋南北朝时私养金银工匠之风大盛,多次被各朝政府严禁无效。同时出现自营的金银匠,产生了金店、金市和金玉肆。唐朝经济繁荣,许多流动的金银工匠店肆发展成自立门面的金银铺,     

晚清政治格局及权力结构的变化与近代化进程

晚清政治格局及权力结构的变化与近代化进程陈今晓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变化之一是中国开始对近代化的探求。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外力与内力的相互作用下,清朝传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具有改革意识的新的政治派别崛起的条件下起步的。近代化的每一重要环节...     

国家税政的民间参与——近代中国所得税开征进程中的官民交涉

晚清至民初所得税一直在筹备试行,然频遭民间反对未竟完功。至1936年,国民政府为筹备抗战财政,强力推行全面开征。在此进程中,国家与民间就税收开征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不断交涉,其中以1936年前后最为激烈。国民政府通过党政体制对所得税进行立法,社会各阶层则通过报刊舆论、上书请愿、团体呼吁等方式表达诉愿。商人、自由职业者等纳税人阶层在职业团体统筹下,要求政府暂缓征税或修法减征。学者、媒体亦各本立场,发声参与。行政院、财政部及立法院等官方机构对社会予以正面回应和解释,同时开动宣传机器争取舆论支持。纳税人基于纳税义务而生的权利意识有明显增强,民间的税权表达对税法修改和税政实践有所影响,但官方之既定决策未受动摇,依然掌控着税收的开征权。在征税方与纳税入以法定职业团体和舆论空间为基点共构的交涉机制中,民意表达内化的制度渠道仍然缺乏。     

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以近代民族棉纺织业为例

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突发式”的产生,以及乡村棉织业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民初时期,棉纺织业成为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的“两栖”行业,成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二元模式的典型。二元模式中既存在着竞争,也存在着互补,但互补构成两者间关系的主导面。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的过渡具有渐进性和渐近性,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必须抓住这个规律,坚持走移植与嫁接并举的二元工业化道路。